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社會各界特別是司法實務界對未成年人權益特殊保護的逐漸重視，以及檢察機關求刑權的擴大適用，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建議及量刑適用問題也呈現出新的特點和趨勢，對司法實踐提出了新的難題和挑戰。本文擬對某直轄市檢察分院未成年人案件檢察處近兩年來辦理未成年被告人案件所提出的量刑建議以及被采納情況予以綜合分析，歸納總結重罪未成年人量刑建議的特點、趨勢，分析量刑差異化的成因，介紹具有特色的實踐探索，希望能為今后準確把握未成年人特殊量刑情節，科學提出量刑建議，合理適用檢察機關求刑權提供有效支持。
一、某直轄市檢察分院重罪未成年人量刑建議情況分析
某直轄市檢察分院未成年人案件檢察處 2011 年至 2013 年提起公訴的涉未案件中明確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議的案件共 23 件，全部都是重罪案件。具體情況如下:
第一，重罪未成年被告人量刑建議案件類型。從圖 1 可以看出，該院未成年被告人量刑建議案件類型都是重罪案件，且其中故意傷害案件占了 65%的比例。此外，故意殺人案件占據的比例也較大，包括數罪并罰的在內，故意殺人案件占了 22%。除此之外，還有少量強奸、綁架、聚眾斗毆、搶劫的案件。
第二，重罪未成年被告人量刑建議案件中被告人年齡分布情況。如圖 2 所示，未成年被告人的年齡大多集中在 17 歲。15 歲和 16 歲未成年犯重罪的案件比例較為接近，大體相當于 17 歲未成年犯重罪案件的一半。統計數據中沒有 14 歲未成年犯重罪的案件。
第三，量刑建議區間分布情況。如圖 3 所示，該院對重罪未成年被告人提出量刑建議的下限主要集中在 5 ～10 年，10 年以上的案件也占了較大比例，一般量刑建議下限在 10 年以上的案件均為沒有適用減輕處罰的情形。整體而言，最低刑在 5 年以上的量刑建議的占了 80% 以上。如圖 4 所示，該院對重罪未成年被告人提出量刑建議的上限更多集中在 10 年以上，其中也包括罪行極其嚴重明確建議適用無期徒刑的案件，占了全部案件比例的 56%。
第四，量刑建議上下幅度情況。如圖 5 所示，該院提出的量刑建議的上下幅度大多是 3 年，而明確提出準確量刑建議的共 5 件，占了 23%，其中無期徒刑的就有 4 件。所提量刑建議上下浮動僅1 年的和超過 5 年的的比例都較小，均為具有相對特殊情節的案件，筆者在之后的分析中會做具體闡述。
第五，提出量刑建議被采納情況。在該院提出量刑建議的 23 件案件中，被法院采納的案件有15 件，占總數的 65% ，而法院未采納量刑建議的案件中，多數是由于在法庭審理過程中，被告人積極賠償被害人家屬的經濟損失，達成調解協議，并獲得被害人家屬的諒解，從而對案件的量刑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偏離了最初檢察機關所提量刑建議的幅度。
第六，其他情節。在該院針對未成年人提出量刑建議的案件中，多數還具有其他影響未成年人量刑的具體情節，例如: 在 23 件案件中，被害人同樣系未成年人的有 15 件，比例超過了 60%; 被告人具有自首情節的有 9 人; 被告人有前科劣跡的有 3 人。
二、重罪未成年人量刑差異成因分析
從上述分析數據可以看出，雖然都是涉重罪的未成年人，但在實踐中檢察機關提出量刑建議的差異卻很大，從最高的無期徒刑到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甚至緩刑均有涉及，其中較大比例分布在十年有期徒刑上下的量刑區間，這也是重罪未成年人量刑的主要區間。下文將結合具體辦案實例對上述量刑差異的成因加以分析。
\\( 一\\) 罪行嚴重程度是首要決定因素
總所周知，直轄市檢察分院根據級別管轄所受理的未成年人案件均為重罪案件，但重罪并非意味著重刑，對被告人的量刑必須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根據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綜合評價。
我國 《刑法》第 49 條規定: “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钡?17 條第三款規定: “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边@是刑法總則中關于未成年人量刑的主要原則。同時為進一步貫徹 “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2006 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 13 條規定: “未成年人犯罪只有罪行極其嚴重的，才可以適用無期徒刑。