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父子親情異化”問題的提出
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出品的日本動漫有一個共通的現象,即無論動漫作品是基于何種題材表現,其主人公普遍都會出現“喪父”的情況,著實耐人尋味。如1986年《圣斗士星矢》中的星矢\\(喪父\\)、1996年《犬夜叉》中的犬夜叉\\(喪父\\)、2003《銀魂》里的坂田銀時\\(喪父\\)、2008年《黑執事》里的夏爾\\(喪父\\)、2010年《火影忍者》里的漩渦鳴人\\(喪父\\)等等?？傊?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作品開始,日本動漫中的人物大多是“父親已故”或“父親作用受限”,質言之,這是“父子親情異化”的具體表現。
單從動漫作品細致的劇情來看,這種“父子親情異化”的設定似乎是極具劇情推動力的。宮崎駿和吉卜力工作室在1986年的開山之作———《天空之城》便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主人公巴魯的父親生前因為相信“天空之城”的存在而一直被人們當做騙子,最終在失意中死去。而女主角希達唯一具有血緣關系的父輩角色穆斯卡,卻是一個殘忍冷酷的反派,最終也慘死在兩位主人公的手里。兩位“父輩”角色在此所產生的“反面推動力”,無疑成為了幫助巴魯和希達兩位主人公找到“天空之城”和實現純真愛情不可或缺的催化劑,而他們的死,也為整個故事畫上了圓滿的句號。如果說《天空之城》中所表現的這種“父子親情異化”程度過于淺顯,那么對此刻畫更為細膩和深刻的作品則非日本20世紀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動漫《新世紀福音戰士》莫屬。
整部劇中充斥著父子間的矛盾,他們之間的爭吵甚至比與侵略地球的“使徒”對決還顯得重要。最終,偏執的父親碇元渡不僅未能利用兒子實現自己蓄謀已久的秘密計劃,反而被兒子真治所駕駛的“初號機”\\(動漫中的機器人\\)在憤怒的狀態下咬死,而真治也因此得到了解脫,認清了自我?！缎率兰o福音戰士》對少年真治“弒父心理”的創造性描述,掀起了90年代日本動漫“父子親情異化”表現的一個高潮。從此往后,這種極端的創作傾向在日本動漫中表現得愈加直白和露骨,從“父子決裂”到“手刃生父”的情節屢見不鮮。
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說:“我們對悲傷的同情感比對快樂的同情感更為強烈?！睆男睦韺W上講,同情弱者的過程,本身就可以給人帶來一種滿足,并更容易讓弱者被接受。的確,年幼的主人公無法得到父親的幫助或陪伴,在種種羈絆和磨難中逐漸變得堅強起來,這似乎是所有青少年都喜愛的勵志情節。從另一個角度看,觀眾為了跟進劇情的發展,將始終處于被動接受的狀態,對動漫主導意識形態中的種種“喪父”、“弒父”、“反父”等話語進行認同。如果將動漫主人公的家庭關系本身就設計得很和睦,反而會使觀眾覺得這樣的劇情似乎少了點什么。因此,在動漫作者與觀眾之間,這種“父子親情異化”話語在唯美畫面中被不斷美化,并被賦予了很強的合理性。
2 “父子親情異化”與“弒父情結”的關聯
說到文藝作品對父子關系的各類“異化”表現,不得不提到西方文藝作品中時常敘述的“弒父情結”。那么當代日本動漫的這種“父子親情異化”,又與西方文化中的“弒父情結”存在何種關聯呢?從某種意義上說,西方文化中時常出現的“弒父”話語其實是人類在特定的文化氛圍之中,潛意識“弒父”欲望的一種象征性表現。[1]
在表象上,它既可以直接表現為“子”對“父”的殺害,也可以表現為“反父”或“叛父”的一種“子文化”心理。人們在這種心理狀態下形成的無意識沖動或無意識組合,即為“弒父情結”。
在古希臘悲劇《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用不屈的個人意志與“殺父娶母”的悲劇命運進行抗爭,卻無法擺脫個人反抗命運時必然失敗的結果。這一主題在西方文學中的反復出現,無疑折射出了西方近代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對封建權威和專制思想的反叛。俄狄浦斯所體現出的進取精神,以及它對傳統“父權”文化的反抗意識,在核心思想上是與西方近代“自由、平等、民主”的自由主義社會意識形態相一致的。從起源上講,無論是“弒父”思想,還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其實都形成于西方的宗教文化之中。
