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與現實抗爭到無能為力時，便只能選擇活著?！弊髌贰痘钪纷岆娪按髱煆埶囍\與文學巨匠余華在面對人如何承受生命苦難之時，產生了思想的火花與交集。小說與電影用各自擅長的方式娓娓道出平靜心靈與波瀾現實產生的激蕩，讓讀者和觀眾去思索一個人和他生命以及一個人和整個時代的關系。
一、敘述方式的變化：從溫情的傾聽者到冷靜客觀的旁觀視角
在小說《活著》中，故事的敘述者“我”到鄉村收集民間歌謠，在田邊碰見福貴老人，于是與其坐在田埂上傾聽福貴老人平靜地敘述他波瀾的一生。之后的整篇關于“活著”的故事，便是由福貴老人用第一人稱直接敘述出來，而“我”便自動轉換為一個平凡的傾聽者。有人認為，雖然“我”也存在于作品中，但是對于福貴的人生，“我”只是一個冷靜的旁觀者，小說中也沒有作者的主觀情感，作者采取的是 “對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的無動于衷或不動感情的態度”同時也是福樓拜所謂的“冷漠性”。
而我卻并不這么認為。故事的講述是一種需要雙方參與的過程，有講述者，則必然要有傾聽者。即使面前的對象只是安靜地側耳坐著，無論是否以說話的方式進行互動，只要有眼神交流或是心靈的內在碰撞，便是一種對對方的應答。況且，在文字作品中，有多處“我”因老人的敘述而對眼前之場景或是記憶中的畫面闡發聯想和感悟的段落。老人的故事在感染著“我”，“我”的虔誠的傾聽也使得老人繼續敘述自己的遭際?！拔摇辈⒉皇抢淠牡谌呓巧?，“我”的感動、“我”的真誠、“我”的憐惜也在影響著讀者的閱讀體驗。作者與讀者之間不是冰冷的隔墻，而是有溫情的暖意在流動。
而小說被改編成電影后，敘述方式便產生了變化，由溫情的傾聽者轉化為冷靜客觀的旁觀視角。導演刪除了“我”這個個體的存在，直接把福貴的故事推到熒幕之上，真實地活在觀眾的面前。福貴是在活著自己的故事，毛茸茸的生存質感便與之融為一體。導演站在鏡頭之外，無法影響主角的生存線索。而導演的喜怒哀樂卻通過畫面的顏色、背景的音樂、人物的陰暗色調等表現了出來。聲與色的交融在小小的影院中鋪天蓋地而來，觀眾或多或少被導演的情緒所影響著。然而福貴的故事卻還在屏幕上繼續，觀眾們可以通過理智的思考去感受福貴的一生，去冷峻地思索活著的意義是什么。這是電影帶給觀眾們的幸運：電影冷靜客觀的旁觀視角使得觀眾還保留著獨立思考的能力，同時也在錘煉著他們在面對苦難時的情緒表達。
對于小說而言，“活著”的經歷是在泥土里，在血液里，甚至是在人的心里?？嚯y純粹而透徹，堅持著活下去的本能讓人艱難的生存狀態貫穿始終，普通生活中的一個普通百姓過著波瀾而平凡的人生，既是特殊的，也是普遍的。在電影中，“活著”在不同年代里對于同一個人有著不同的含義：是戰爭中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僥幸，是白發人送黑發人之后的無奈，是在愚昧思想和精神動蕩夾擊下的清醒，更是真正作為“人”而活下來的新的生活。從小說到電影，敘述方式的變化，不僅使得讀者的閱讀體驗和觀眾的觀影感受發生變化，也使得不同媒介下的生存故事被賦予更加深刻的內涵。
二、情節勾連的藝術：從自然到精致
小說《活著》的情節發展基本上都是依靠福貴老人對自己一生遭遇的講述。歷經時代考驗的老人在回顧過往的時候，是平實而冷靜的。然而，故事雖然以“活著”為名，卻是以身邊人的死亡來穿插劇情：地主龍二反抗公社運動，拒絕交出地產，被五發子彈槍斃；好友老全在戰場上搜尋弟兄時被無辜打死；十幾歲的兒子有慶為救縣長夫人，抽血過多而死；妻子家珍長年操勞，患上軟骨病，醫治無效而死；戰友春生及其妻子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資派，不堪屈辱與虐待，自殺身亡；女婿在工地上搬水泥板時，被堅硬厚重的水泥板當場夾死；外孫苦根一個人在家里吃豆子不幸撐死。死亡環環相扣，貫穿了福貴老人的后半生。平和的敘述反而讓死亡的主題愈發深重，是怎樣一種活著的力量讓一個歷經滄桑的老人忍受堅持到現在。作為一個生存個體，福貴的故事就通過他自己的口自然展開，沒有刻意的渲染，但讀者分明就能感受到故事里悲切的呼號與蒼涼的心緒。
