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后抑郁癥\\(postpartum depression,PPD\\)是產婦常見的產后并發癥,指既往無精神障礙史,產后6 周 內第 1 次 發病 ,以抑郁 、悲傷 、失眠 、煩躁為主要臨床表現, 嚴重時會發展為產婦自殺或殺嬰等個案。 PPD 不僅對產婦心理健康有著嚴重影響,而且還危害母嬰關系以及嬰幼兒情緒、行為、認知及人際關系的發展。因此,PPD 已受到越來越多國內外學者的重視。 在西方經濟發達國家,有 10%~ 15%的女性患 PPD,我國的一項系統分析顯示 ,PPD 的 發生率為 13.1% ~ 16.3%,并呈逐年上升的趨勢。 PPD 發生率的差異與研究人群、研究時間、評估工具及社會文化差異等有關。 在前期研究中,我們運用分層抽樣方法發現廣州市天河區 PPD的發生率為 20.03%, 影響因素主要有文化程度、分娩方式、獨生女產婦、婆媳關系、嬰兒性別、住房面積。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我國人口流動的速度和數量都發生著巨大的變化。 廣州市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經濟、文化發達,對流動人口有著巨大的吸引力。 根據第四、第五人口普查資料,2012 年廣州市實際管理人口已超過 1 600萬,其中非廣州戶籍人口 780 萬,還有未登記異地務工人員 200 多萬, 其流動人口與戶籍人口比例持平甚至略高。 天河區作為廣州市中心城區和華南最具活力的商貿中心吸引著超過 63 萬的流動人口, 這一群體的心理狀況已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一項調查顯示,流動人口中抑郁癥的發生率達16.5%。 妊 娠 、 分娩 、 產后恢復是育齡婦女一生中重大的改變,也是發生抑郁、精神疾病的高危時期。 然而,對本地區外來女性 PPD 的發生率及影響因素的研究尚未見報道。 本研究以關愛流動人口心理健康為出發點, 從生物-心理-社會視角探討外來女性 PPD 的發生率及影響因素, 從而為本地區外來女性 PPD 的防治提供理論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采取分層抽樣的方法,于 2013 年5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抽取廣州市天河區省級、區級、鎮級醫院中具有代表性的醫院各 1 所。 納入標準: 在天河區居住超過 1 個月的非廣州市戶籍產婦,意識清醒并具有一定的閱讀能力,自愿配合調查;排除標準:有精神病史或精神病家族史;有嚴重軀體疾病;不予配合者;剔除標準:未完成問卷全部內容者。
1.2 研究方法
1.2.1 評估工具 于產后 42 d 采用流行病學調查使用的抑郁自評量表\\(CES-D\\)對 PPD 進行篩查,該量表共 20 個條目,按過去 1 周內出現相應情況或感覺的頻度進行評分, 其中總分≤15 分無抑郁癥狀;16 ~ 19 分可能有抑郁癥狀;≥20 分肯定有抑郁癥狀。 自行設計的產后抑郁影響因素調查表內容包括人口統計學因素\\(年齡、婚姻狀況、職業、文化程度、出生地、在本區居住時間等\\)、生物學因素\\(產次、分娩方式、不良孕產史、妊娠及分娩相關疾病、新生兒疾患\\)、社會因素\\(睡眠狀況、婆媳關系、夫妻感情、嬰兒性別、人均住房面積、家庭月收入、喂養方式\\);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SRS\\):該量表共有 10 個條目,包括客觀支持\\(3 條\\)、主觀支持\\(4條\\)和對社會支持的利用度\\(3 條\\)三個維度,用來評價產婦獲得的社會支持。
1.2.2 資 料收集 由經過培訓的醫務人員完成
在產婦產后 42 d 來醫院檢查時, 在征得產婦同意后, 發放調查問卷, 要求產婦在 20 min 內獨立完成。 本研究共發放調查問卷 2 092 份,回收有效問卷 2 021 份,有效回收率為 96.61%。
1.2.3 統計學方法 數據采用 Epidata 3.0 進行雙份錄入, 應用 SPSS 13.0 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數資料組間差異采用 t 檢驗,PPD 的危險因素分析采用單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檢驗水準為 α = 0.05,以 P < 0.05 為差異有顯著性。2結果2.1 PPD 的篩查率 2 021 名產婦中,PPD 篩查率18.31%,CES-D 評分情況見表 1?！颈?】
