長沙市湘劇保護傳承中心創作演出的湘劇高腔《蘇秀才》，生動地敘述了一個起始于大革命時期、在湖南農民運動與國共兩黨斗爭背景下展開的蘇偉才、王剛、蘇子軒、秀姑等人之間數十年的恩仇故事，通過他們對往事恨怨的反思與化解，表現了丟棄前嫌、登高望遠、一切回歸與統一于民族復興大業的主題。顯然，這是—出立意新穎別致、創作思維有所突破、人物性格鮮明、富有戲劇性和人生滄桑感的好戲。
反映我黨領導下的農民運動與人民革命斗爭題材的戲劇作品可謂多不勝舉，但今天當我們面對這類題材，創作思維還只是停留在鼓動革命與暴動的層面，僅僅歌頌“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革命英雄情懷，或者演繹“革命就是一個階級勝利了，另一個階級失敗了”這一顛撲不破的歷史真理，已經遠遠不夠了。我們在新的時代環境中，理所當然要有新的展示和新的思考。難能可貴的是，湘劇髙腔《蘇秀才》的創作定位能夠著重于對歷史進行反思，努力探求人性的開掘與文化的提升，積極化解因歷史緣由糾結而成的階級恩仇和個人恨怨，服從于民族最高利益與民族和解精神，共同為中華民族的復興與崛起貢獻自己的力量。
在《蘇秀才》中，劇作家著力塑造了蘇偉才（即蘇秀才）、王剛、蘇子軒這三個具有不同社會文化心理的人物形象，他們因擁有不同的價值觀念和人生目標而互為參照對比，在尋找救M救民、民族解放與復興的道路上印刻下不同的心路歷程，且為不同的信仰和相抵的生活追求而產生激烈的沖突與碰撞。在他們身上大致反映了這一歷史時期幾種較有代表性的人生觀、價值觀擁有者的不同命運。
其中，蘇偉才是塑造最為成功的人物，這是中國農村積極接受傳統文化教育的底層文人形象。過去時代，中國傳統文化能夠一代代在民間傳承、延續,則完全是依靠他們的存在。他從一個開始對革命不理解甚至懼怕、抵觸到被動地接受并同情革命，以至于為自保而?！芭啤?，純粹是無意識地卷人了國共兩黨斗爭的政治旋渦，并不知不覺加人了保衛革命的陣營；又因與王剛的私交甚篤而積極援救，由此獲罪“一起上路”；不料經此生與死的“洗禮”后，他心境大開，反以與革命者共赴刑場為榮；終于，“不死”的秀才也堅強起來，與秋姑一起定計智除叛徒，為王剛痛快地報了仇。綜上,劇作家不僅清晰地描繪出他在政治傾向上的令人信服的有層次的變化過程,而且我們也看到作為藝術形象的他的性格心理自然的成長發展軌跡。尤為意味深長的是,蘇偉才雖然對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他的人生觀、價值觀也隨之悄悄地發生變化，但他始終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共產主義者，指導他做人處世的思想理論基本上還是傳統文化和傳統道德,但他的“被”參加革命，正說明了歷史的大潮和人心所向,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革命運動所具有的正義性及其強大的輻射力與凝聚力。經過著名湘劇表演藝術家曹汝龍褚心塑造，善良、本分、梗直又有點迂腐，詁有正義感又有點膽小怕亊,笨拙又有點狡詰,這么一個孔孟之道總不離口、傳統道德才是支配他一言一行的粘神力:的舊時代的教書匠，便栩栩如生地出現在觀眾面前。
著名湘劇演員羅智勇扮演的蘇子軒卻是更令我們饒有趣味的人物，這是一個不同于過去舞臺上同類人物的新形象。羅智勇賦予人物更多“這一個”和人性化的思考，因而使其愈加具有獨特的個性色彩和復雜的人生命運。必須強調的是,劇中的蘇子軒不是一個十惡不赦、反動透頂的惡棍，也不是無情無義、品質惡劣的政治流氓。首先，他原本是一個留學歸來、滿懷救國救民熱情參加北伐革命的熱血青年，先因戰場上勇敢無華畏而與王剛結下生死之交，后又因殺父之仇而投人國民黨反動派陣營。蘇子軒與王剛之間的沖突并非出自個人品質的善惡不同，更多被決定于兩人政治信仰的對立。作為那個時代的進步青年，他們都在尋找救國救民、爭取民族解放與強大的正確道路，不同的是，王剛認定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救中國，而蘇子軒卻認定只有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
