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后，尤其是1992年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資本的力量或物質的力量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日趨增大，“物質驅動”是其基本特征。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由物質資本向創新驅動轉變，或由物質資本向創新能力轉變，人的自主創新能力是其核心特征。與之相應，在中國治國理政的過程中，有一種力量十分重要，那就是思想的力量，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如何發揮思想的力量，如何形成有效的新領導力，對于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意義至關重要。治理體系是由治理制度構成的，治理制度的執行需要執政骨干的治理能力或新領導力。這種新領導力與領導能力不同，它包括領導能力但又超越領導能力，是一種基于價值觀的領導，是硬權力與軟權力的結合，既包括決策力、影響力，也包括思想力。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加強和深化對于中國新領導力的研究。

一、基于價值觀的領導與中國新領導力

這種新領導力的提出，與領導科學中最前沿的基于價值觀的領導也是一致的。近百年來，關于領導的各種相關理論層出不窮，然而發展至今天，最高效的領導力或領導的最高境界是基于價值觀的領導或價值領導。

20世紀90年代，豪斯等人在研究中發現，領導行為和特征有效性事實上都隱含著人們對各種價值觀優劣的判斷；社會文化價值觀不僅能影響領導行為、領導風格的選擇，而且包含了下屬對領導者的行為、品德、成就等的期待；而領導者個人價值觀能對組織文化和員工價值觀產生巨大影響，甚至能改變下屬的價值觀，從而產生強有力的凝聚效應。由于價值導向的激勵比實際導向的激勵作用更強、更廣泛、更持久，因此豪斯提出了基于價值觀的領導理論。豪斯認為，基于價值觀的領導是：被領導者對領導者所信奉的價值觀強烈認同，持有明確價值觀的領導者，通過明確表達愿景，向組織和工作中注入自己的價值觀，使得被領導者所持有的價值觀和情感與之發生共鳴，從而喚醒追隨者對集體和集體愿景的認同，使領導者的自我價值得到實現?；趦r值觀的領導可以分為四個階段：領導者注入價值觀、價值觀共鳴引起下屬的動機與情感、共同價值觀的形成、對共同價值觀的強化?；趦r值觀的領導具有強烈的領導動機，為了實現組織目標和個人目標，有強烈欲望將個體價值觀灌輸給下屬，使得個人價值觀成為組織價值觀?；趦r值觀的領導方式能夠取得成功，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基于組織核心價值觀提出的愿景為組織變革和努力指明了方向，克服了變革的不確定性；二是基于價值觀領導者的強烈自信與對下屬和工作的信心，是克服下屬焦慮的鎮靜劑。

這種基于價值觀的新領導力是一種愿景領導。愿景領導，包括使命、愿景和價值觀三個要素。這三個要素，是相對于“術”的“道”,是相對于“載體”的“靈魂”,是相對于“實踐”的“思想”,今后在治國理政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會越來越大。尼克松到中國來談判中美恢復外交關系，毛澤東說，那個事情你跟周恩來去談，我不感興趣，我也不懂，我要跟你談談國際戰略格局的變化，我要跟你談談哲學。毛澤東的這種領導風格就鮮明地體現了基于價值觀的領導的意蘊。當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都是當代中國治國理政過程中的大愿景，也是基于價值觀的領導的典型表現。