2.2 PPD 單 因素分析 采用非條件 Logistic 回 歸分析,對年齡、婚姻狀況、職業、文化程度、出生地、在本區居住時間、產次、分娩方式、妊娠及分娩相關疾病、新生兒疾患、睡眠狀況、婆媳關系、夫妻感情、嬰兒性別、人均住房面積、家庭月收入、喂養方式進行賦值,分析與 PPD 的關系。 結果表明:夫妻出生地不一致、居住時間、新生兒疾患、嬰兒性別、家庭月收入等 6 個因素與 PPD 的關系有統計學意義\\(P < 0.05\\)。 見表 2?！颈?】
2.3 PPD 多因素分析 將單因素篩查后 P < 0.05的因素作為自變量進行多元逐步回歸分析。 夫妻出生地不一致、居住時間、新生兒疾患、嬰兒性別是 PPD 的危險因素,家庭月收入為 PPD 的保護因素,OR 值為 0.680,家庭月收入高的產婦患病風險比月收入低者低 32%。 見表 3?！颈?】
2.4 外來女性中 PPD 產婦與正常產婦社會支持得分情況 PPD 產婦在社會支持評價總分、 客觀支持分、 主觀支持分以及對支持利用度方面均明顯低于正常產婦\\(P < 0.05\\),見表 4?！颈?】
3 討論
3.1 外來女性 PPD 發病情況 本研究于產后 42d采用流行病學調查使用的抑郁自評量表對廣州市天河區外來女性 PPD 進行篩查,結果發現 PPD 的篩查率為 18.31%,高于東莞市外來女性 PPD 的發生率,這可能與篩查工具 、篩查時間及樣本量有關。 這也提示我們應重視流動人口中 PPD 的發病情況。
3.2 外 來女性 PPD 的 影響因素 隨著我國工業化及城市化進程的加快, 大量人口涌入經濟發達地區,廣州是流動人口集中的典型地區,天河區由于獨特的地理位置以及發達的商貿業, 是廣州市人口凈遷入最多的地區。 研究表明,流動人口總體生存質量低于普通居民,存在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健康問題。 流動人口中的女性則要面臨妊娠 、分娩等重大改變,這一時期是發生抑郁、精神疾病的高危時期。 然而對天河區這一特殊群體 PPD 影響因素的探討未見報導, 本研究從生物-心理-社會視角探討流動人口 PPD 的危險因素, 為提高流動婦女衛生保健水平提供依據。
研究顯示,夫妻出生地不一致、居住時間、不良孕產史、新生兒疾患、嬰兒性別是 PPD 的危險因素。 產婦和配偶的出生地不一致,易導致家庭在飲食、文化、照顧嬰兒等方面發生沖突甚至出現暴力現象,使產婦容易出現抑郁情緒。 本研究顯示居住時間是 PPD 的危險因素, 這可能與流動婦女的社會融合程度有關系, 居住時間相對較長的產婦會更多的與當地人進行社會交往, 進而形成相同的價值觀,產婦有明顯的歸屬感,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產婦的心理壓力。 嬰兒性別影響 PPD 的發生,這與中國傳統文化有關, 這些家庭存在重男輕女現象,一定要生男孩,這就導致家庭對新生兒性別不滿意, 產婦很少得到家人的關心, 易產生自卑感。
有關生物學因素在 PPD 中的作用, 研究結果存在不一致。 本 研究還顯示 , 新生兒疾患是PPD 的危險因素 。 一方面由于產婦未受過專門的醫學教育, 從網絡等媒體了解的醫學知識十分有限, 會過分擔心嬰兒的健康以及對今后成長的影響, 另一方面由于流動人口的醫療保障覆蓋率較低,嬰兒疾患會加重家庭的經濟負擔。 家庭月收入為 PPD 的保護因素, 家庭月收入高的產婦患病風險比月收入低者低 32%。 本研究中,PPD 產婦中大專以下文化程度的產婦占 63.78%, 較低的受教育程度使他們的職業以低層次服務業為主, 較低的工資的水平加上撫育嬰兒費用的增加導致產婦出現抑郁等心理反應。
本研究還顯示,PPD 產婦在社會支持評價總分、客觀支持分、主觀支持分以及對支持利用度方面均明顯低于正常產婦, 這就提示天河區外來育齡女性的社會支持系統尚不完善, 我們應當重視這一群體的社會支持體系。
流動育齡人口是大城市人群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其流動的特性,在享受衛生服務方面是邊緣群體, 因此我們要加大對流動育齡人口的健康教育, 完善社會支持體系, 這對提高婦幼保健水平,促進社會和諧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