對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一般不判處無期徒刑?！?010 年最高人民法院 《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第 20 條規定: “……對犯罪情節嚴重的未成年人，也應當依照刑法第十七條第三款的規定予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對于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一般不判處無期徒刑?！鄙鲜鲆幎ㄒ环矫骟w現了我國在刑事司法領域對未成年人一貫的特殊保護，考慮到未成人的身心發育程度和認識判斷能力而對其所犯罪行一般采取輕、緩的刑事政策，絕大多數均給予從輕、減輕甚至免除處罰處理; 但同時對于罪行極其嚴重的未成年人，也不能盲目地從寬處理，如果犯罪性質極其嚴重，犯罪情節特別惡劣，社會危害性極大的，仍應依法嚴厲懲處，最高可以適用無期徒刑。因為從利益均衡角度分析，在刑法重點打擊的罪行中，對社會利益的保護將大于對未成年被告人的特殊利益保護，在這種情況下，理應對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從嚴把握，不能僅因為其是未成年人就給予較大幅度的寬宥。例如該院辦理的未成年被告人諶某某綁架一案，諶某某實施綁架的對象是自己鄰居一名年僅六歲的男孩，在被害人到其家中玩耍時將被害人殺害并藏尸于屋內，隨后與被害人家屬取得聯系索要贖金，并前往約定地點試圖收取贖金未果，隨后將被害人尸體丟棄于隱蔽場所企圖銷毀罪證。在該案中諶某某犯罪時雖系未成年人，且其法定代理人賠償了被害人部分經濟損失，但由于其實施的是我國刑法嚴厲打擊的綁架犯罪，且犯罪手段極其殘忍、侵害對象更是弱勢群體，具有極大的社會危害性，因此檢察機關在對諶某某提起公訴時向法院提出了明確的對其適用無期徒刑的量刑建議，該案經審理后法院采納了上述量刑建議。
罪行嚴重程度導致量刑差異在故意殺人案件中的反映最為典型，最重判處無期徒刑，最輕則可至緩期。例如在未成年被告人陳某某故意殺人案中，陳某某因與同事發生口角而心存怨氣，凌晨時分隨身攜帶菜刀在路上尋找目標妄圖泄憤，后其對露宿街頭的無名老者實施暴力，持菜刀砍擊被害人頭、頸部等部位，致被害人當場死亡。這種帶有泄憤、尋釁等負面情緒針對不特定人員實施的嚴重暴力行為，顯然是我國刑法著力打擊的重點，結合該案審查辦理過程中，陳某某對于自己的犯罪行為始終沒有正確的認識，檢察機關在提起公訴時向法院提出了適用無期徒刑的量刑建議，并得到了一審、二審法院的認可。但在另一起故意殺人案中，未成年被告人周某某系外地來京務工人員，工作期間與同事建立戀愛關系并未婚先孕，但當其發現自己懷孕時男友已經離開單位不知去向。由于周某某成長在單親家庭，缺少母愛的關懷，父親又體弱多病，她在整個懷孕期間都沒有可以求助的對象，也羞于向周圍的人說起此事，所以當她獨自在職工宿舍內生下孩子后，為了不被人發現，周某某使用悶堵口鼻的方式將剛出生的嬰兒悶死并丟棄于附近垃圾桶。雖然周某某的行為同樣構成故意殺人罪，但經審查發現，周某某自身文化水平不高，法律意識淡漠，對于自己所實施的行為會構成故意殺人罪這樣的嚴重犯罪幾乎不知情，通過司法機關的解釋和教育，其不僅認識到了自己行為的違法性和危害性，也為自己的行為感到非常內疚和自責，鑒于本案犯罪情節相對較輕，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小，檢察機關對其提出的量刑建議中包含了可以適用緩刑的建議。
\\( 二\\) 各種量刑情節發揮著重要調節作用
量刑情節是在具體考量刑罰適用時對輕重程度起到調節作用的各種事實情況，在具體實踐中主要分為法定量刑情節和酌定量刑情節兩類，法定量刑情節是法律對其具體內容和功能作出明確規定的量刑情節，酌定量刑情節則是法律沒有明確規定需要在司法實踐中總結適用的量刑情節。在基本犯罪事實確定后，各種量刑情節會對最終確定被告人的量刑產生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重罪未成年人量刑建議模式中，量刑情節所發揮的作用更是尤為明顯。根據 2010 年最高人民法院的 《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 \\( 試行\\) 》的規定，在基本犯罪事實的基礎上確定量刑起點和基準刑后，就需要根據量刑情節對基準刑加以調節，并綜合考慮全案情況，依法確定宣告刑。量刑建議的調節比例是以基準刑為參數的，重罪未成人基準刑一般較高，因此在適用調節比例時調節幅度也會明顯加大，所以準確適用各種量刑情節，確定較為合理的量刑調節比例，才能達到罪責刑相適應的效果。
在常見的影響重罪未成人量刑的情節中，以下著重分析未成年人情節及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被害人諒解情節的具體適用。
