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老年歲月是人生的重要階段。養老問題既是個人問題,更是社會問題,關系到一個國家和社會的持續穩定與發展,需要我們予以足夠的重視。養老保險的目的是為了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為其提供穩定可靠的生活來源。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勞動力群體的代際更替,保證老年人安心退休,新勞動力順利就業。為了保證養老保險工作的順利實施,我國各級政府出臺了多個相關文件,要求各類企業必須給全體員工購買養老保險。201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更對養老保險進行了全面詳細的規定,并明確強調了私營企業在養老保險參保上的義務與責任。
盡管我國各級政府對企業履行養老保險參保責任進行了三令五申和監管,但越來越激烈的市場競爭使得私營企業逃避繳納員工參保費的動機逐漸增強,并通過各種手法逃避養老保險參保責任。據中國社會科學院 2011 年組織進行的“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SS2011\\)”,我國私營企業享有養老保險的員工僅為 48. 8%,而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和三資企業分別為 78. 3%、70. 8%和88. 4%。私營企業的養老保險參保率遠低于其他類型企業,將影響到私營企業的人才引進和持續發展、廣大私營企業員工的退休福利,甚至阻礙我國社會保障建設、收入分配改革的進一步開展。
探討私營企業履行養老保險參保責任的影響因素意義重大,但目前學術界關于這方面的實證研究卻并不多見。原因主要有兩個:一個原因是認為養老保險是社會保障制度的核心內容,在政府明文規定下企業會自覺按章執行,履行義不容辭的責任,于是默認全體企業員工均已參加養老保險、不存在員工養老保險缺保問題,也就不必進行研究。事實上,由于我國養老保險制度建立時間尚短,在制度設計和執行上不夠完善,不少企業存在逃避員工養老保險參保責任的現象,這方面的問題在私營企業中尤其突出,不容忽視。另一個原因在于進行這方面的實證研究需要獲得大量相關企業養老保險執行情況資料,而這些資料的獲得比較困難,因而這方面的研究長期以來大都采用理論演繹的方法或以宏觀歷史案例從國家層面展開研究,而鮮有系統性的定量研究。
本研究從企業層面探討勞資博弈與企業規模對私營企業養老參保的直接影響,并考慮到隨著企業規模的不同,股東可利用的企業影響力不同,員工組織的影響力也不同,因此提出并檢驗了企業規模與股東控制力、員工組織對私營企業養老參保的交互作用,研究結論對相關管理部門決策和學術界進一步研究具有重要啟示。
二、理論假設
企業履行養老保險參保責任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從 20 世紀 60 年代開始,各國學者就開始關注養老保險參保的影響因素,但總體而言,大都從宏觀因素角度進行。例如:宏觀經濟變量,包括經濟增長速度、收入水平、價格水平、貨幣穩定性、利率等;還有制度因素,包括法律規章、產權制度、規制質量、腐敗控制;人口統計變量,如人口數、教育水平、預期壽命、城市化等。隨著研究的深入,不少學者認為,從微觀層面探討影響企業履行養老保險參保責任的因素,將是原有研究的有益補充,也更具現實意義。
從企業層面這一微觀角度看,企業的影響力與企業規模大小有直接關系。更大的企業規模往往意味著企業擁有更大的市場力量,企業在解決當地人口就業中作用更大,因此地方政府對該企業的依賴與重視程度越高,從而更不情愿對它們不履行參保的行為進行懲罰,由此助長了企業不履行養老參保責任的行為。有研究表明,政府官員通常認為提供工作崗位而不繳納保險費用的雇主比不提供工作崗位的雇主更好。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將企業偷漏員工養老參保的社保福利當作“優惠政策”送給納稅大戶,使企業每年因此“節省”巨額的社保支出,從而,出現地方政府把“默許企業不給員工買保險”當作給大企業的一種扶持或吸引投資的政策“比較優勢”,通過出賣勞工的利益向資本獻媚。因此,地方政府在監管大企業執行員工養老參保政策上相對寬松,從而導致大企業的員工養老參保率相對較低。
