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紅”原指局限于家庭范圍內的絲棉紡織、刺繡、縫紉等手工藝，其物質載體為衣、帽、鞋、飾物等生活用品；在當代服飾設計中，“女紅”作為其中極富民族色彩的一種設計話語，不僅指在工藝、物質載體、形式元素等方面對其原初形態的綜合運用與呈現，而且指這種形態中蘊含著與當代審美文化與設計美學相符的新特質，而下文中的“女紅設計”也主要是指這種融繼承與創新于一體的當代女紅形態。從傳統女紅的文化形態來看，女紅體現出“鄉野”的氣息，其創造主體以“平民”為主，同時，作為一種“民俗”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女紅作為傳統工藝的重要部分，在當代服飾、紡織品設計中不斷展現出自身的“魅力”,在諸多國際品牌設計和國際T臺上創造出令人矚目的藝術成就，在這一時尚的“圣殿”中不斷書寫著新的篇章，體現出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內涵，實踐著承繼、發揚民族文化藝術優秀傳統與推動社會經濟與文化發展的雙重價值。在當代設計中，女紅一方面通過服飾等產品直接融于日常生活與消費之中，另一方面也作為“符號”元素參與到當代設計的文化價值建構當中。在當代設計與文化之間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語境下，器物不僅滿足主體的實用需求，同時通過“審美”這一中介實現對主體精神的建構，這成為女紅展現自身“魅力”的“際遇”.
1當代設計對傳統女紅的傳承與拓展
在傳統女紅工藝中，女紅的圖案、造型、主題及工藝等元素是無法與其功能（包括器物的使用功能與文化功能）分割開來的，由此形成了女紅意象符號體系。從女紅的整體特征來看，它承繼了傳統文化和民間藝術“造物寓意”的價值功能與意象建構方式，在紋樣與造型上大量采用人格化、象征、表情性符號，以及諧音式假借、比擬等一系列手法來呈現寓意，形成了一種帶有功利性的審美價值體系；在紋樣、造型結構、色彩等審美元素上，則注重借自然、生活中的物象來寄托情思，呈現出天人合一的審美趨向。此外，女紅作為傳統工藝中的一種特殊的形態，在文化內涵與形式語言上都具有自身的特色與亮點，除了體現出與其特定功能、器物相符的造型等特點外，還體現出手工細作及其他與“女性”主體審美特征相符的特殊價值取向。這些表意機制與審美特征都在當代設計中得到了繼承，尤其是在當代服飾設計中，通過多樣化的器物功能與豐富的文化內涵得到了集中的呈現。
1.1對傳統女紅表層意象符號的承繼與重構
在當代服飾設計中，這種呈現是多樣化的，涵括了女紅意象體系的多個層面，其中占據重要地位的是對傳統女紅圖案、造型、題材等表層意象符號的承繼與重構。這種意象符號的“魅力”一方面在于與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相符的特定紋飾與寓意，集中代表了民族文化及其歷史演進的過程，因此，往往作為東方民族符號，在當代國際時尚領域中承載著書寫民族身份和構建民族文化想象的使命。例如英國著名服裝設計師亞歷山大·麥昆（Alexander McQueen）曾設計過一系列帶有濃郁東方神韻的服裝（如圖1所示），它們以標志滿清宮廷文化的“旗頭”造型、繁復的手工藝刺繡及女紅的標志性紋樣為主要設計元素，在服裝上綜合了仙鶴、花開富貴、雀上枝頭等中國吉祥元素，呈現了設計者對東方文明的想象。同時，他在設計中還融入了西方立體裁剪與個性化的現代設計理念，在材質上大膽突破了絲織面料，采用極具造型感和立體感的現代混紡面料，由此造成了傳統女紅紋飾與現代材質之間，傳統女紅的優美、奢華與現代設計的簡潔和強烈之間的矛盾，形成了視覺感受上的極大沖擊，同時，建構起跨越時空的文化場域和想象空間。
女紅的造型、紋飾和工藝等元素作為其意象符號體系的主體內容，規定著女紅這一文化形態的特殊價值，而在當代文化全球化語境下，正是這種“特殊”性使之承載著建構民族文化的時代使命，為之延續和發展提供了時代“際遇”.但與此同時，女紅的“魅力”卻不能僅僅依賴于自身既有的價值，而需要通過與現代材質、工藝的結合，在文化內涵上的與時俱進，在藝術風格上的大膽革新，方能不斷展現出生命活力。此外，“民族符號”本身也存在一個不斷解構和重建的過程，有賴于設計師對民族文化之當代價值的思考和對當代人類文明的反思，在此基礎上不斷開掘其民族文化符號體系，注入新的文化內涵，創造出新的審美樣式。