其一，被告人犯罪時均為未成年人是本文引證的所有案件中都存在的法定量刑情節。根據量刑指導意見的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減少基準刑的 30% －60%; 已滿十六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減少基準刑的 10% －50%。之所以區分不同的年齡階段對于調節比例作出不同規定，主要是由于年齡的大小與人的心智發展水平有著直接聯系，直接影響著一個人認識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大小，這也就決定了一個人的刑事責任的大小。因此，在實踐中我們確定調節比例時一般遵循調節比例與年齡之間呈反比的關系，年齡越小適用的調節比例越高，年齡越接近成年適用的調節比例則越小。
以辦案實踐中最為常見的故意傷害案件為例，在一起成年人與未成年人共同實施的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案件中，未成年被告人包某某犯罪時差三個月即滿 16 周歲，未成年被告人孫某某犯罪時接近 17 周歲，在未成年這一量刑情節上，調節比例就會體現出差異，包某某因接近 16 周歲，所以在30% － 60% 的調節幅度內被適用了 40% 的調節比例，孫某某犯罪時已接近 17 周歲，在 10% － 50%的調節幅度內被適用了 30% 的調節比例，因為故意傷害致一人死亡的基準刑一般確定為有期徒刑15 年，所以在該案中按照上述比例，包某某適用未成年人情節就可以減少 6 年刑期，孫某某則減少4. 5 年刑期。而在另一起同樣是故意傷害致死的案件中，未成年被告人王某案發后兩個月即滿十八周歲，因此在 10% －50%的調節幅度內被適用了 10% 的調節比例，同樣相對有期徒刑 15 年的基準刑，王某在此情節上只能減少 1. 5 年?？梢?，對重罪未成年人考量適用量刑調節幅度時必須要精準、適當，因為案件的嚴重程度往往使案件的基準刑較高甚至是最高，一個百分數的大小直接影響一個未成年人將來最終量刑的多少，這也直接影響到案件處理的客觀性、公正性，因此嚴格適用規則并結合案件具體情況綜合判斷，才有可能做出最為科學的量刑建議。
其二，未成年被告人及其家屬積極賠償被害人親屬的經濟損失并獲得諒解，也是實踐中影響量刑的最為常見的情節。本文引證的重罪案件中，很多被害人已死亡，在案件處理過程中被害人家屬的情緒難以平復，刑事附帶民事賠償問題的解決作為化解矛盾的途徑尤為重要，同時也是此類案件中影響被告人量刑的重要情節。根據量刑指導意見的規定，對于積極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的，綜合考慮犯罪性質、賠償數額、賠償能力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 30%以下; 對于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屬諒解的，綜合考慮犯罪的性質、罪行輕重、諒解的原因以及認罪悔罪的程度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 20%以下?？梢?，賠償和諒解情節如果都能夠滿足，對于被告人的量刑將會產生極大影響。值得注意的是，賠償和諒解情節雖然會對被告人量刑產生較為明顯的影響，但檢察機關提起公訴時卻很難對這一情節做出準確的評估，雖然在案件審查過程中檢察機關也都會積極協調雙方當事人進行經濟賠償問題的溝通，但由于檢察機關并不能過多參與雙方的和解工作，加之部分當事人認為法院才是最終決定被告人量刑的機構，檢察機關只是具有量刑建議權，在法院階段達成賠償協議更為有效等原因，實踐中有相當一部分案件在檢察機關起訴前雙方當事人很難達成賠償協議，因此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也就無法對此情節予以考慮，而在法院審理階段雙方達成賠償協議并進一步取得被害人的諒解，這會導致法院對被告人的最終量刑與檢察機關提起公訴時所提的量刑建議不一致。
\\( 三\\) 社會調查報告可能產生重要影響
我國刑法規定了罪刑相適應的原則: “刑法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 “對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從上述規定可以看出，刑罰的適用不僅以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為基礎，還要綜合考慮犯罪的性質、情節，做到區別對待。如何認定犯罪的性質和情節，刑法沒有明確規定。指導刑罰具體運用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明確了刑罰的運用要考慮犯罪分子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對于未成年人還要考慮成長經歷及一貫表現等因素。而證明犯罪分子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未成年人成長經歷及一貫表現的關鍵證據就是社會調查報告。