另外,大企業有更強的逃避繳納養老保險費的動機。從信息不對稱的角度而言,企業規模越大,企業與政府之間的信息不對稱越嚴重,政府執行機構監管企業執行養老參保的難度就越大,因此大企業更容易逃避繳納養老保險費。就繳費絕對額來說,大企業繳納的費用總額要比小企業高得多,偷漏保同等比例的情況將“節省”更多的金錢,因此相比小企業而言,大企業有更強的動機、也更經常進行偷漏繳納員工養老保險費。另外,大企業有更多更好的會計師和律師資源,可以更好地掩蓋其逃避的事實并處理與執法機構的關系;而且由于大企業通常是偷漏繳納養老保險費的“慣犯”,在處理這類逃避責任的活動時有更豐富的經驗或資源加以利用。因此,大企業逃避養老保險責任的現象比小企業更普遍。綜上所述,我們提出假設:
H1:私營企業養老保險參保率與企業規模負相關。
追逐經濟利潤是股東投資經營企業的主要目的。在外部激烈的競爭環境下,對經濟利潤的追逐可能會演變為對內部成本最小化的追求。企業繳納的社會保險費是企業勞動力成本中一項比較大的開支,是影響企業利潤的重要因素。為了保住或增加利潤,企業有可能把目光轉向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險費的繳納上,出現員工養老保險費能逃就逃、能拖就拖、能躲就躲的局面。鄭志國的研究表明:私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相比,利益主體更明確。為了降低用工成本,私營企業有意逃避繳納員工社會保險費,對員工工資侵蝕的現象比國有企業嚴重得多。同時,股東對企業經營的控制力越強,也就更有條件貫徹實施不繳或欠繳員工社會保險費以獲取利潤這一意圖,因此,股東控制力越強的私營企業養老保險參保率越低。綜上所述,我們提出假設:
H2:私營企業養老保險參保率與股東控制力負相關。
代表和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是工會和職工代表大會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關于工會、職代會在增進員工福利方面的重要作用,國外早期的福利經濟學文獻已經多有論述,但早期研究中由于數據資料的限制,并沒有對工會、職代會的這一影響展開細致的實證研究。首先最全面對這種影響進行分析的是弗里曼\\(Freeman\\)和梅多夫\\(Medoff\\)。他們的研究發現,建立工會、職代會這類員工組織的企業社會保險平均繳費比未建立這類組織的企業高 14%。這是因為在未建立工會、職代會的企業中,員工的進入和退出是決定員工福利的主要調節機制,福利補償方案主要由這些“邊際”員工的偏好決定,但“邊際”員工往往是年輕、流動性強并且對健康、養老保險需求較低的人,因此這是不利于提高全體員工福利的;相反,在有員工組織的環境中,通過工會或職代會的投票和政治過程可以將“邊際”員工的影響擴展到更多員工,而不僅僅是那些年輕、流動性強的員工,由此,年長、流動性低的員工的養老保險參保偏好都會被考慮進來,從而工會和職代會的建立能大大提高員工的養老保險覆蓋率。
我國的相關實證研究也支持了工會和職代會能提高養老保險覆蓋率的觀點。姚洋和鐘寧樺基于全國 12 個城市 1268 家企業的調查數據,實證檢驗了工會在提升工人福利方面的作用。研究結果顯示,工會能顯著提高工人的小時平均工資、縮短每月平均工作時間,并提高企業養老保險覆蓋率。朱曉陽和陳佩華對比研究了是否建立職代會與單位為個人購買養老保險行為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建立職代會的單位為個人購買養老保險的高達 84%,而未建立職代會的該比例僅為 50%,即建立職代會企業的養老保險參保率明顯高于未建立職代會的企業。這些研究結果說明工會和職代會在維護員工合法權益、監督企業履行養老保險參保責任上具有積極意義,并且隨著社會的進步和勞動者維權意識的增強,這些員工組織的作用將更明顯。綜上所述,我們提出假設:
H3a:私營企業養老保險參保率與建立工會正相關。
H3b:私營企業養老保險參保率與建立職代會正相關。
股東控制力不單直接影響企業養老參保率,還調節企業規模與企業養老參保率之間的關系。實證研究結果表明:企業規模越大的企業影響力越強,地方政府對它們越依賴與重視,越不情愿對它們不履行參保的行為進行懲罰;并且這種影響力隨企業規模的增大而提高,規模越大的企業影響力越大。因此,當股東對企業控制力增強時,股東可以通過經營管理層利用地方政府依賴大規模企業而不情愿對它們進行懲罰的優勢,貫徹實施不繳或欠繳員工社會保險費以獲取利潤這一意圖,從而為股東爭取利益。
因此,股東對企業的控制力強時,大規模企業的影響力將被利用起來為股東爭取利益,企業就更“自由”地貫徹股東意圖決定是否為員工進行投保,從而在規模大的企業中,私營企業履行養老保險參保責任受股東控制力的影響更大。綜上所述,我們提出假設:
H4:股東控制力強的私營企業養老參保率受企業規模的負向影響更明顯,而股東控制力弱的私營企業養老參保率受企業規模的影響較小。
企業規模與企業養老參保率之間的關系除受股東控制力的影響外,還受企業是否建立工會、職代會因素的調節。我國的工會、職代會組織,受國情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所能發揮的作用有限,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否認工會和職代會是平衡員工和投資方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特別是在私營企業規模較大時,工會和職代會的影響力也將更大,工人的維權意識也較強,會形成較好的員工維權氛圍。因此,在規模大的私營企業中,如果企業不履行養老保險參保責任,有更大的可能被員工投訴,或者造成員工流失,增加企業不履行養老保險參保的成本,從而往往能為員工爭取到相對較高的養老保險參保率。事實上,有研究表明:工會、職代會等員工組織的影響力非常大,為維持該員工組織的地位和獲得成員的支持,它們有動機為組織成員爭取更好的養老保險條件,并與雇主進行具有政治目的的談判,從而為企業員工爭取到較好的養老保險待遇和較高的參保率。綜上所述,我們提出假設:
H5a:有工會的私營企業,養老保險參保率受企業規模的負向影響要比沒工會的企業小。
H5b:有職代會的私營企業,養老保險參保率受企業規模的負向影響要比沒職代會的企業小。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與樣本描述
研究企業履行養老保險參保責任的影響因素,應當選擇員工參保率變異較大的研究對象。在私營企業、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這三類不同所有制企業中,選擇私營企業作為樣本進行研究無疑是合適的。
有研究表明,政府對不同所有制企業不履行員工社會保險責任的態度有顯著差異,這與中國以往的社會慣例、員工期望相吻合。一般而言,地方政府對于當地私營企業有特別的優待,而對擁有大量國有資產的企業明顯缺乏容忍度。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國有企業都被認為要為員工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鐵飯碗,其中自然包括嚴格地執行社會保險責任。另外,國有資產的多少也可以轉化成政府對企業直接施加影響的能力大小;國有資產占比越高,政府對其施加影響的能力就越強,企業逃避養老保險參保責任的概率相應就會較低。因此,從這一角度而言,本研究選擇私營企業作為研究對象探討企業履行養老保險參保責任的影響因素是合適的。
