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條件不起訴作為一種新的不起訴機制，是檢察機關公訴權的新發展，擴大了檢察官的起訴自由裁量權。對限制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實施的輕罪案件適用附條件不起訴不僅是刑事司法多重價值的體現，更是維護精神病人正當權益的現實要求。

一、精神病人適用附條件不起訴之多元價值

\\(一\\) 恢復性司法理念的彰顯

恢復性司法理念起源于西方國家，經過長時間的運用與傳播，現已成為國際上一項新的刑事司法模式。該理念的核心在于摒棄之前的刑罰報應觀念，不再以對犯罪嫌疑人的實體性處罰作為司法的依歸，轉而尋求一種修復社會關系的可行之路。就精神病人犯罪而言，對其適用附條件不起訴制度，一方面有利于精神病人積極向被害人賠償損失、賠禮道歉，進而握手言和，修復因犯罪行為而受損的權利，防止社會矛盾的激化; 另一方面站在社會共同體的立場上，對涉案的精神病人設置一定的附加義務，在其接受心理治療的同時要求其從事某些公益活動，為社會提供服務，可以彌補其對整個社會所造成的損害。

\\(二\\) 刑罰謙抑主義的具體體現

刑罰的謙抑性主要是指在刑事司法層面，通過少用或者不用刑事手段來有效地懲罰和預防犯罪，以獲得最大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在刑罰追訴理念從報應型轉向目的型的法治背景下，對部分輕罪案件采用非刑罰化的方式予以處理，也許比直接適用刑罰的效果會更好。只有在其他非刑罰措施無法達到維護社會所需秩序時，才考慮將刑罰作為制止不法行為的最后手段派上用場。

\\(三\\) 精神病人再社會化的現實需要

附條件不起訴作為一種介于起訴與非起訴之間的中間機制，將是否起訴的決定權在很大程度上交給犯罪嫌疑人，這種非正式的制裁方式可以促使其為了免受訴訟的困擾而積極履行檢察機關附加的法律義務或者公益活動，努力在社會交往中消減其“惡”的一面，爭取早日融入社會。這對于改造涉案精神病人的扭曲人格，塑造其健全的身心和積極的自我形象無疑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二、精神病人適用附條件不起訴制度之司法困境

\\(一\\) 精神病人是否起訴主要取決于其刑事責任能力的大小

刑事責任能力的有無是行為主體對其所犯行為是否應當承擔法律后果的關鍵因素，但檢察機關針對精神病人實施的犯罪案件往往過于注重其刑事責任能力的大小，而不是從刑罰個別化原則和刑事政策的角度出發，根據精神病人的具體犯罪行為的輕重程度施以不同的法律制裁。依據《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三百六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 “在審查起訴中，發現犯罪嫌疑人可能患有精神病的，人民檢察院應當依照本規則的有關規定對犯罪嫌疑人進行鑒定?！苯浰痉ㄨb定，如果認為犯罪嫌疑人無刑事責任能力的，檢察機關應當作出法定不起訴。如果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的，在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的前提下，檢察機關應當提起公訴?？梢?，對涉案精神病人是否起訴主要看其刑事責任能力的大小，而對其犯罪行為是否嚴重、犯罪情節是否惡劣則不是檢察機關考量的主要因素。

\\(二\\) 相對不起訴對精神病人發揮的作用有限

雖然相對不起訴可以對限制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實施的輕微犯罪行為進行程序分流，但這只能體現刑法寬容的一面，并不能滿足精神病人被作不起訴決定后對其進行精神救治的迫切需要。根據《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四百零九條第一款的規定: “人民檢察院決定不起訴的案件，可以根據案件的不同情況，對被不起訴人予以訓誡或者責令具結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本蜕姘妇癫∪硕?，對其作不起訴后，檢察機關只能要求其履行一些道德性的義務，并沒有附加帶有一定強制性色彩的精神救治措施，不能對其產生有效的約束力，而這對于修復精神病人的心智、發揮刑罰特殊預防的功能是非常有必要的。附條件不起訴可以解決相對不起訴適用精神病人輕罪案件中的這類問題，但在立法和司法實踐中存在制度性的缺失。