對于未成年犯罪人的處遇措施，是給予較為嚴苛的監禁刑罰讓其畏懼而不敢觸犯法律，還是給予較為寬緩的政策教育感化讓其自覺敬畏法律，一直存在爭議?，F在越來越多的人傾向于后者，但寬緩政策并非對所有的未成年人都適用，這就需要我們根據社會調查報告對于未成年人有全面了解后再對其進行有針對性的處理。在檢察機關提出量刑建議時，也應充分考慮社會調查報告中對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的分析以及對幫教條件的評估等綜合情況，在最大限度保護未成年人權益的基礎上發揮司法程序對未成年人的影響力。
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將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進行社會調查作為審查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一項重要程序，司法機關應針對未成年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全面調查并制作社會調查報告進行綜合評估，并可以委托專業的組織或者機構進行。筆者考察的某直轄市檢察分院自2011 年 4 月開始與 S 大學少年司法社工中心簽署了合作協議，聘請該中心的司法社工在審查起訴階段對全部未成年嫌疑人進行社會調查并開展幫教工作，并在案件起訴同時將社會調查報告一并提交法院，在法庭審理過程中，社會調查員將出席法庭宣讀社會調查報告并參與對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庭教育。社會調查報告中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成長經歷及犯罪原因的分析、再犯風險等級的評定、幫教條件的評估等均可能對量刑建議和最終量刑產生重要的影響。
三、重罪未成年人量刑建議實踐探索
\\( 一\\) 重罪未成年人量刑建議的基本原則
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訴廳 2010 年發布的 《人民檢察院開展量刑建議工作的指導意見 \\( 試行\\) 》的規定，檢察機關提出量刑建議要遵循以下原則，在重罪未成年人的量刑建議工作中，準確把握原則的適用顯得更為重要:
依法量刑原則。檢察機關提交量刑建議應當依法進行，這包括兩方面的含義: 在實體上，檢察機關提交的量刑建議應當是在犯罪事實的基礎上，依據法律規定提出，而不能是辦案人員的主觀臆斷; 在程序上，檢察機關應當依照法律的規定提交量刑建議，具體包括在案件審查、社會調查的基礎上制作量刑建議書、審查起訴時提交量刑建議書、在庭審環節針對量刑情節進行調查和辯論、對人民法院判決包括量刑進行審查監督等。
客觀公正原則。檢察機關在提出量刑建議時，應當客觀公正，綜合評價犯罪嫌疑人犯罪的各個情節，從實際情況出發，注意罪責刑相適應，充分考慮量刑均衡問題。本文引證的重罪未成年人案件，多數為共同犯罪案件，對有成年同案犯的，要考慮到同案犯所判的刑罰，在所具備情節近似的情況下，未成年被告人所判的刑罰應當較成年被告人輕。因為對未成年人案件秉持迅速審理的原則，在分案處理的情況下，未成年被告人得到判決比成年被告人要早，如何保證未成年被告人在相似情況下量刑比成年被告人輕，對辦案人員業務素質的要求更高，對量刑情節的準確性、合理性的把握要求更嚴。同時，對于被告人均為未成年人的案件，也要注意各被告人之間量刑的差異。
寬嚴相濟原則。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要求檢察機關在對被告人提量刑建議的時候，全面充分地考量所有情節，既包括從輕、減輕、免予處罰的情節，也包括從重情節; 對于社會危害性不大的犯罪提交量刑建議可以適當從寬把握，對于刑法嚴厲打擊的犯罪在量刑的時候要依法從嚴把握。對重罪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量刑較輕的案件大多屬于發生在家庭內部的案件，沒有威脅到人民群眾的安全感，社會危害性較小，并且被告人認罪、悔罪態度好，對其從寬處罰更有利于社會和諧穩定，因此依法可以從寬處理。此外，未成年人由于心智發展還不成熟，沖動犯罪、激情犯罪較多，在綜合評價案件情況后一般應遵循 “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給予從輕處罰的機會。但從輕并非沒有原則和底線，在一些犯罪性質極其嚴重，手段極其殘忍，后果極其嚴重的案件中，即使是未成年人犯罪，也要依法從嚴處理。這在國外也是有例可循的，國外對未成年人判處較重刑罰的案例也顯示在處理未成年人犯罪時，并不是一味地寬宥，對于嚴重的犯罪行為，依然要從嚴把握刑罰適用。例如美國即是世界上對少年犯保留處以死刑的國家之一，其有 3/4 的州保留了死刑，判處青少年死刑最多。
