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曾有詩：絳唇珠袖兩寂寞，未有弟子傳芬芳。這兩句杜詩也許可以大致描繪出張愛玲作品的電影改編現狀。
1 倍受青睞與難獲好評
張愛玲的作品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或話劇、舞臺劇的頻率之高、數量之多，在現代作家中可謂名列前茅。她的名字像一塊金字招牌，成為了這些改編之作的賣點和票房的保證。由于影視市場的需求越來越大，優秀劇本卻嚴重匱乏，于是許多電影人紛紛把目光投向名家名作，這也恰恰反映出當前電影人和劇作家們原創力水平的下降。
文字越好的小說往往越難被拍成電影。很多名著經過影視改編都難逃被苛責的命運，張愛玲的作品尤為明顯。
她的文字辨識度很高，故事情節通常具有傳奇色彩，字里行間又注重人物的心理探究，有時還于不經意間加入一兩句俏皮話或是冷嘲熱諷。從表面上看，她的作品好像無論怎么演都會出彩，事實上其中有著種種難以轉換和互譯的視覺影像因素，這樣的情況導致很多改編電影空有其形，而無其神。新瓶裝舊酒，談何容易？稍不留神，就會淪為畫虎類犬、畫蛇添足。
另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是，“張迷”們對張愛玲及其原著的狂熱使得他們對改編電影的要求極高，而一般人對電影的要求又高于電視劇或其他新藝術形式。故若無用心對待藝術的態度來進行改編和再創作，自然很難得到認可。
2 電影改編的局限性
細心的人會發現，張愛玲作品的電影改編者無一例外地屬于港臺導演，相形之下，大陸電影圈對她的作品則顯得十分漠然，大陸影人從未嘗試涉足改編張愛玲的小說。
與此同時，上世紀 90 年代以來，大陸的“張熱”可謂來勢洶洶，張愛玲作品不斷被重印和再版。在這樣熱鬧的對比下，更顯出這個現象的奇特之處。究其原因，可能不外乎“政治”二字。與胡蘭成短暫的婚姻使“不懂政治”亦“不問政治”的張愛玲恰恰陷進了一個籠罩終生、難以驅散的政治陰影。
從另一方面來看，由于張愛玲的創作專注于上海這一國際化的殖民都市，抗戰期間淪陷的“孤島”，所以無論她怎樣超脫與淡漠，筆下人物的情感、生活與命運總是難以脫離政治的深刻影響。城市空間隱藏著多種政治力量，異常復雜。日本、敵偽、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力量此消彼長，展開了激烈的角逐與爭斗。無論是小說創作還是電影改編，我們仍然會不知不覺地將政治納入電影表現的視野。在政治錯位的情況下，張愛玲小說的改編往往牽動了臺海之間敏感的政治神經，《色，戒》即是典型的例子。因此，張愛玲作品的電影改編具有著先天的局限性。大陸電影對張愛玲小說的規避，正反映了某種文化信心的喪失。
如何重新獲取這種文化信心，恐怕是將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地影人所要關注和解決的問題。
3 韻味和精髓的雙重流失
關于張愛玲作品的改編電影，存在的最大難題莫過于如何在保留原汁原味的張愛玲韻味的同時，體現出作品的思想內涵。用影像改編張愛玲的凸顯殖民文化的舊作，無論是許鞍華、關錦鵬，還是李安，都將上海這一地域性的文化坐標置于極重要的位置上。上海這座城市不僅極大地影響了張愛玲的人生、寫作與價值取向，而且也極大地制約了新時期電影人的藝術改編與大膽嘗試。作為一個曾經的繁華舊夢，上海影像已然刻板化、符號化，其經驗已形成了權威的話語，儼然成了一個無法企及的“神話”，被廣泛地普及開來。事實上，有著海外背景同時又與上海存在千絲萬縷聯系的許鞍華們和李安們敘述上海的目的，并不在于尋找現時上海的文化傳統，而是為了塑造出一個自己心中的曾經的上海，同時強化新舊上海的差異性及其與文化傳統的斷層。
可以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在當下大陸的傳播與被熱捧，或多或少存在著合理性，而大陸電影對張愛玲小說的規避、港臺電影對之的熱衷，恰恰表現出對舊時上海影像表達的話語權爭奪。一方面，上海曾經有過的的輝煌，在歷經多次政治變動、歷史記憶遭到修正的大陸人群中悄然遠去，只剩下了一個空洞的背影，尤其是當海外導演獲得了話語權后，殖民文化的上海經驗難以突破；另一方面，“新上?！钡挠跋癖M管數量上迅猛增長，但卻缺乏一定的說服力。對于電影改編者來說，上海曾經擁有的優越感及其影像表達的固有模式，已經成為了難以跨越的門檻。新世紀的電影工作者們怎樣處理這種特殊情感，上海的形象怎樣被重述，構成了改編張愛玲作品的一大難題。
4 女性主義立場在電影中的現與不現