\\(三\\) 多元化的社會救治、服務體系尚未建立

我國《刑法》雖然規定了對實施犯罪行為的精神病人采取救治措施的兩種方式，一是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二是由政府進行強制醫療。但從現實情況看，家庭由于自身日?，嵤碌姆彪s和救治條件的有限，大部分很難看管好涉案的精神病人，以致很多精神病人流落街頭或者被長期禁錮在家。而強制醫療則是一種嚴厲的社會救治措施，會剝奪或限制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一般適用于實施了嚴重危害社會行為的精神病人，對實施輕微犯罪行為的精神病人不能適用強制醫療措施，以免影響其身心救治。因此，如果要使涉案精神病人得到良好的救治，就必須建立相對完善的社會康復機構或社會救治組織，將其合理分流到這類救治組織中。

三、精神病人適用附條件不起訴制度之可行性構建

\\(一\\) 條件限定

1． 限制刑事責任能力

根據刑法的一般理論，刑事責任能力劃分為三類: 無刑事責任能力、完全刑事責任能力、限制刑事責任能力。具體到涉案精神病人的刑事責任能力而言，我國《刑法》第十八條第一款規定: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過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責令他的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 在必要的時候，由政府強制醫療?！?/p>

這是關于無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的規定，對于此類精神病人，《刑事訴訟法》也已作出了專章規定，可以對其進行強制醫療?！缎谭ā返谑藯l第二款對完全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予以載明: “間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時候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币罁镄邢噙m應的原則，由于這類精神病人是在意志自由、無外力干涉的情況下實施的侵犯法益的犯罪行為，因此，應當按照普通刑事主體的刑罰處遇對待，對其犯罪行為負完全的刑事責任，不能因為其有精神障礙而降格處罰。該條第三款是對限制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作出的規定: “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毕拗菩淌仑熑文芰τ址Q減輕刑事責任能力，針對這類精神病人犯罪的，檢察機關經過審查證據和案件事實后，認為對其可以起訴也可以不起訴的，從刑法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基本理念考慮，適用附條件不起訴不失是一種對其進行減輕處罰的恰當方式。

2． 輕微犯罪行為

行為的情節輕重是司法機關裁量行為人法律責任的重要依據。雖然我國《刑法》并沒有規定輕罪與重罪的劃分標準，但從刑事司法實踐的運作分析，一般是將 3 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視為重罪的范圍，而將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單處罰金則視為輕罪的范疇。對于輕罪案件，檢察機關可以在酌定裁量的公訴權限度內作從輕處理; 而對于重罪案件，大都是排除在不起訴范圍之外。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款的規定: “對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規定的犯罪，可能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符合起訴條件，但有悔罪表現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贝艘幎▽m用附條件不起訴的主體、刑種和刑度均予以明確化，將犯罪種類限定為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侵犯財產和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等方面，刑罰幅度控制在可能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下。鑒于未成年人與精神病人同屬于法律需要特別關照的弱勢群體，兩者在刑罰的處遇方面具有某些共性。因此，可以考慮將附條件不起訴的程序分流對象擴大到包括限制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在內，但前提是該精神病人實施的犯罪行為必須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款的規定，也就是犯罪行為較為輕微，對他人和社會造成的損害不大。如涉案精神病人因防衛過當或者緊急避險超過必要限度而造成社會損害的;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或者輔助作用的從犯; 在犯罪過程中自動終止或者自動有效地阻止犯罪結果發生的等等。

3． 悔罪態度較好

對自己所犯的違法犯罪行為作一個深刻的認識和檢討不僅是犯罪嫌疑人自身內心世界的洗禮，更是一種尊重權利、敬畏法律的良好展現?；谧锸欠缸锵右扇酥饔^心態的外化表現。對于肇事肇禍的精神病人，其要取得法律的寬大處理，就必須具有真誠的悔罪態度，通過切實的具體行動來表明自己的悔罪意識。如到案后如實供述的犯罪行為并決心悔改; 積極向被害人賠償損失、賠禮道歉; 積極采取補救措施等等。

4． 符合公共利益原則

公共利益是指作為整體的社會公眾所共同享有和期待的利益，包括公共秩序、公共道德、公共安全等方面的內容。

檢察官在權衡公共利益之后，應當對某一案件是否起訴負有客觀義務。在針對精神病人的附條件不起訴中，由于精神病人的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不能達到正常人的標準，對其作不起訴應考慮其是否存在可能危害社會、影響公共安全的危險，社會公眾是否能夠包容、接受涉案精神病人回歸到群體中。如果檢察官認真審查案件證據、了解涉案精神病人的行為品格后，認為不起訴不違背公共利益要求的，可以作出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