本研究進行實證檢驗的數據來自中央統戰部、全國工商聯、國家工商總局和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共同組織進行的第九次全國私營企業調查。全國私營企業調查之前已經連續進行了八次,具有全面性、科學性和權威性。本研究所用的第九次全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于 2010 年底進行,抽樣調查的對象為私營企業,調查覆蓋全國 31 個省、市、自治區,按多階段分層次隨機抽樣方法進行,即按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抽取縣和\\(縣級\\)市,再按城鄉與行業分布隨機抽取各種規模的被調查企業。本次全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共回收有效問卷 4614 份,其中,1536 份問卷由于漏填題項的原因,無法計算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參保率,因此進行剔除,最后本研究得到 3078 家樣本企業數據。
樣本企業的基本特征分布詳見表 1。從樣本企業特征來看,調查樣本分布廣泛:涉及多種企業規模,其中 100 人以下規模的企業居多,這是多階段分層次隨機抽樣調查的結果,符合我國私營企業小規模居多的實際情況;調查企業涉及各注冊年份,有新創建企業,也有創建已有一定年份的企業,需要說明的是,1994 年及以前注冊的私營企業調查比例較低,這是由我國私營企業開放注冊時間較晚和私營企業存活率較低決定的;調查企業包括獨資企業、合伙企業、私營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責任公司各類;調查覆蓋東部、中部和西部企業,其中東部地區比例較高,這和我國私營企業在東部地區先一步發展起來相關,符合我國私營企業在東、中、西部的分布情況。調查數據樣本廣泛,確保了樣本的代表性與科學性,保證了本研究的實證檢驗具有較強的說服力。
\\(二\\)測量指標
本研究從企業層面探討影響私營企業養老參保的博弈力量,重點考察企業規模、股東控制力、工會和職工代表大會對私營企業養老參保率的直接影響和交互效應。在檢驗本研究的理論假設過程中,我們注意到地區發達程度、企業年齡和企業利潤也是影響私營企業養老參保率的重要因素,但由于這些變量不是本研究的主要關注點,因此作為控制變量處理。各變量詳細定義見表 2。
四、結果分析
\\(一\\)私營企業養老保險參保情況和相關系數矩陣
根據本次全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我們統計了私營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參保率情況,見表 3。由表 3可知,私營企業中全部員工均按要求參加養老保險的\\(參保率 = 100%\\) 僅為 402 家,占總樣本的13. 060% ;購買養老保險人數不到員工一半的企業 \\(參保率 < 50% \\),竟然達到 1890 家,占總樣本的61. 404% ;購買養老保險人數不到員工四分之一的企業,也已達到總樣本的 47. 271% ?？梢?雖然我國早有明文規定各類企業必須履行養老保險參保責任,但仍然有許多私營企業沒有很好地執行,私營企業養老參保工作任重而道遠。表 4 為本研究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和 Pearson 相關系數矩陣。
\\(二\\)回歸結果與假設檢驗
首先引進控制變量地區發達程度、企業年齡和企業利潤對養老保險參保率的影響\\(模型 1\\);接著引進自變量企業規模\\(模型 2\\);然后引進調節變量股東控制力、工會、職工代表大會\\(模型 3\\),因此模型 3為包含控制變量、自變量、調節變量的主效應模型;最后,為了避免多重共線性問題,我們在模型 3 的基礎上分別引進各交互項\\(模型 4—6\\)。關于多重共線性問題,計量經濟學通常認為方差膨脹因子\\(VIF\\)≥10 時表示存在較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管理學中對 VIF 值的要求更高,通常認為 VIF≥3 時存在較強的多重共線性問題。經檢驗,本研究各變量的 VIF 值最大為 1. 281,遠小于 3。因此通過 VIF 檢驗,可以判斷本研究各模型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本研究的逐步多元回歸分析結果如表 5 所示。