在中世紀,基督教教會在世俗權力、思想、宗教等各個領域均建立了絕對權威,同時也確立了上帝在人類精神、心靈和信仰世界的至高無上性,這實質上也宣告了父權統治的確立。于此同時,上帝作為一個“最完美的父親”,是所有父親的原型,他處在一個絕對的位置上“負荷一切、充裕一切、維護一切、創造一切、養育一切、改進一切”[2]5-9。而世俗的父親作為凡人,卻是不完善的、有缺陷的。
因此,當子輩在現實生活中遇到困難時,他們更愿意單獨與神圣的天父溝通。子為了追求永恒,可以放棄、否定世俗的父親,這樣,西方的宗教文化就為“子”之“弒父”提供了堅實的心理基礎。在隨后的文藝復興和英法資產階級革命等帶有啟蒙性質的運動中,“父權”至上的封建制社會意識形態逐漸瓦解,人文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潮漸次盛行。這種個體意識的覺醒,也意味著一種“子文化”的誕生,西方文學中的種種“弒父情結”,在這一時期達到了一個高潮。因此,“弒父”型的父子關系及“弒父情結”深刻地影響并貫穿了整個西方文學史,成為西方不同時期文學作品的重要母題之一。
在對“弒父”的表述方式上,自從弗洛伊德首次發現人類“弒父娶母”的欲望,并將它歸為“潛意識”、“無意識”以來,無論從心理學到文化人類學、還是從傳統的文學批評到女性主義理論,“弒父”話語的出現都帶著一定的合理性和無辜性。早在古希臘戲劇的“弒父”起源之作《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的“弒父娶母”行為就是出于完全不明真相的情況。而這種“子”對“父”反抗的無辜性、正當性、合理性,一旦受到人們的肯定和贊揚,便逐漸成為后世文藝作品中種種“弒父”母題的共同依托,從而掩蓋其“弒父”心理以及行為背后倫理道德上的沖突。
日本動漫所表現的“父子親情異化”成功地在編劇手法上效仿了西方文學中“弒父”話語的無辜性、正當性、合理性特點,一度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對“弒父”作種種的掩飾,或在動漫中塑造出不同的人物動機,或用不同的情節處理方式對主人公“弒父”心理或行為賦予新的含義等,但在這些異樣的表現中,始終貫穿的仍是一個與西方文學相同的命題,即對單個具象的父親的否定與反叛。
3 “父子親情異化”與日本動漫的融合
從敘述載體的角度來看,與西方文學的“弒父”傳統有所不同的是,日本“父子親情異化”則更多地體現在了“動漫”上。在日本這樣的動漫大國,動漫相較于其他如文學、電影等藝術表現形式,更具有草根性,也更能代表日本的大眾文化。無論是日本的動漫“職人”\\(有經驗的專家\\)還是“素人”\\(平民、平常的人\\),他們同樣享有創作上的底門檻,同時也都緊緊地根植于社會基層,把平民百姓作為主要受眾和服務對象。所以,日本動漫中的主人公在最初往往都是平凡的,代表著日本社會中最普通的一類人,動漫故事所反映的矛盾也都是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問題。這種設定不僅容易引起觀眾的共鳴,而且始終反映著日本基層民眾的所思所想,以及日本社會的當下思潮和矛盾,并給予人們以方向。因此,在這一層面上,近代的日本動漫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文學在西方社會變革時所起到的意識形態引領作用。
據大塚英志等日本學者的研究,正是因為受到日本最早的長篇動畫《桃太郎的海鳩》\\(賴尾光世導演\\)“生于戰時”這一背景的直接影響,致使之后從手冢治蟲到宮崎駿,日本動漫都在體現兒童文化的同時,也涉及到人的生死及戰爭對錯等重大主題的“獨特個性”[3]202。所以,日本動漫自誕生之初就與現實社會問題有著緊密的聯系。我們在日本動漫的四個發展階段的作品主題中,也都能輕易捕捉到當時獨特的時代印記。如萌芽期動漫的主要功能是對青少年宣揚軍國主義,鼓吹日本發動戰爭的合理性和正義性;探索期動漫則大多體現了日本人對戰爭的反思和質疑等主題。以20世紀70年代的《宇宙戰艦大和號》和《機動戰士高達》等幾部超長篇動漫的上映為開端,日本動漫逐漸打破“市場低齡化”的瓶頸,開始被“全年齡段觀眾”所接受。[4]
從此以后,日本動漫在內容上越來越貼近成年人關注的視角,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和意識形態被注入到原本單純的動漫作品里,動漫的主旨也逐漸由單一性命題開始向多元化的社會解讀轉變,有關“弒父情結”的作品就出現于這一階段。
在這一發展過程中,隨著日本動漫對社會問題的不斷深入探討,動漫所體現的社會意識形態也比以往更加基層化、具象化、真實化。因此,“弒父情結”得以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動漫中出現并非偶然,它是以日本現實社會的真實原型為參照的。