1.2對傳統女紅意象符號文化內涵的傳承與拓展
另一方面，這種意象符號的“魅力”還來自于女紅審美范式所特有的文化底蘊。作為百姓日用的女紅，其審美范式與設計話語于民間文化土壤上生根開花，在其綿延、發展的歲月中積聚了深厚的文化內涵與強勁的生命力，為當代女紅設計提供了豐富的審美資源寶庫。生存于“鄉野”之中的女紅，盡管在文化內涵與藝術形式上受到社會制度與統治階級文化的制約，但它通過對地域民風民俗的貼近，能夠最大限度地趨向于民眾的審美習慣、心理結構和情感需求，從而形成不同于宮廷、廟堂或文人文化藝術的獨特意象符號體系。這種符號體系不僅傳承了中國儒、道思想和傳統藝術思維方式，同時深深滲透著民間文化藝術貼近自然、融于日常生活的意象建構方式，形成了與之相符的設計話語。例如，善于借用不同的物象來表現不同的寓意，形成了一種帶有功利性的審美價值體系，并在紋樣、造型結構、色彩等審美元素上凸顯出對自然的親近，以及個體真切、質樸的感受等。這種審美范式寄托著民眾對真實情感的抒發、對生活的熱愛，以及對生命欲望的肯定，充分體現出儒家入世的生活美學；在其物化過程中，卻又張揚物我合一、呈現個體生命意志的自由精神，體現出與道家思想的契合。從整體上看，它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社會綱紀的束縛和精英藝術的刻意造作之流弊?；谶@種特質，女紅審美范式中蘊藏的活力將在當代設計趨于個性化、日常生活趨于審美化的語境下得到充分的發掘。就目前來看，民族服飾設計中對于女紅的運用已日趨多樣化，以當代消費主體的審美趣味和個性訴求為目的，大膽突破傳統女紅的既有紋飾符號和“集體審美定勢”的設計屢見不鮮，并將成為將來的主流形態。
2基于當代文化語境的開掘與重構
如上所述，當代女紅設計已經對傳統女紅的意象符號體系進行了傳承和拓展，在造型、圖案、色彩等形式元素上不僅呈現了符合當代主體審美心理與視覺機制的改造，同時也體現出與當代設計觀念、文化訴求的對接。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是，這種改造和對接的路徑并不僅僅局限于對傳統民族文化藝術資源的拓展，或者參照當代審美文化的普遍規律，而是在其本體特質---手工細作和“女性”主體的審美特征上生發出更多的可能性。
2.1基于當代主體精神建構的話語開掘
一方面，在當代設計中，女紅“手工細作”的特征，已然成為主體抵抗工業文明和人性異化、復蘇和建構精神維度的重要審美元素。在當代充斥著平面化、快餐式消費的商品文化語境中，這種“手工細作”還有效地勾連起主體對自然、社會、生活的感性生命體驗。例如，國內知名的女性服裝設計師馬可設計的“無用”服裝系列作品（如圖2所示），將“手工細作”的“魅力”作為主要元素凸顯出來，同時以突破傳統女紅的平面裝飾效果，保留了手工的痕跡和天然織物的觸覺，結合簡潔的立體造型結構，使作品散發出天真、古拙、質樸的氣息，將傳統工藝中蘊含的情感訴求轉化為自覺的審美追求，使之在當代審美文化語境中生發出新的內涵，同時運用當代設計美學對之進行重構，可謂對女紅設計話語表現力的突破式開掘。
另一方面，當今的女紅逐漸成為以符號來體現“女性”主體的審美化生存的中介，使得女紅文化藝術的創造也將落實到當代女性主體的生命體驗上，在女紅的功能、內涵、價值等各方面進行開掘和重構。傳統女紅除了包含有中國古代民間文化藝術的集體意識與民間工藝的共性特征以外，其審美范式中已然潛藏著女性這一審美主體獨有的精神文化內涵和相應的審美取向。事實上，女紅的本體特質中的重要一面便在于女性的“智慧與情感”.這種“智慧與情感”規定了女紅的“藝術性”,即在這種審美和創造活動中傳達了女性主體對自我、自然與社會的體驗。從現代藝術本體的角度來說，即在形成特定語言范式的同時，體現了對社會文化的反思和對個性情感、意志的表達，因而呈現出“人類生命（即智慧與情感）的投入程度與穩定性”.
