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的華文創作，一直以其邊緣的活力不斷煥發出獨特的魅力，涌現過眾多優秀的作家作品。但真正在中國內地泛起漣漪，獲得較大影響，則是通過影視化的傳播方式才得以實現。20世紀80年代以來，從白先勇、聶華苓到嚴歌苓、曹桂林、張翎、艾米，影視化已經成為其作品融入主流的重要傳播方式，這一海外華文文學影視化的內地流播過程，其實也是其獨特性被修改、被整合，進而融入內地文化圈的過程。本文嘗試以較早在內地引起轟動的《北京人在紐約》的影視改編為例，對海外華文文學在內地影視化傳播的語境適應現象進行解讀。

一、從異域生活到情感傳奇：情節變化與接受語境的關系

對于美國華裔作家曹桂林而言，小說《北京人在紐約》呈現了改革開放初闖蕩美國的第一代移民（包括他自己）的經歷和體驗，雖有一定的故事性，卻還有筆法散漫、抒情性濃的一面，夾混著自傳的種種筆調和細節，在此，不妨稱之為帶有素描性質的異域生活錄。但當它改編成電視劇時，調整的不僅是情節散漫的一面，個人生活的點滴痕跡也被完全剔除了。在遵循流行的戲劇化情節構造模式的基礎上，刻意為之的重重矛盾，使得有關異域生活的個人反思錄變成了異域的大眾傳奇。從小說到電視劇在情節設置上的此類變化，自然涉及不同媒介的藝術運作規律，但深入剖析《北京人在紐約》中矛盾沖突，卻發現沖突的性質與內容正反映著此時中國內地的特殊審美口味。

20世紀90年代是文學與政治分道而行的時代，也是文學自身分裂發展的時代，它一面走向世俗大眾，一面倡導藝術自主，各自開辟或固守一片天地。影視作為大眾藝術的重要形式，不再標舉國家意識形態之類的旗幟，而是謀求走向民眾當下的日常生活，以家庭情感為主線的電視連續劇《渴望》（1990）便由此而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因此，當小說《北京人在紐約》以個人海外歷驗為中心的敘事線索轉換為同名電視劇中以家庭矛盾為中心的情節構造時，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也就成了《渴望》的海外版，它對小說的修改挪移，首先就體現在以凸顯家庭內外的悲歡離合這一主線來增刪情節和人物。

為了讓情感戲變得更加多元復雜，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對小說情節做了大幅的增刪，不但虛構了洋人大衛介入王起明家庭的諸多戲份，還為婚姻情況不甚明了的阿春設計了與兒子和前夫的復雜糾葛。實際上，整個電視劇圍繞著王起明、郭燕、阿春、寧寧和大衛這幾個人，不斷地制造情感的沖突和矛盾，經濟和生意方面的變動不過是情感糾葛的副線。最終，電視劇的情節發展主線可如下表述：王起明到餐館打工遇見阿春，郭燕在工廠打工遇見大衛——大衛宣戰、阿春示愛——王起明與郭燕離婚，成立新公司，與阿春同居，大衛與郭燕結婚——女兒寧寧到來，阿春與寧寧產生矛盾，王起明公司經營不善，面臨破產?？梢哉f，經過改編后的電視劇，跌宕起伏的情感生活成了異域傳奇的主要內容。在與內地觀眾忙著過小日子的現實情境相得益彰的同時，曹桂林小說對異域奮斗的痛苦反思或多或少被忽略了。

南野在《電視：影響的重述世界》中對這種以幾個人物為核心的情節編織模式有更深刻的剖析，他說：“用心于編制有限的幾個人物內部間的內部交叉和糾纏不清的關系，有意將諸如親情、友情和愛情壓擠進沖突的正反角色的關系之中，形成一個封閉的結構。［1］144”也就是說，這種內向繁衍的情節發展模式已經接近肥皂劇，其情節結構的特點正如威莉娜·格萊斯納所言：“在肥皂劇中，隨著一系列矛盾的解決，另一系列的矛盾應運而生。［2］101”但在封閉的圓環之內，情節雖然出現無限延伸的可能性，卻始終處在圓環之內，觸及不了現實的全面性和復雜性。由此，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借助這一看似戲劇化，實則封閉的情節套路，在不斷激發觀眾的追劇欲望，形成萬人空巷看紐約的效應的同時，也忽略了異域生活更為復雜和現實的一面，與曹桂林小說中表現的“地獄與天堂”混雜的異域體驗相比，實在是過于美麗了。