蘇子軒的悲劇性就在于他是一個有良知、重情義的文化青年，所以，當現實中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與他起初美好的想象發生矛盾時，便會引起他極大的閑惑與懷疑，以至于難以接受甚或引起精神上的折磨和靈魂的自我拷問。而當他冋鄉為民“剿匪除害”卻面臨的是民眾的冷遇與敵視時,尤其當他的救命恩人、最敬佩的人才王剛如今卻成為他所耍剿滅的“匪首”時,這些都不能不引起他的思索與不安。在生死面前,王剛毅然放棄了他好心提出的各種能夠活命的辦法,甚至放其逃命也遭拒絕，使他不能不深感“世事弄人”。王剛的寧死不降不僅引起他未能相救而感到內心的痛苦與愧疚，王剛的慷慨就義與死前對革命理想終將實現的堅定不移信念，也促使他對A己所從事的事業的“正義性”發出疑問，尤其是動搖了此前他對“黨國”所謂的“忠貞不渝”的信仰正因為他的內心深處這一變化,所以他在下一場追查農工政府牌時，由衷感慨“想殺的不能殺，不想殺的乂不得不殺”，于是會那么堅決地除掉了殺父仇人暨出賣王剛的叛徒姚一彪，最后也才會真誠地向蘇偉才iff求，要取走王剛留下的一只鞋，也好當作自己的心中念想。
蘇子軒，作為一個舊時代誤入歧途但良知未泯的文化青年，顯然，王剛之死始終是他心中深藏的一片陰影，也是他人生漫長的心路歷程上的一個重要糾結點?？少F的是此后他并沒有自暴自棄，他是在不斷地調整自己的人生航線，仿佛用耗費一輩子生命的代價去尋找屬于自己的精神家園。為了民族存亡，常德保衛戰中他獻出了自己的一條腿；解放戰爭爆發，他決然退出內戰……說不盡的世事滄桑，經過數十年的徘徊與彷徨,他終于回到家鄉的大樟樹前,來了卻自己這一生最后的心愿，向他的王剛兄弟在天之靈傾訴自己是如何彌補與救贖過去；告慰他，自己的人生也有光彩與有價值的一面。當最后，蘇子軒終于找到了人生的歸宿，即投身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事業，也就是找到了自己尋覓一世的精神家園，實現了自己人性的最終回歸。從蘇子軒的一生可以引起我們對于人的生命的價值意義的哲理性思考，從他曲折的命運中我們能夠感悟到人生的“反復多磨難”和人性的“善惡一瞬間”，確實耐人尋味，給我們深刻的啟迪。顯然，這一藝術形象在文藝創作領域無疑具有新的嘗試性和探索性意義。
王剛是本劇的關鍵性人物，也可以說,一切皆由他而起，所有人物都圍繞他而動作。這位木匠出身、投奔革命的共產黨人，在北伐A潮時回到家鄉開展農民運動，建立蘇嶺農工民主政府；大革命失敗后，又拉起隊伍開展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武裝斗爭。在他身上，首先，我們可以看到，不僅擁有堅定的信念和信仰，對黨忠心耿耿，而且對敵斗爭老練而機智’在敵人面前大義驤然，寧死不屈。其次，由于自身來自底層，與勞苦大眾有著天然的親和感，善于與群眾打成一片，發動與組織群眾運動。特別是對蘇偉才、秋姑的關懷和幫助，他們之間巳經形成特殊的很深的真摯情誼。再之，劇作家除了突出他的政治品質與階級情感之外，也還賦予他某些如幽默、調侃等個性色彩以及準確掌握政策的領導能力，如在群情激奮形勢下說服大家合理對待蘇子軒，及時埋葬蘇偉堂等一些人性化的行為。當然，相對而言，王剛的性格還可以更為鮮明生動、更多一些獨特的個性色彩，自身的革命英雄主義境界也需要有一個成長成熟的過程。
我們特別贊賞劇作家對最后一場匠心獨具的設置。這是了結全劇基本沖突的需要，也是提升全劇主題之必然，如此便使得劇的主題從歌頌暴力革命的政治層面提升到呼喚“和解”的民族精神的文化層面。雖然前戲已經向觀眾展示了劇中人物不同的人生和命運，但是劇中人都各自有著未了的心結。蘇子軒終究要找到自己的梢神歸宿，需要為當年的承諾向他的“王剛兄弟”有個交待；蘇子軒一日不歸，作為時刻牽掛他的族叔與老師蘇偉才的心結便不會了 ；而秋姑的心結則更是了之未能，她日盼夜思的就是要等著蘇子軒來給她的“木匠哥”磕頭認罪。因此，他們都不甘心如此般留下自己人生的遺憾，這便在戲劇結構上需要有最后一場來解開劇中人的心結；而觀眾也熱切期待著他們真正解開心結的那一天的來到。果然，通過“斷腿真相”的揭示所形成的情勢上的“突轉”與“發現”，人們得以重新認識了蘇子軒生命中陽光的一面，隨著人性的升華與融合，全劇推上了情感的高峰，劇中人終究要回歸與統一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中。這歷史上恩恩怨怨的最終化解，確能給人一種溫情、寬容、接納的宗教般的感動。它啟示我們，不管多大的歷史風雨過后，只有實現精神的和解，我們的民族與社會才能繼續前進。