2.2女紅文化藝術中的“智慧與情感”
女紅文化藝術中的“智慧與情感”首先體現為針線手作與審美定勢之中所蘊含著的女性特征。母女、婆媳世代傳襲的一針一線的制作過程本身依賴于主體的心手相連，融入了女性特有的精巧與細膩，在造型、色彩等形式語言上則呈現出遠離宮廷廟堂而貼近日常生活的質樸、純真、生動，在審美風格上則趨于自然、靈動和多元化，這些特點在日用器物之中反映得尤為明顯。例如，除了在紋樣、造型等方面強調對自然物象和生活物象本真的觀察與感悟之外，女紅的色彩也顯示出這種思維方式的影響，其以“蛋青”“棗紅”“蔥白”等命名，在這種形象化的審美觀照之中蘊含著女性豐富、感性的內心世界，寄托著她們對生活的熱愛和對生命的渴望。這種純真與質樸，絕然不同于部分宮廷或文人藝術的刻意做作，而是反映出積淀于日常生活經驗中的情感體驗，于主客體之間的生命融匯之中彌漫著靈動的真氣，綻放著生命的光彩。
其次，從題材和寓意上看，這種“智慧與情感”還呈現在對物之生命綿延的體悟和對女性所關注的現世內容的表現上，體現出對女性社會身份角色的書寫。從這個意義上說，女紅對于女性的“角色塑造”不只是體現在受制于社會情境的閨中之德與賢淑品行等方面，還體現在脫離桎梏、表達個體情感的意向上。
從傳統女紅來看，這種意象還是較為含蓄的，它往往隱藏在特定題材和母題當中，反映了女性對其所處社會情境的特定感受。例如，“肚兜”這類較為“私密”的女紅器物上常常以“好鳥枝頭”等紋飾直接地反映出主體對婚姻的美好憧憬，而這種對現實生活的愿望和欲望的“真實”表述，成為了女性直抒心意的重要中介。事實上，這種直觀的表達方式也與女性邊緣的社會身份和嵌入日常生活現實之中的角色相符，同時也借助明清以降追求“性靈”的人文思潮的推促，為女性主體的表情達意提供了重要的語境。例如“民間春意女紅”因為其易攜帶、不易損毀等特點，在這一時期得到迅速的發展，這些被繡于香囊、大紅抹胸、肚兜和睡鞋之上的性愛圖景，甚至還以具有文人雅士風韻的背景加以襯托，凸顯出追求個體自由的意趣[2];再如一款民國時期的胸衣（如圖3所示），上面以傳統的折枝花紋樣和刺繡的西洋文字“good night”相互交錯，羞澀、含蓄的意味全無，而是以其現代裝飾效果和時尚話語凸顯出現代女性大膽表達自身情感和愿望的趨向。此外，明清時期的江南女性不僅通過女紅創造來獲得樂趣，還將之作為施展才華、獲得社會承認及自我價值實現的途徑，“如顧氏后人顧玉蘭夫亡，守節撫孤，家貧，依靠‘事女紅兼教授學生’維持生存，把自己的審美理想傾注于女紅之中，還使女性作為主體的審美思想通過教育得到擴展”[3].
當然，隨著當代女性主體生存狀態的改變，女紅中的女性審美特征也在發生著相應的變化，其文化內涵和精神所指也有待于從當代女性的“審美化的當代生存[4]”出發，不斷得到新的闡釋和建構，其意象符號體系也需要不斷進行拓展與重構。無論從當代藝術與設計理論還是從當代國內與國際服飾設計實踐來看，對這一命題的探索尚處于起步階段，但不可否認，隨著“日常生活審美化”這一文化“際遇”對設計的滲透，對女性生存體驗的深度書寫必將成為女紅發展和活化的重要契機，女紅獨特的文化內涵與審美特征也必將成為其不可復制的“魅力”.