4 “父子親情異化”在日本動漫中的體現
從幾部不同時期的日本人氣動漫來看,20世紀80年代出品的《風之谷》到90年代的《新世紀福音戰士》、《犬夜叉》,再到21世紀上映的《火影忍者》和《進擊的巨人》,我們能輕易捕捉到幾幅共通的光景:主人公所在的世界正遭受著不明物體\\(每次的對手都不同\\)的襲擊,四處彌漫著恐慌氣息;動漫人物的雙親,尤其是父親,不是死去,就是沒能起到什么正面作用;不同身世的少男少女們組合在一起,共同迎接使命。這三點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日本動漫“弒父故事”的獨特框架,也透視出日本社會在當時所顯現出的一些問題。下面,筆者以日本人氣動漫《新世紀福音戰士》為例來詳細說明。
1995年,《新世紀福音戰士》開始上映,動漫世界中危機四伏,惶恐不安的景象,生動地描繪出了幾個月前日本神戶大地震、東京地鐵沙林事件的即視現象,讓日本觀眾感同身受。
1997年,日本遭遇了戰后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通貨膨脹使 “山一證券”、“北海道拓殖銀行”等大型金融機構相繼破產。同年,“新世紀福音戰士”劇場版《Air/真心獻君》公映,這部動漫在日本的受歡迎程度也在此時達到了頂峰。在隨后發生的1998年日本財務省“護送船隊方式”崩潰事件和2011年的“3.11”大地震中,《新世紀福音戰士》中所描繪的種種末日景象再一次被硬生生地拉入了現實,由此,動漫故事塑造的恐慌感與現實世界里發生的災難不斷趨于同步。在這一時期,日本民眾猶如動漫世界里的人物一樣,茫然地認為“今后一定會發生更加嚴重的事件,但具體是什么我們也不知道”,而這種無法形容的不安感卻又總能從動漫里轉化到現實中。
從日本普通家庭的角度來看,由于從20世紀初開始,日本逐步形成了企業“終身雇傭制”的傳統,即老公一個人賺錢來養活老婆孩子一家四口的“家庭酬金”制度。
[3]163由此,“母親”在家庭和社會中的角色逐漸被邊緣化,一旦出現企業倒閉或是“父親”病故的情況,家里妻兒的生活就再也沒有著落了。所以,自“家庭酬金”制度固定后的大正末期開始,日本全家人集體自殺的事件猛增。然而不幸的是,日本在20世紀80、90年代相繼發生了一系列重大災難,更使得各種企業面臨破產和裁員的危機,由于失業率的直線上升,導致中老年男性的自殺率也因此極具增加,年度自殺人數曾超過3萬人之多。日本家庭的離婚率也從《天空之城》上映的1986年開始急劇上升。在這一系列突如其來的社會悲劇中,“家庭”的概念和作用瞬間被淡化和遺忘了,對于孩子們來講,母親對他們的輔助作用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弱化,而父親也不再是曾經那樣能夠依靠的對象,反而時常會成為他們前進的阻礙。因此,青少年們帶著沖破以往“父權”家庭羈絆的勇氣,親自擔負起父輩的責任,攜手邁向自己的未來。所以,在《新世紀福音戰士》中,載有母親靈魂的“初號機”總是一次次地從丈夫手中保護著兒子真治,并在最后放棄了丈夫,選擇與兒子相見。而少年真治則駕駛著“初號機”,與少年同伴們攜手并進,逐漸成長。
日本動漫中所講述的“弒父情結”,以及少男少女們團結在一起拯救世界的故事,其實并非是作者子虛烏有的構想,而是源于日本社會基層民眾的普遍心態和真實意愿。
5日本“父子親情異化”的社會成因從“父子親情異化”問題出現的時間來看,日本動漫相較于西方的“弒父情結”而言,有著相當嚴重的滯后性。日本學者輿那霸潤曾將美國1941年上映的奧斯卡獎影片《青山翠谷》與宮崎駿1986年的動漫《天空之城》作比較,來考察半個世紀以來日本社會與西方社會的差異性。他得出的結論是,近代日本雖然從歐美引進了議會制度和民主主義、法治國家和人權理念,在資本主義改革中促成了日本近代化的起航,表面上完成了所謂的“西洋化”,但終究沒能脫離中國儒家社會中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運行模式,又未能形成類似于西方的個人本位和團體、階級林立的社會構造。在處理社會問題上,日本是一個各取所短的“南橘北枳”型社會。質言之,在追求以“父親”為頂點、按行業或家庭集約的秩序已經行不通的時代,到底應該以何種社會方式才能度過近代危機?對于這一問題,日本至今尚未找到答案。
在電影《青山翠谷》中,原本德高望重的“父輩”角色摩根,在經濟危機中敗倒在“子輩”們組成的工會面前,經歷了四個親生兒子的離棄,傳統的“父權”家庭從此崩潰?！白虞叀眰儎倮?雖然與摩根言歸于好,但摩根最后還是慘死在小兒子的懷里。