二、人物的調和策略：人物形象變化與接受語境的關系

鑒于曹桂林小說的粗糲和素描性質，小說中的幾個人物性格并不飽滿，但卻個性凸顯，甚至有些類型化。王啟明的妻子郭燕是比較賢惠的，任勞任怨，順從丈夫，但顯得有些面貌模糊、呆滯。但在電視劇里，郭燕作為洋人大衛的情人，卻有了鮮活的時代特色，一位非常有主見的新女性。她不但有自己獨特的想法和見解，在婚姻戀愛的選擇上顯得大膽了很多，凸顯了足夠的個人魅力。如她一進入美國人的工廠，就讓洋人愛上了她，洋人對她的愛如此熱烈大膽，竟聲稱要向王起明宣戰。雖然郭燕是被動回應，但卻欲拒還迎，顯現了時代女性對愛和婚姻的自覺態度：幾經曲折之后，她毅然選擇留在美國，與王起明離婚，和大衛步入婚姻的殿堂。

小說中的阿春，作為一個比王起明更早的華人移民，在經歷了諸多磨難之后，已深諳美國的文化及其潛在規則，她做事干脆利索，將利益與情感截然分開，即便與王起明有纏綿的兩性關系，也不阻礙對自身利益的捍衛，因而被作者曹桂林看成是冷酷無情的西方文化之化身。如此，她顯得過于理性，有些不近人情，不可捉摸。但在電視劇里，阿春卻保留了東方的女性與母性特質，她和王起明之間產生了真摯和深厚的感情，愿意和他共同承擔生意上的風險與危機，在王起明身處困境時不離不棄，表現出傳統女性的忠貞不渝。作為母親的她，對兒子杰米無微不至地照顧；作為繼母，她對寧寧也全力付出，體現了母性溫柔的一面?？傊?，阿春將東方女性的賢惠與西方女性的干練冷靜融合在一起，變成了電視劇中最光彩的“人”的形象。

少女寧寧在小說和電視劇中的形象也有很大變化。小說中的寧寧處在惡和墮落的深淵，聯合外人向父母勒索錢財、與母親反目成仇、酗酒吸毒，最終死于非命；而電視劇里的寧寧卻一直守護著道德的底線，仍在正義的呵護之中。如她寧愿在街上行乞，也不向父母要一分錢；她雖行為出格，卻沒有犯下吸毒、墮胎等不倫行為；雖與繼母磕磕碰碰，卻只源于對親生母親的捍衛與不舍。電視劇里的寧寧，不過是個青春期的叛逆女孩而已。

無論是郭燕、阿春還是寧寧，電視劇對其加以改造的原則都有相似之處，那就是既表現其受西方文化影響的另類性，也保留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某些特質。這種在中西之間調和的塑形策略，使得人物形象處在“中間地帶”，不至于走向極端的惡與好，看似張揚了“塑造圓形人物”的審美新原則，實則體現了對保守與自由的矛盾態度。故深入分析，則可發現這一調和策略的原動力，便蘊涵在20世紀90年代內地文化思潮的特殊結構之內。如汪暉所言，中國內地“九十年代的基調是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思潮［3］”。作為人們生活態度之理論化的社會思潮，其根基也是時代人們的生活態度與價值選擇。具體而言，在改革開放已過10年的1990年代，人們既明了自由抉擇、個性追求的重要性，對新的事物、現象和思想能夠欣然接受；同時，人們仍保留著濃烈的本土文化情結，在某些思想和習俗上還不能做出過于徹底的改變，因而采取了調和策略。如果說電視劇對郭燕的改造體現了電視劇對于新自由主義下的女性解放意識的回應，那么對阿春和寧寧的改造，則體現了1990年代新保守主義對異端的保留態度。事實上，無論是郭燕、阿春還是寧寧，電視劇對其加以改造的原則都正處在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張力之間，既有出格另類的一面卻未能跨越傳統的門檻。由于電視劇對人物的改造原則吻合1990年代內地的文化思潮和生活觀念，自然比小說塑造了更多深得觀眾的喜愛“時代人物”，阿春應是最為耀眼的一個。

三、從回歸到尋夢：主題變化與接受語境的關系

《北京人在紐約》從小說和電視劇的轉換中，主題也發生了逆轉。小說痛苦地回望北京人在紐約的坎坷歷程，唱響了回歸的旋律。在小說的結尾，有幾段話可謂點睛之筆：一是郭燕在失子痛苦中的喃喃自語“媽媽想家了，想老家?？稍趺窗涯銕Щ厝ツ?［4］246”；二是寧寧彌留之際發出的痛苦呻吟“……我要回……回家?；亍乩霞遥?］257”。郭燕和寧寧“回老家”的選擇凸顯了小說的回歸主題：對于漂泊異鄉、傷痕累累的游子而言，回歸故鄉故土是最好的選擇。但電視劇所要表達的卻是“追夢”者的執著，無論是失敗還是成功，在紐約拼搏的北京人都顯現出了勃勃生機和旺盛的生命力。