3當代女紅設計的多元“際遇”與多重“魅力”
如上所述，傳統女紅是一個生長于豐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上的有機生命體，而它最為強勁的生命力在于其意象符號體系和審美范式中蘊含的文化價值及其不可“復制”的獨特“魅力”.對于當代服飾設計而言，僅僅依靠對女紅表層形式符號的簡單植入，是無法使之獲得可持續發展和真正意義上的活化的。
因此，當代女紅的發展應充分融入審美文化之中，不僅依靠當代設計產業的創新，也要借由民俗活動、地域特色文化的傳播為之提供廣闊的空間；同時，當代女紅的突破創新還要致力于藝術品質的提升，通過藝術形式上的多樣化探索實踐，不斷開創符合當代大眾審美文化規律的新樣式。
3.1地域特色與多元女紅形態“魅力”的彰顯
傳統女紅文化藝術本身就是一個包含多元審美向度與豐富藝術形式的整體。其中，地域審美觀成為造成女紅具體形態的特殊性的重要因素。例如，以吳越文化為核心區域的江南，不僅因其特殊的經濟環境成為全國絲織手工業中心，同時因其江南獨特的地域環境和文化上的領先與繁榮，形成了以文人為主體的、引導近代中國藝術主流的文化氛圍。融于近代江南社會審美文化語境當中的女紅，自然而然地凸顯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審美思想。雖然“吳文化”和“越文化”“同俗并土、同氣共俗”[5],但由于地域的不同及生產力發展的不平衡，也產生了“越文化”與“吳文化”的不同魅力，以及審美上的差異性。例如，“吳制服而華，以為非是弗文也”[6],吳地女紅多趨于浮華、繁麗、驕奢、文秀，更多一些精巧和柔美。例如，“吳女紅”之中凸顯出獨樹一幟的“初發芙蓉”之美[7],它側重于器物的裝飾功能，在藝術形式和審美趣味上呈現出與近代文人書畫藝術相近的、清幽淡泊的風格。如在暗紅綢地花卉條幅中（圖4），這種風格除了體現在紋飾的特定寓意和作品的整體意境上，還體現在紋樣造型上的追求“神似”,以及制造工藝上的以針線代筆墨等方面。其獨特的“魅力”正體現在道法自然的哲學和美學思想中所蘊含的對個體生命體驗、精神自由的追求，而這一點在當代注重主體價值的設計文化語境中具有極大的發展空間。例如，有東方的CHANEL之稱的臺灣服裝品牌夏姿。
陳（Shiatzy Chen），在2012春夏系列女裝設計中便以蘇繡為主要工藝，以“梅花”這一中國文人藝術中的重要題材結合白藍主調及絲緞質地，凸顯出脫俗不凡的個性精神，同時將文人精神中的含蓄、雅致與少女清純、靦腆的情性融為一體，加之與模特的優雅走臺風韻相得益彰，不愧為對“初發芙蓉”之美的創新演繹和富于時代精神的演繹，同時也是對民眾“鄉野”女紅藝術品質的提升。
“越女紅”則主要體現為與“實事實功、經世致用”的主流文化思想一致，與貼近平民生活與日常審美體驗的民間藝術融為一體，以尚務、儉質的品質為內蘊，外在則呈現出清淑、陽剛的審美特性，在趨向文雅、精致的同時，更趨自然、生動、質樸和活潑。
在筆者看來，當代浙江女紅的“特色”發展之路，可以借助旅游等文化產業的繁榮，充分挖掘浙江本地民間豐富的審美文化資源，在器物造型、圖案紋飾上突出浙江地域文化特色（例如鳥圖騰、蛇圖騰、植物紋飾、文人書畫等），在題材、主題等方面大膽植入浙江地域文化內容（例如宗教信仰、英雄崇拜、民間傳說，以及詩詞歌賦、戲曲等）。簡言之，當代女紅設計需要在對其審美元素廣采博取、兼收并蓄的基礎上，突出各種女紅形態的審美特性，在設計中充分發揮其個性優勢。
3.2對其他藝術形態的借鑒
當代女紅設計的發展應注重從其他藝術形態中吸取營養，而這一點在明清女紅中就已有嘗試。例如，明代上?？娛祥_創的“顧繡”（也稱為“畫繡”），它以名畫為藍本，將傳統針法與國畫筆法相結合，采用半繡半繪、畫繡結合、補色套色的表現手法，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藝術；清末民初女紅藝術家沈壽，則更為大膽地汲取了西方藝術的元素，在唐宋畫繡、明代顧繡的基礎上，借鑒西方繪畫中明暗虛實的表現，獨創散針、旋針等針法，令其“仿真繡”蜚聲海外[8].隨著當代女紅從“民俗”向“藝術”的轉化，這種由“技”轉向“藝”演進成為女紅發展的內在邏輯。當代設計師在傳承中國傳統藝術思想，對女紅符號進行重釋與重構的同時，也大膽融入了當代視覺審美機制和西方藝術元素，創造出更具個性和設計感的藝術精品。例如，畢業于中國美術學院的藝術家沈德隆，其女紅作品以具象的油畫藝術為藍本，同時融入了精細的織繡工藝，在“中西合璧”中顯現出一種別樣的風采。此外，當代裝置、纖維等藝術中的女紅元素也為設計提供了啟示，當代國際設計理念、時尚元素也為當代女紅設計注入了新的血液，它們都為女紅從原生自在的“鄉野”邁入設計與藝術的“圣殿”架起了橋梁。
4結語
當代女紅的“際遇”是多元的，設計、藝術乃至文化產業，都為其提供了發展的平臺。女紅的“魅力”同樣是多重的，通過與當代審美心理、審美趣味和文化價值的對接，其手工制作技術、造物精神和審美范式、設計話語都能在當下生發出新的“魅力”.對于當代設計師而言，既要充分發掘來自民間的最具活力的、富有特色的審美元素，還要努力探索時代賦予女紅的新的文化內涵，學習和借鑒當代設計與藝術中的新觀念、新話語，以促使其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活態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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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包燕麗，于穎。中華錦繡叢書：顧繡[M].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