從模型 1 的回歸結果可看出,地區發達程度、企業年齡和企業利潤對企業養老保險參保率有顯著解釋力:R2= 0. 021,F\\(3,1385\\) = 9. 720,p < 0. 01,地區發達程度的系數值β = 0. 039\\(p <0. 01\\),企業年齡的系數值 β =0. 005\\(p <0. 05\\),企業利潤的系數值 β =0. 115\\(p <0. 01\\)。這一結果與我們的預期相一致,也得到了前人研究的支持\\(Schwartz,2003;Nyland 等,2006\\)。
模型 2 在控制地區發達程度、企業年齡和企業利潤的基礎上引入自變量企業規模,模型的解釋力達到 R2= 0. 025,F\\(4,1384\\) = 8. 676,p < 0. 01,解釋力顯著提高,ΔR2= 0. 004,ΔF\\(1,1384\\) = 5. 451,p <0. 01,因此,企業規模對私營企業養老保險參保率有顯著負向影響\\(β = - 0. 024,p <0. 05\\),從而支持了假設 1。
模型 3 在模型 2 的基礎上引入股東控制力、工會和職工代表大會。模型的解釋力達到 R2= 0. 066,F\\(7,1381\\) = 13. 882,p < 0. 01,解釋力顯著提高。ΔR2= 0. 041,ΔF\\(3,1381\\) = 20. 338,p < 0. 01,顯示引入變量股東控制力、工會和職工代表大會具有顯著的統計意義,能有效提升模型解釋力。其中,股東控制力對私營企業養老保險參保率有顯著負向影響\\(β = -0. 049,p < 0. 01\\),從而支持了假設 2;工會對私營企業養老保險參保率有顯著正向影響\\(β = 0. 050,p <0. 01\\),從而支持了假設 3a;職工代表大會對私營企業養老保險參保率有弱顯著的正向影響\\(β = 0. 018,p < 0. 10\\),從而在 0. 05 的顯著度下不支持假設 3b。
模型 4 在模型 3 的基礎上引入股東控制力與企業規模的交互項,模型具有顯著解釋力。R2=0. 070,F\\(8,1380\\) = 12. 855,p < 0. 01,解釋力顯著提高。ΔR2= 0. 004,ΔF\\(1,1380\\) =5. 356,p <0. 05,顯示引入股東控制力與企業利潤的交互項具有顯著統計意義,能有效提升模型解釋力。股東控制力與企業規模的交互項對私營企業養老保險參保率有顯著負影響\\(β = -0. 027,p < 0. 05\\),從而支持了假設 4。
模型 5 在模型 3 的基礎上引入工會與企業規模的交互項,模型的解釋力沒有顯著提高。ΔR2=0. 001,ΔF\\(1,1380\\)= 1. 823,p > 0. 10,顯示引入工會與企業規模的交互項不具有統計意義,統計結果不支持假設 5a。
模型 6 在模型 3 的基礎上引入職工代表大會與企業規模交互項,模型具有顯著解釋力。R2=0. 069,F\\(8,1380\\)= 12. 715,p < 0. 01,解釋力顯著提高。ΔR2= 0. 003,ΔF\\(1,1380\\)= 4. 311,p < 0. 05,顯示引入職工代表大會與企業規模的交互項具有統計意義,能有效提升模型解釋力。職工代表大會與企業規模的交互項對私營企業養老保險參保率有顯著正向影響\\(β = 0. 042,p < 0. 05\\),從而支持了假設5b。
為了更直觀地揭示股東控制力和職代會對企業規模與企業養老參保率關系的調節作用,我們在圖1\\(a\\) 、圖 1\\(b\\) 中分別畫出對應的調節作用圖。圖 1\\(a\\) 為股東控制力調節企業規模與養老參保率的關系。具體而言,股東控制力強的私營企業,企業規模所產生的影響力將更多地被股東所控制、為股東爭取利益,從而企業規模越大員工的養老參保率越低,與股東控制力弱的私營企業相比表現出更明顯的負相關。圖 1\\(b\\)為企業是否建立職代會對企業規模與養老參保率關系的調節。具體而言,未建立職代會的私營企業,養老參保率與企業規模之間表現出較明顯的負相關關系;而建立職代會的私營企業,員工養老參保率受企業規模的負向影響較小,甚至表現出明顯的正相關關系。