他們現身說法，向觀眾昭顯了異域生活的足夠魅力，回歸絕不是他們的結局，出走才是。故電視劇中的郭燕，一直處在選擇和尋求的矛盾中，而不是沉浸在回家的執念里；寧寧不是死在回家的幻覺里，而是與異族男人結婚，登上了更為遙遠的漂泊之旅。

為了表現這種異域追夢的美好，電視劇拒絕了小說平實樸素的描摹風格，處處以唯美鏡頭展現異域的蠱惑力量，從小說和電視劇在開頭結尾上的差異即可見一斑。小說開端描述了一幅幅晦澀陰冷的畫面，先是一對衣著樸素的中國夫婦（王起明夫婦）騎著單車在路上走著，與北京街上無數的行人毫無二致；再是他們到達美國機場時，因語言不通，看相癡呆，連行李都被人盜走，顯得十分落魄。如此灰暗的開場白，無疑奠定了小說陰冷的色調。但電視劇中的王起明夫婦，一出場就是一副人中龍鳳的派頭，衣著光鮮，穿著時尚的舶來品，顯現藝術家不同于眾的氣質。在美國機場雖手足無措，但遇到好心人主動搭訕，還回幾句酸不溜秋的英語，顯得可愛之極；當他們坐上姨媽的車時，電視便有意呈現燈火輝煌的紐約夜景和兩人手舞足蹈的興奮勁。從開場可見電視劇的基本格調是昂揚和繽紛的，具有非凡的熱度，與小說形成了鮮明對比。同樣，小說和電視劇的結局處理也顯現了色調風格上的差異，小說以寧寧被綁架，最后被槍殺在皇后墳場了結全文。

文末有意凸顯了陰森朦朧的墓地環境，并以黑暗和殘月來襯托人物內心的壓抑、痛苦和無路可走。但電視劇卻以敘述者的畫外音和一系列的大自然美景展現寧寧出走后的廣闊天地：女孩或在一艘駛往異國的游船上，面朝大海；或在攀登高高的雪山，身影矯健。無疑，小說到電視劇的格調差異，正是為了凸顯各自不同的主題，格調積極、色彩繽紛的電視劇正昭顯了此時中國內地對異域的美好向往。

的確，1990年代初，正是出國熱方興未艾之時，人們在試圖了解異域的同時，對異域仍抱著憧憬和神秘化的態度，美國尤其是國人的璀璨夢想。影視原本就比小說能更敏銳地傳達時代的感覺，既然異域追夢才是這個時代的主旋律，那么，電視劇就必然遵循特定語境的需要，張揚這種出走的夢幻意識，而不是復制小說的回歸主題，否則，不但有悖于時代的期待，也無法被觀眾關注與認可。于是乎，小說里回蕩的美國民間音樂“天堂和地獄“的低吟就轉變成電視劇里深情華麗的吶喊：“千萬里我追尋著你，可是你卻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夢里，在夢里你是我的唯一”，電視劇的主題曲所唱響的旋律，正說明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活現了此時中國人浪漫的美國夢，一個苦苦追尋的虛幻之境，自然遠離了同名小說要呈現的異域生活之黯淡痛苦。

四、結語

進入20世紀90年代，影視等電子媒介逐漸成為中國內地百姓生活的主導。由于影視媒介傳播范圍廣，信息容量大且能及時反映生活時尚和當下思潮，故而海外文學的影視化也就成為其融入內地的重要方式。

但名氣不大的華裔作家曹桂林和他尚未在內地正式出版的小說要變成引發轟動的電視劇，還需編劇和導演、演員對時代之風的感應與介入。換句話說，從小說到電視劇的種種改變，除了遵循不同藝術媒介轉換的基本規律外，也必須迎合、適應內地大眾的消費心理和審美需要。

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在情節安排，人物設計和主題探討上所發生的種種變化，都與中國內地1990年代初期的文化氛圍與時代需求密切有關?？梢哉f，是特殊的語境和導演、演員及觀眾打造了1990年代初的一個電視劇收視神話，讓曹桂林和他的小說搭上了時代的順風車，似乎具有了某種經典的性質。而更多海外華文作家的創作，因沒能引起內地文化圈的關注，便在時間之塵中徹底被遺忘了。從這個意義上講，所謂海外華文文學，乃是語境適應原則的催生之物，它的存在及其意義，無不處在中心與邊緣的張力之間。

參考文獻：
［1］南野. 電視：影像的重述世界［M］. 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144.
［2］安德魯·古德溫，加里·惠內爾. 電視的真相［M］.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101.
［3］文韜. 對話汪暉：創造獨立思考的批判空間——《讀書》雜志與中國思想十年［N］. 21世紀經濟報道，2007 - 07 - 09（31）.
［4］曹桂林. 北京人在紐約［M］. 北京：朝華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