《天空之城》可以看做是《青山翠谷》的翻拍作品或酬答之作———《天空之城》不僅開頭的舞臺是以威爾士煤礦小鎮為原型,而且二者還有一個共通的主題,即主人公的“父親”已故或作用受限。也就是說,西方人在20世紀前半葉已經察覺到“父親”或“家庭”這種權威作用的局限性,轉而以超越所屬企業和所在地區的公會團體或跨行業的階級組織來度過近代危機,而日本人卻還頑固地堅持類似于儒家社會中以“父親”為中心的“家庭”團結,或以“家庭式”的“公司工會”來試圖突破。[3]157用輿那霸潤的話來說,從大正到昭和時期的日本,其實是一種“再江戶時代化”的“新封建制”社會。因此,當資本主義的痼疾來臨時,日本社會未能產生出類似于“凱恩斯政策”或“社會主義改革”等克服近代危機的良方,反而走上了對外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這條錯誤的道路不僅對亞洲鄰國造成了沉重的災難,同時也使日本本土遭受了原子彈的攻擊,生靈涂炭。
殘酷的戰爭體驗使日本人開始懷疑標榜權威或權力的政治家和軍人,國家權威發生了動搖,日本的社會思潮也逐漸由國家意識開始向國民意識過度。從戰時軍國主義的高度權力崇拜,到戰后全球化背景下日本民眾個人意識的覺醒,這一過程中,日本動漫的“父子親情異化”浪潮逐步高漲起來。
6中、日動漫“尊父”與“反父”的文化差異類似于“父親已故”或“父親作用受限”的情節并非日本動漫所獨有,中國的《神筆馬良》、《田螺姑娘》、《葫蘆兄弟》、《哪吒鬧?！返?0世紀80年代出品的國產經典動漫中,也都不乏這樣的設定,只是這些國產動漫無論在創作動機,還是在父子矛盾的表現上,都與日本動漫所表現的“父子親情異化”有著本質的不同。
以中國20世紀80年代動漫中父子矛盾表現最為突出的《哪吒鬧?！穪砜?雖然哪吒從一出生就受到父親李靖的排斥,甚至差點被父親用刀劈死,但哪吒卻始終以“尊父”的心態來面對“父權”對他的阻礙,沒有做出過一次違抗父命的行為。最終,哪吒為了不連累父親,選擇以自刎的方式來了結與龍王的恩怨。由此可見,雖然同一時期中日兩國的動漫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利用了“父子矛盾”、“喪父”、“反父”等故事情節作為鋪墊,并且“父親”這一角色也總會在某些特定時刻,因為某些原因而成為主人公伸張正義或實現理想的阻礙,但與日本動漫中赤裸的“異化”不同,中國的動漫作品在本質上所宣揚的是一種“子”對“父權”傳統的墨守、屈從或認同的“尊父情結”。在對“父親”這一角色的細節刻畫上,兩國的動漫作品也不盡相同。如《哪吒鬧?！分?哪吒父子面對龍王的責難時,李靖非但沒有忍心殺死哪吒,反而在父子間形成了一種相互主動承擔責任的默契?？梢?在《哪吒鬧?！分兴枋龅摹案缸用堋?實質上是作者對這部動漫“尊父”主題的襯托,使觀眾在哪吒故事的悲情中產生對“父子親情”的深刻思考,以及對“尊父”心理的認同。而在日本同一年代出品的經典動漫《北斗神拳》里,主人公健次郎和拉奧的親生父親本應成為聯系兩位角色的唯一紐帶,但這位父親卻在故事的開端便成為了拉奧實現目標的阻礙,被兒子親手殺死。拉奧在“弒父”時曾說,“殺死了你,我才能成為最強的男人!”由此可見,在父子關系的處理上,《哪吒鬧?！窡o疑遵循了儒家倫理中“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的“尊父”傳統;日本同一時期的動漫故事,則徹底突破了日本曾恪守的等級秩序觀念和孝道準則,突出了年青一代的個人理想主義和奮斗精神,走向了“父子親情異化”甚至是“弒父”的極端道路。
與西方國家相比,東亞國家在儒家文化的長期影響下,更加注重父慈子孝的倫理觀念。在中國的儒家文化中,孔子講:“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盵5]10孟子也講:“仁之實,事親是也?！盵6]196甚至當桃應問道孟子:“舜做天子,皋陶做法官,假如瞽叟\\(舜的父親\\)殺了人,那怎么辦?”孟子則回答:“舜會把拋棄天子之位看做拋棄破鞋一樣,偷偷地和父親逃走,‘樂而忘天下’?！币簿褪钦f,當“父”成為“子”行動的阻礙,或是當私人領域的責任\\(子對父應盡的孝\\)與公共領域的責任\\(子和父都應遵守的國法\\)發生沖突時,保全父子關系才是儒家文化最為優先性的選擇。日本法學家川島武宜也認為,從儒家文化中引入的“忠”和“孝”是日本文化的基礎———“等級制”的核心。然而,如今看來,表面上看似同屬儒家文化圈的中國和日本,卻在“尊父”與“反父”這一點上表現出了裁然相反的特征。正如《新世紀福音戰士》中保衛地球的“NERV”組織以及眾多動漫人物始終都在與“誕生出我們的東西”\\(“人類”才是最終的怪物\\)作戰一樣,如今日本對“孝道”的拋棄與反叛,不正是另一版本的“福音戰士”在“弒父”嗎?