女性作為人類的基本性別之一，有著美麗、善良、溫婉、細膩、堅韌、瑣碎、狹隘等特征，會喚起人們對她們產生不同的情感體驗。張愛玲生于上海，長于上海，而上海恰是一座陰性的城市。伴隨著殖民文化在上海的糾結與興起，女性已然產生出諸多平等、自由、享樂、欲望等自我意識，這對男權社會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戰，這種性別變化存在著與政治嬗變相似的權力形態。能否準確把握女性的人格特征和心理變化，無論對于作家還是影人來說，都非易事。在對女性意識和心理的深入透析這一方面，張愛玲很難被超越。
她解構了傳統的女性形象，對女性心理進行精確把握和深刻剖析。她還始終站在女性的角度，嘗試敘述她們不同的人生，或悲或喜。她筆下的男人往往是讓人失望的，而她塑造出的女性形象卻格外精彩，有別于男性作家筆下的女性。
在作品中，張愛玲總是精確而靈敏地捕捉著人物的潛意識和種種微妙的心理變化。但是這種對潛意識和心理的描寫往往過于抽象，這恰恰給電影改編帶來了難點。尤其是她對女性意識和女性內在精神世界的深入探究，顛覆了傳統的女性形象，故能否精準理解與把握原作中的女性形象便成為改編電影成功的關鍵因素。如果說不同的藝術表達手法使得電影難以原汁原味地還原張愛玲作品中對人物心理的精妙把握，那么女性形象從人性深度上的降低，則是緣于導演的主觀理解偏差。與其說他們理解不了張愛玲，倒不如說是為了更好地滿足大眾情感消費的需要。作為一門大眾藝術，電影不能不考慮到票房號召力的影響因素，影人們往往無限放大了電影作為大眾傳媒的一面，因此難以真正接受文學作品中對人性的審視與批判，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5 跨媒介實踐的難度
但漢章的《怨女》籍籍無名；許鞍華的《傾城之戀》和《半生緣》，關錦鵬的《紅玫瑰 白玫瑰》，既缺乏專業認同，也沒有較高的票房收入；《色，戒》的情況較復雜，李安賦予了自己的理解，偏偏情色因素反倒成為票房最大的吸引力，恰恰是“兩頭不靠”。這種情況的出現，顯然與上述提到的電影在改編文學時的固有概念帶來的束縛有關。導演們在張愛玲面前的畏畏縮縮，反映出的是傳播觀念的膽怯與滯后。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跨媒介實踐是一種平等的對話，應當在充分理解和尊重共享性的文化資源的基礎上，打破傳統與束縛，充分發揮新媒介的技術優勢。此外，人們對于跨媒介實踐的傳統觀念也應當發生根本變化。在現代社會中，人們對文化的獲取與消費存在著多樣化的需求，因此我們應當打破傳統與束縛，實現具有針對性的“窄播”。
正如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榮廣潤教授所說：“……突出文化內涵，尊重原著的精神，也達到適當地淡化通俗的愛情故事的藝術效果?！?/p>
綜上所述，跨媒介的實踐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當年，張愛玲在跨媒介的道路上勇敢地邁出了自己的步伐，她不僅在文學創作上穿梭于各種文體之間，而且在其他藝術領域，如服裝設計、編劇等方面也頗有心得和成就。
環顧今日影人對張愛玲作品的改編，空有熱情，卻顯然缺乏靈活的態度?！案弑Ｕ妗狈路鸪蔀榱宋ㄒ坏狞S金原則，然而由于敘事媒介的嬗變，電影又很難做到完全忠實于原作，于是改編之作變得毀譽參半，獲得的批評大都多于贊美。這些改編電影既不能像原作那樣發人深思，也不能徹底地娛樂大眾，“對于改編者而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處理好‘忠實于原著’與‘再創造’之間的關系?！?/p>
文學與電影，從來都不是一回事。文學不是讓人隨意打扮的小姑娘，文學作品提供的好故事往往只能成為電影的參考，故事是共享的文化資源，而包括電影在內的其他藝術形式則應自由地在這種資源共享的基礎上進行改變。
它們的進步意義不在于照本宣科，不在于因循守舊，而是在資源共享的基礎上，勇敢地進行再創作。在電影改編文學經典的過程中，導演、編劇、演員及所有影人的個性、才情、創造力應得到充分尊重和理解。同時不可否認的是，文學和電影畢竟是兩種藝術形式，它們之間存在著矛盾，有著不同的藝術軌道，然而它們正是在交叉和分離中實現了互動。只有將文學和電影有機的融合在一起，使之互相促進，才能使電影站在文學的肩膀上看世界，文學借助電影的影象真正成為大眾的藝術。張愛玲小說對于當代電影的影響不算突出，但在電影再現文學經典的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問題方面，卻體現得尤為明顯。觀影者可能同時是文學作品的閱讀者，也可能不是。他們如何以更好的方式來解讀文學與電影的不同審美特性，以及怎樣能使電影這門藝術更好地體現出文學經典的魅力，這一切都有待我們的改變與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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