電影到底是一種畫面與聲音的藝術，大致相似的情節在熒幕上的呈現卻是另一種精致的精彩：
首先，明晰的年代線索讓福貴的命運烙上了時代的印記。在小說中，作者是以福貴生命的自然過程為線索，時代背景只是人物命運展開的背景，賦予了情節一種現實化的支撐。簡單來說，小說的線索就是福貴坎坷的命運。而在電影《活著》中，導演直接將影片分為四個部分：40 年代，50 年代，60 年代及以后。這些數字便是時代最好的標志：40 年代，解放戰爭時期，福貴賭錢輸光地產，從地主家少爺變得一無所有，借皮影出門討生活，被國民黨部隊抓壯丁，從炮火和死人堆中僥幸活下來，兩年后方與妻兒團圓；50 年代，全國大煉鋼鐵，福貴靠給鋼鐵工人唱皮影謀生，兒子卻被下鄉考察的區長的車子撞死，喪子之痛讓福貴活著的最大最好的希望泯滅；60 年代，文化大革命，戰友春生被打成走資派欲尋死，福貴鼓勵他活下去；啞巴女兒鳳霞與瘸子女婿二喜結婚，福貴生活有了新希望，然而女兒卻因產后大出血而死，留下剛出身的外孫饅頭；70 年代及以后，福貴依舊局促的生存著，希望新的時代能給兒孫帶來更好的生活。明確的時代線索，將不同的事件劃歸到了不同的時間維度之中。導演的設計會自然讓觀者去思考苦難人生與時代的關系，有慶是 50 年代的犧牲品，鳳霞是 60 年代的犧牲品，兩個定格的年輕生命詮釋著在特定年代下“活著”的簡單愿望并不是輕易能達成的事情。普通的人物心靈不得不在波瀾的生存現實中激蕩，除了忍受現實繼續活著，別無選擇。
其次，細節的安排使得情節的發展更加精致和細膩。第一個細節安排便是皮影。當龍二將皮影的工具箱借給給福貴時，皮影的戲份便正式上演。給解放軍唱皮影時，福貴是希望皮影能保全他活下來與家人重逢的；給煉鋼工人唱皮影時，福貴是希望一家四口好好的生存下去；給兒子唱皮影時，福貴是想表達自己對兒子的虧欠和深沉的父愛；文革破四舊的時候，皮影被燒象征著對普通百姓生活的打擊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摧毀；最后，皮影沒了，而放皮影的箱子成了外孫養小雞的窩，含蓄地顯示出福貴及其一家繼續活下去的希望。皮影是電影中的亮色，夜幕降臨，普通百姓圍坐在昏黃燈光下的幕布周圍，這是他們生活中的樂趣，也是他們努力追求生活的簡單方式。另一個細節便是關于“雞長大了變成鵝，鵝長得了變成羊，羊長大了變成牛，牛長大了便有好生活”的歷經幾代人的故事。在電影中，這段話出現了兩次，第一次是福貴背著有慶送他去煉鋼鐵的路上，父子倆的對話溫暖人心，滿懷著對新生活的希望。然而這卻是父子間最后一次對話，當天下午有慶便被車撞死，空留當時的歡笑與熱度。第二次是福貴作為姥爺逗弄外孫時的對話，只是最后變成牛長大了之后饅頭變也長大了，福貴此時比第一次平靜得多了，他相信迎接外孫的新生活該是真正的好日子了。這個流傳了至少三代人的故事或許就是福貴他們一家生活下去的信仰吧。
最后，偶爾插入的幽默鏡頭讓情節在緊張與輕快間張弛有度。有慶為了報復巷子里的調皮小孩欺負姐姐，在食堂吃飯時特意打了整整一大碗裝著辣子的面條，生生澆在那個領頭孩子的頭上；家珍為了緩和福貴和有慶的矛盾，鼓勵兒子調制了一碗又酸又辣的茶水送給福貴，福貴喝下后一口吐在了皮影的屏幕上；鳳霞結婚時，二喜煞有介事地向墻上的毛主席像呼告：“我把鳳霞接走了！”也引得圍觀的群眾開心一笑。雖然整部片子的基調是深沉濃郁的，但間或也有微弱的光照亮人心。
三、結局設置的內涵：從孤單而不孤獨到局促而微暖的陪伴