這種基于價值觀的新領導力，是一種思想領導。唐代吳兢在《貞觀政要》中記載，唐太宗對侍臣說：“夫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彼枷肓芍^是領導力之根，只有具有思想的定力和引力，領導者才能發揮深遠的力量。韓愈的“行成于思”和列寧說的“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都說明了這個道理。當今時代，除了政治權力力量與市場（資本、金錢）力量起主導作用外，思想的力量日趨凸顯出來。國家之間的競爭，既是經濟、科技、軍事的競爭，也是思想觀念（理念）、思維方式的競爭；國家之間的差距，不僅是經濟、科技、軍事上的差距，也是思想觀念（理念）、思維方式上的差距。思想觀念（理念）、思維方式是一種競爭力，也是一種新領導力。從哲學上講，人有兩種基本力量，即實踐力量和思想力量。一個民族要站在文明的高峰，一刻也離不開理論思維。同理，我們這樣一個大的政黨、大的國家要站在世界的高峰，同樣一刻也離不開思想的力量。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說得好：“我們的全部尊嚴就在于思想?！碑斍?，一些西方政要鼓吹這樣的觀點，認為中國只會出口電視機，不會出口價值觀，說中國只看重物質而輕視精神和思想。其實，當今我國正處在一個需要思想、需要精神、需要文化的時代，是一個需要運用思想、理論引領社會實踐的發展時代，是一個需要思想家的時代。陸定一曾經有一個觀點，即統治術高明的皇帝不見得是有學問的，有學問的皇帝統治術不一定高明，甚至可能是亡國之君。那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筆者認為，要看是什么學問。統治術高明而不見得有學問的皇帝，其實是有學問的，他有治國之學。有學問而統治術卻不高明的，他的學問是花鳥草蟲之學。學問不同，治國理政的成就也就不同。于是，盡管隋煬帝是文學家、音樂家，李后主是詞人，宋徽宗是畫家、書法家，但他們因不通治國之學，或者懂治國理論而不會運用，缺乏駕馭實踐的能力，也就只好成為亡國之君了。物質是“體”和“形”,思想是“魂”和“神”.一個國家不僅要靠物質力量改造世界，也要靠思想力量征服人心，而后一種力量是更為強大的。首先，在人的一切活動中，思想及其思想活動是總開關、總按鈕、總指揮。尤其是在今天，從事一切重要活動首先要有思想。有思想才有思路，思路一定意義上決定著出路。其次，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這種反作用，既有國家行政權力的作用，也有思想的作用。

1978年，通過真理標準討論而強調的解放思想、恢復黨的思想路線，對于推進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曾經起到過十分巨大的作用。再次，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注重理論武裝、思想指導、思想建黨的黨，也需要用理論、思想來指導治國理政。最后，也是最關鍵的，實現中國夢，協調推進“四個全面”,需要我們具備科學的理論思維和充分的思想準備。

這種基于價值觀的領導還是一種守法尚德、把工作提高到科學化水平的領導。領導力包括判斷力、控制力、感召力和執行力等，其中主要是控制力和感召力，前者是指法律賦予的權力，后者則是指道德的魅力。當前，我國公共部門尤其是黨政部門領導者的領導力建設極為重要，一方面需要強有力的領導者和有效的領導力，另一方面又要加強法律規范和道德約束，促進領導者領導力的發揮與提升。法律和道德不僅在領導力形成、提升和發展中具有規范作用，而且在領導績效中具有保障作用。影響領導績效的因素固然有很多，但法律與道德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兩種。在公共組織的管理實踐中，法律與道德這兩個自變量的任何變化，都可能導致因變量領導績效的變化。孟德斯鳩有一個著名的論斷，“權力不受約束必然產生腐敗”,因此，權力必須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不能任性。法律的規范作用主要是一種約束力或拘束力，是剛性的；而“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徒法不足以自行”,領導力還需要道德的支持，這種力量是柔性的。柔性影響力與剛性影響力，合成了領導者的領導力。因此，對于領導者本人而言，就是要做一個守法、尚德的人，不斷提高領導力，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建設中法治與德治的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吨泄仓醒腙P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要把法治建設成效作為衡量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工作實績的重要內容，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當然，法律的道德化與道德的法律化是個永不停歇的過程，法律規范與道德規范之間也并非涇渭分明，而是互動互補，渾然一體。這種基于價值觀的領導也充分體現了對于“規律”的尊重。我們知道，皇權、神權和封建帝王欲望三者不同形式的結合，主導著我國歷史上的多樣發展。但封建帝王的思想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順應人民的意愿、反映歷史規律，是決定王朝興衰和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秦始皇因放縱欲望，雖然想統治萬世但二世而亡。漢武帝早年窮兵黷武，但晚年改弦更張，從而雖有亡秦之時卻避免了亡秦之禍。唯有唐太宗，他始終把自己的欲望控制在一定范圍內，使之不發展成為貪欲。在這種思想主導下，出現了我國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

“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由于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所有這些體系都是以本國過去的整個發展為基礎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頁].新領導力的提出，也是如此。在上述意義上，所謂新領導力，既是對領導者自身決策力、管理力、執行力、學習力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指領導者激發被領導者的能量并將其轉化為行動的能力，也是一種獲得領導者認同并與被領導者互動的能力。人們之所以自覺自愿地服從和追隨某個領導者，是由于這個領導者代表了他們的愿望和要求，并且能夠帶領他們通過切實的行動來實現自己的利益要求和信仰追求。從根本上說，新領導力的實質就是充分發揮下屬和群眾力量的能力，是把被領導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調動起來并發揮出來的能力。在這個意義上，新領導力就是指對他人的一種思想和價值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