值得一提的是，《蘇秀才》一劇還擅長于運用道具、歌曲等具象性事物，貫穿全劇，賦予它豐富的內涵和象征性寓意，因而轉化為一種藝術意象，可以起到隱喻與點題的作用，強化觀眾的印象，增添場面的藝術感染力址，例如貫穿全劇的那塊農工民主政府的牌,它是用原來地主蘇偉堂家祖傳功德脫改制而成，由此引起雙重意義的斗爭,它不僅因是革命的象征物而圍繞它產生了許多精彩的場面，成為一條核心的情節線；而且又因是蘇家祖傳圣物和牽系家族榮譽、興旺的命脈式重要憑證,蘇子軒于私更要千方百計地找回它。故倘若沒有這塊牌的貫穿，也就不會再有寫牌、藏牌、搜牌、護牌、審問追牌、查牌除奸等戲劇性的場面出現了；試想如果真的那樣，本劇的情節中還會有多少吸引人的看點呢？
又如貫穿全劇背景的那棵古老的大樟樹，它枝葉時繁時疏，在不同環境與事件中承擔著不同的任務，體現不同的含意，闡發著多層面的意蘊。首先，它是歷史的見證者，目睹著蘇嶺這小小世界的歷史滄桑變遷，樹的枯盛榮衰的變化隱喻著政治風云的變幻不一和人世間的榮辱無常。同時它又是政治的晴雨表，在每一場戲的具體時空中都寓示著本場戲的政治氣氛的緊松張弛,預告著矛盾沖突與人物命運的走向。
大樟樹有時候又成為象征著一種精神力量的意象，以此承擔著以物點題的功能，隱喻著全劇的題旨。例如象征著天地正氣，象征著生命的生生不息，象征著共產黨人堅強不屈、視死如歸的革命精神，象征著中華民族不畏艱難困苦、頑強崛起的民族精神；也可以作為人們借以得到的精神源泉、取得慰藉與溫暖的人生歸宿與精神家園等等的物化替代；因為王剛正是犧牲在大樟樹下，因此它又成了王剛這個人的化身。見樹如見人，人們便把對王剛的感情轉移到大樟樹上,經常向它傾訴心思，向它進行祭奠憑吊。
它始終存在于舞臺上，夸張地地屹立著，頂天立地、髙大粗壯、盤根錯節，給人強烈的視覺沖擊，因而形成了凝重的滄桑感和歷史感。第六場的后半部,借助于大樟樹的舞臺形象，推出了一種詩化的意境，給觀眾內心以無言的顫栗與餛撼,并從中得到了審美的滿足。
再如，在劇中出現多次的那首富有時代特色和深刻寓意的歌曲《打倒列強》，這一源自歐洲的兒歌曲譜，被套用上中國內容于北伐戰爭，并流行大江南北，已經成為那個時代的標志性歌曲，一種特殊的藝術符號，當我們一聽到它的旋律和歌詞，馬上就會聯想起那個血與火的年月。首先,在開薛時的湘劇高腔前奏曲中糅人了《打倒列強》的音樂旋律，它立刻將觀眾帶進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時代，并寓示肴該劇的政治文化背景與主題走向。其次，在王剛與蘇子軒兩次見面的不同境遇中，他們都會意地唱起這首歌，表達了不同的目的與含意。誠然，在這兒,《打倒列強》不僅象征著兩人的生死戰友關系，而且是他們兩人感情交流與互動的工具。不僅如此,我認為在本劇中，它還是國共兩黨合作的象征，歌詞內容正是反映了中華民族進行反帝反封建、爭取民族解放與復興斗爭的共同任務。而這也是劇中人物之間最后實現民族和解的政治基礎、共同語言和共同事業。非常巧妙的是,這首歌曲在不經意中起到了藝術的點題作用，正可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
此外，多次出現、貫穿全劇的一雙新布鞋，即使只是一個細節性的道具,卻也揭示了人物之間各不相同的不盡的情意：先是蘇偉才見王剛鞋破，囑秋姑做新鞋送王剛，王剛被捕，蘇子軒乂把搜到的鞋托蘇偉才轉交王剛，并勸王剛自首。王剛臨刑前復將鞋反送還蘇偉才；這雙鞋，在王剛犧牲前，主要體現蘇偉才、秋姑與王剛之間深厚感悄；而它的特殊象征意義的出現卻主要在王剛犧牲后，新鞋成了王剛的替代與置換，即見物思人，見物如見人。對秀才夫婦來說，這意味著必須繼續走完革命征程，完成王剛未竟之事業。對蘇子軒來說，卻是心有愧疚，留著鞋當作一個念想。最后一場,這雙鞋又成為牽系與化解劇中人歷史恩怨的見證。
湘劇髙腔《蘇秀才》在表導演、舞美、音樂等方面也都成績不俗。畢竟經過多年的打磨，我們能夠感覺到它正在日趨完善與美好。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它就已經無瑕無缺了，“十年磨劍”、“精益求精”是一切藝術作品走向成功的必經之路，這就更需要我們加倍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