\\(二\\) 相關制度措施的配置

1． 公安機關的密切配合

公安機關由于處于偵破案件、打擊犯罪的第一線，其工作性質決定了公安機關能夠最早接觸犯罪對象，直觀了解精神病人在實施犯罪行為時的精神狀態和言行舉止，特別是在案發現場或者抓捕行動中，他們甚至可以直接目睹犯罪嫌疑人具有攻擊性或者失控行為的威脅，從而得到更多判斷犯罪嫌疑人精神狀況的機會?？梢钥闯?，公安機關的密切配合非常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檢察機關是否對精神病人實施的輕罪行為適用附條件不起訴措施。因此，公安機關在移送的案卷材料中不僅要有涉案精神病人實施犯罪行為的實體證據，還要有關于嫌疑人精神狀況的證據，以便于在訴訟的較早階段引起檢察官的注意，并對符合要求的精神病人進行程序分流，使其從漫長的訴訟活動中解脫出來，恢復正常的生活。

2． 提供精神救治的社會康復機構參與其中

“隨著刑罰改革運動的發展，非刑罰化的概念本身又得以擴大。為了用刑法以外的方法處理數量巨大的、同時給法院帶來極大負擔的輕微犯罪，人們努力爭取公共的和私人的幫助以及利用協調和調解程序，并且通過非官方機構和團體的介入，避免使沖突訴諸刑事訴訟。這一潮流在美國被稱作轉處?！?/p>

可見，在美國，檢察官將提供精神救治的社會機構、團體引入到輕罪案件的處理過程中，通過運用附條件不起訴制度，實現了訴訟分流和特殊預防的目的。

為此，可以借鑒國外的做法，拓寬肇事肇禍精神病人的救治渠道，建立具有社會福利性質的社會康復機構，將其引入到精神病人的救治中來，由具備專業知識的心理醫生對限制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進行心理輔導和精神治療，并且被附條件不起訴的精神病人必須接受治療措施。這種附加特定義務的處遇方式既沒有達到強制醫療限制自由的嚴厲力度，又不至于使精神病人處于無人看管和照料的境地。

3． 精神病人同意履行附條件不起訴設置的義務

附條件不起訴作為檢察機關的一種“待訴權”，在訴訟進程中具有中止程序的效用，總體上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如果犯罪嫌疑人事實上并沒有實施犯罪行為，但卻受到了不實指控，為了盡早結束訴訟程序而同意適用附條件不起訴，從而喪失了檢察機關對其作絕對不起訴或者法院作無罪判決的機會。況且，在附條件不起訴考驗期內，嫌疑人還要遵守法律的嚴格規定，認真履行檢察機關所附加的義務。對于限制刑事責任能力的涉案精神病人而言，由于其缺乏一定的獨立判斷能力，對附條件不起訴的法律后果在認識上存在局限性。為此，檢察機關在作出附條件不起訴之前，應當告知涉案精神病人及其家屬相應的權利義務和法律后果，充分尊重他們的意見，確保其意志的真實性和自愿性。在取得他們同意的情況下，檢察機關才能對涉案精神病人作出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

4． 充分聽取和考慮被害人的意愿

被害人作為犯罪行為的直接受害者，其受到的物質損失和精神痛苦是法律需要特別考量的因素。在有被害人的刑事案件中，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是刑事訴訟活動的中心任務，訴訟程序從開始啟動到最后終結都是圍繞著追究犯罪行為和維護被害人權利而進行的。

對于肇事肇禍的精神病人，由于意志的不穩定性和行為的隨意性，其對他人和社會的危害可能性較普通人群要大。作為直接受損的被害人來說，其擔心精神病人被不起訴后再次侵擾其利益的情形在客觀上還是存在的。因此，檢察機關在作出附條件不起訴之前，應當加強釋法說理工作，向被害人講明法律適用原委，辨明責任，充分聽取被害人的意見，考慮其合理訴求，盡量在多重利益的權衡中向被害人作適當的傾斜，避免被害人對檢察機關產生不信任感而申訴、上訪，影響司法公正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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