7日本文化的“無限性”內藤湖南在其學術生涯早期曾認為日本文化如同磨成的“豆漿”,依靠中國文化的“鹵水”才能凝集成“豆腐”。作為學者的他卻未能擺脫日本社會在20世紀初葉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進而提出了轟動一時的“文化中心移動論”。內藤湖南固執地認為:“在歷史的進程中,文化中心的形成和發展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不久的將來必將移至日本,日本必將成為東亞文化的中心,將來幫助和管理中國,恢復中國文化的繁榮是日本的天職和使命?！盵7]19
這一激進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個時代日本知識階層的普遍心態。也就是說,自從日本開始形成一定的民族意識以及文化自覺以來,就一直在試圖掙脫著“他文化”帶來的束縛。對于中國文化,無論是平安時代菅原道提出的“和魂漢才”,還是江戶時代本居宣長的“清楚漢意,堅固和魂”,無不體現出日本人對本土文化的固守精神,即對“和”與“漢”之差異性的自覺。同樣,對于西方文化而言,日本在邁入“西洋化”改革之后,福澤諭吉一改以往的“和魂漢才”,進而提出了“和魂洋才”的思想。明治三十一年,瑞穗太郎又掀起了以抵御西方文化壓制為主的“武士道”浪潮,這與日本20世紀80年代初的內閣總理大臣中曾根所倡導的新國家主義如出一轍,意在確立一種使日本脫離于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之外的大國文化。依此而言,日本雖具有學習他國文化來改造自身的傳統,但又有著不斷地否定自己文化本源的“弒父”習慣。
日本在這種“雙重弒父”的文化困境中,最終形成了一個“南橘北枳”型的畸形文化。日本學者橘玲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日本\\)現在仍然重復著相同的行為\\(否定文化本源\\),可即使再過去100年,日本人也不可能建立起取而代之\\(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神上的價值體系?！盵8]40在日本文化這種糾結而又盲目的“弒父”循環中,我們似乎又感受到了魯斯·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所描述的日本人的矛盾性格。所以,《新世紀福音戰士》的劇情結構盡管復雜而深奧,但現在看來,似乎也不難理解了。劇中的少年真治不正像每個矛盾的日本少年、日本家庭,甚至如同日本社會、日本文化一樣,在不斷地突破束縛,否定本源,尋找著自身“個體”的存在感和價值嗎?最終,少年真治雖然在無意義的“弒父”循環中陷入了“存在主義”的困境,但他至少也開始明白,自己可以在存在的基礎上重新塑造自我,創造新生活。
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社會意識形態作為文化的核心,反映著經濟基礎并受經濟基礎的制約。日本動漫所表現的“父子親情異化”,正是日本社會在特定歷史時期和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反映著日本社會當時存在的思潮和矛盾,并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其出現的合理性。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很多地方電視臺曾在20世紀80、90年代引入了大量的日本動漫,而這其中具有“父子親情異化”表現的動漫不在少數。由于中日兩國在文化環境上的固有差異,這種“父子親情異化”的意識形態在此無疑成了一把“雙刃劍”,在構成動漫作品自身敘事的同時,也必然會對中國青少年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造成深刻的影響。所以,在日本動漫“父子親情異化”現象愈演愈烈的今天,中國人民一定要謹慎地對待這種“反?！爆F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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