“老人和牛漸漸遠去，我聽到老人粗啞的令人感動的嗓音在遠處傳來，他的歌聲在空曠的傍晚像風一樣飄揚，老人唱道：少年去游蕩，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炊煙在農舍的屋頂裊裊升起，在霞光四射的空中分散后消隱了。女人吆喝孩子的聲音此起彼伏，一個男人挑著糞桶從我跟前走過，扁擔吱呀吱呀一路響了過去。慢慢地，田野趨向了寧靜，四周出現了模糊，霞光逐漸退去。我知道黃昏正在轉瞬即逝，黑夜從天而降了。我看到廣闊的土地袒露著結實的胸膛，那是召喚的姿態，就像女人召喚著她們的兒女，土地召喚著黑夜來臨?！?br>小說的最后的畫面是福貴與老牛漸遠的背影，就像老人自己戲稱的“兩個老不死”的。親人們都離開了，苦難的生活也過去了，最終只剩下福貴一個人與老牛相依為命。誰都不知道福貴還能活多久，老牛還能活多久，然而活著就是幸運不是么。雖然福貴是孤孤單單一個人，但我卻認為他不是孤獨的，他有有慶、家珍、鳳霞、二喜和苦根的陪伴，每日與他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遠處的炊煙仿佛是家人在召喚著福貴回家。村子里的男人女人都在平凡地過著自己的生活，對于福貴來說，他就是一個平凡的老農民。
電影的結局和小說略有不同，這或許是因為導演與作者對于活著的理解不同。影片最終呈現的是一幅局促而微暖的陪伴的畫面：福貴、二喜、饅頭圍著皮影箱子吃著饅頭，家珍坐在一邊的床上微笑地看著地下的祖孫三代，房子的空間很局促，但溫暖確是濃郁而闊大的。
小說隱含著看透人生的淡然，悲慘生活的烙印讓人覺得多活一天都是生活的恩賜，因而老人是平靜而安詳的，生命的流變讓他接受著世事的變遷，這是痛過之后的坦然。而電影最終還是用類似大團圓的結局賦予了一個小家庭部分的圓滿，生活清苦而希望仍在。與小說相比，其刺痛感與悲劇性便被大大削弱。導演對新生活的希望直白在屏幕上表現出來，而作者的思考卻在字里行間隱現著含蓄的生命之光。生命在死亡的深淵中顯示了它的韌性，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具有人性光輝的事物在過去的年代是怎樣走過來的，并且又將怎樣走下去。
四、生命氣質的融入：從對人文關懷的堅守到對時代歷史的反思
閱讀小說《活著》和觀賞電影《活著》是不同的審美體驗。小說和電影各自作為一個帶有創作者溫度的獨立的生命體，蘊含著的是不同的生命氣質。小說《活著》之所有充滿著持久的生命力，是因為他把目光投射在人心，關注人的精神狀態。他毫不避諱殘酷的人生，無論是《活著》還是《許三觀賣血記》，他在努力地接近著生活的真實。面對死亡，活著就是有力的武器。盡管作者在小說中不斷重復死亡，但他依然剖開死亡，直指生存的欲望。時代的悲劇或是個體的悲劇，天災或是人禍，物質的災難或是精神的動蕩，人生存的終極價值并不在于生命之外的身外之物，而恰恰在于生命過程本身，人就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的。作者始終關注著普通百姓的心理狀態，希望用文字堅守一份人文的關懷。人在苦難中不輕易絕望，內心的力量鼓舞著人繼續走下去。
從張藝謀的作品《活著》來看，他更側重的是對時代歷史的反思。40 年代、50 年代、60 年代……這些具有時代特征的小標題，使得政治因素不可避免的進入了作品。戰爭究竟對普通百姓的生活帶來的是和平還是更大的痛苦？大煉鋼鐵的決策是正確還是錯誤？文化大革命是促進新文化的建立還是對傳統文化的毀滅性打擊？普通百姓能否通過自己的雙手創造新的生活？……人是社會人，無法擺脫時代歷史背景而存在。面對歷史，我們應該從中汲取經驗和教訓，而不是盲目的肯定或者否定；理智地看待時代給我們造成的傷害，勇敢地接受時代所給予我們的機遇。從小說、電影中廣泛接受不同創作者生命氣質的熏染，也是有助于讀者或觀者培養自己對于生命的關懷，增強自己的生命體驗。
參考文獻：
[1]余華.活著.作家出版社,2008年.
[2]余華,楊紹斌.文學談話錄——“我只要寫作,就是回家”.當代作家評論,1999年第1期.
[3]廖青鵬《.活著》之小說和電影的跨學科研究.電影文學,2012年第6期.
[4]梁言.論《活著》的小說和電影異同.北方文學,2011年六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