五、結 論
養老保險制度保障了勞動者在年老退休時能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理應覆蓋到全體工作人員,成為一項普享的制度。但是,我國現實的養老保險參保情況卻不盡人意。第九次全國私營企業調查數據顯示,私營企業中全部員工均按要求參加養老保險的僅占 13. 060%。本研究對影響私營企業履行養老保險參保責任的因素及其相互關系進行研究,并以第九次全國私營企業調查的 3078 家樣本企業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得到一些有意義的研究結果:\\(1\\) 私營企業養老參保率與企業規模負相關,規模越大的企業,員工參保率越低;\\(2\\) 私營企業養老參保率還與企業的股東控制力負相關,股東控制力越強的私營企業,員工參保率越低;\\(3\\) 私營企業養老參保率還與企業內部是否建立工會組織相關,建立工會的企業,員工參保率比沒建立工會的企業高;\\(4\\) 股東控制力放大了企業規模與養老參保率之間的負相關關系,股東控制力強的私營企業養老參保率受企業規模的負向影響更明顯,而股東控制力弱的私營企業養老參保率受企業規模的影響較小;\\(5\\) 企業內部是否建立職代會調節了企業規模對養老參保率的影響,建立職代會的企業養老參保率受企業規模的負向影響較小,甚至表現出正相關關系,而未建立職代會的企業,養老參保率受企業規模的負向影響較大。本研究結果對相關管理部門有重要啟示:
其一,加強社保執行監督力度,拒絕出賣勞工利益向資本獻媚。本研究結果表明,規模越大的私營企業養老參保率反而越低,特別是股東對企業的控制力較強時這一趨勢更明顯。這是因為地方政府部門在就業、納稅上對大規模企業有較強的依賴,因此默認和放縱了這些企業的偷漏繳納社保費的行為,惟恐嚴格執行會導致企業破產或給那些有意往該地區投資的企業留下不好的印象;甚至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獲得更多的地區性收益,有意削弱社保方面的執法能力。這一做法實質上就是將普通勞動者的社保福利當“優惠政策”送給企業資本方,出賣勞工利益向資本獻媚,必然激化勞資關系的矛盾和沖突,使得我國收入分配改革流于形式。因此,希望相關社保管理部門加強各地區全面履行社保責任的監督力量,為企業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舞臺。
其二,完善工會、職工代表大會組織機制,發揮其協調勞資關系的重要作用。在市場經濟環境中,投資方力量相對較強,而各員工個體力量相對薄弱,因此,需要工會、職工代表大會這些員工聯合組織來維護員工自身權益。不少研究表明,我國工會和職工代表大會在維護員工權益、提高養老保險參保率上并非像一般設想的那樣毫無用處。本研究結果也表明,工會組織有利于保護私營企業員工的養老保險參保權益,監督私營企業履行養老保險參保責任。隨著社會的進步和勞動者維權意識的增強,工會和職工代表大會這些員工組織通過完善組織機制,在維護員工權益、協調勞資關系上,還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
其三,嚴格監督大規模私營企業養老參保執行情況,重點監管股東控制力強、企業沒有設立工會與職代會的大規模私營企業。規模較大的企業在當地一般具有較廣泛的影響力,其行為往往具有一定的示范性。當按規定履行養老參保責任的私營企業得知一些大規模企業沒有履行養老參保責任并不受懲罰時,它們就會調整策略轉而不執行這些規章制度。根據本研究結果,大規模私營企業養老保險參保率相對較低,尤其是股東控制力強、沒有設立工會與職代會的大規模私營企業養老保險參保率將更低。
因此,有的放矢地監管這些企業,可以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并由于針對性較強而降低養老保險監管部門的執行成本,更有效地保障私營企業的員工權益并擴大社會保險覆蓋面,為廣大企業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