此外，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丹麥等國家均保留了對未成年人適用終身監禁的刑罰。
注重效果原則。對于重罪未成年人案件，檢察機關在提交量刑建議時，不僅要考慮量刑對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懲戒性，還要考慮對未成年人教育和改造的有利條件，換言之，在對未成年被告人確定量刑時，不僅要考慮合法性，還要考慮合理性，貫徹落實 “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和 “感化、教育、挽救”的方針。
\\( 二\\) 重罪未成年人量刑建議的 “兩極化”
分州市級檢察機關審理的重罪未成年人案件量刑幅度之寬是基層檢察院不具備的，基層院審理的案件雖然也不乏情節、后果嚴重的惡性案件，但可以對未成年人判處無期徒刑的案件全部集中在分州市級檢察院，所以筆者結合對某直轄市檢察分院未檢辦案實踐的實證分析，提出分州市級檢察機關對于重罪未成年人提出量刑建議可以 “兩極化”。所謂 “兩極化”是指對重罪未成年人的量刑建議最高可以達到無期徒刑，最低可以建議適用緩刑。這不僅是適應現有刑事政策的客觀要求，同時也是司法實踐不斷積累經驗和反思的結果。
“兩極化”是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和對未成年人 “教育、感化、挽救”的處理方針在未成年人量刑建議工作中的具體反映。對于未成年被告人的從寬處理體現了 “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符合未成年人成長的階段性特點，即使其犯了罪也應當給予充分的機會糾正錯誤，特別是針對其中犯罪情節較輕，認罪悔罪態度好并有其他可予從輕、減輕處罰情節的未成年人，在具備良好社會幫教和監護條件的情況下，應盡可能向輕緩量刑甚至不適用監禁刑的一級傾斜; 反之，對于犯罪情節特別惡劣，情節后果嚴重，且沒能正確認識自己行為的未成年人，則應當向依法從重的一級傾斜，使其認識到法律的嚴肅性和威懾力，這本身也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體現。
司法實踐中對于重罪未成年人量刑的經驗積累和現實反思也要求我們對未成年人的量刑建議可以 “兩極化”。在辦案實踐中，未婚媽媽殺嬰案件是檢察機關建議適用緩刑獲得支持最多的案件。
在這類案件中，雖然這些未成年人站在被告席上，但從某種意義上說她們也是受害者，她們走上犯罪道路，固然與其自身受教育程度低、自我保護意識不強、法律意識淡薄有直接關系，但更重要的是因為家庭關愛的缺失和社會關護的不到位，所以在處理此類案件的過程中應當在依法量刑的范圍內盡可能考慮到類案特殊性，在讓她們認識到自己行為違法性的同時給予她們更多的保護和關愛，而如果對其適用監禁刑，則可能使她們更加脫離社會，甚至自暴自棄，把她們進一步推向社會的邊緣。但是，司法實踐中也發現一味的寬緩也可能帶來對法律的蔑視和不屑，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同時還伴隨著個別地區有組織化、暴力化程度加重等特點，在本文引證的重罪成年人案件中就有相當一部分屬于 “二進宮”甚至 “三進宮”。有學者指出， “在對未成年人實施輕刑化政策的今天，越來越多的法律職業者已經習慣對未成年人做出減輕處罰或者免于處罰，這種所謂的輕刑化政策使得未成年人在犯罪時仿佛穿上了一件防彈衣，使得刑罰變得不疼不癢”，這無疑需要引起司法者的重視和反思。傳統刑罰的基本功能就是威懾和懲罰功能，這對部分重罪未成年被告人無疑是必要的，有限度地適用重刑加之正確的宣傳引導也有助于建立起一種對未成年人的普遍的威懾力，這種威懾力對于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的犯罪預防效果更強于對成年人的效果。
\\( 三\\) 重罪未成年人量刑建議的 “分段求刑法”
重罪案件的民事賠償數額一般都比較高，在檢察機關的審查起訴階段往往只有少數案件可以達成和解，而多數案件在審理階段仍可能達成和解，并會對最終量刑產生較大影響。鑒于這種情況，為確保量刑建議的相對準確性，某檢察分院在實踐中嘗試適用 “分段求刑法”。所謂 “分段求刑法”，是指對根據某些尚無法判斷是否出現的特定量刑情節的有無同時提出兩段量刑區間的方法。
尤其是重罪未成年人的量刑建議涉及到 “從輕”還是 “減輕”的界限問題，分段求刑能夠增加量刑建議的靈活性和主動性。該院在辦理未成年被告人劉某某故意傷害案件中首次嘗試了分段求刑法，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劉某某剛滿十六周歲，被人糾集參與聚眾斗毆，斗毆過程中因對方人員使用棍棒將其手臂打傷，于是掏出隨身攜帶的尖刀刺中被害人肩部，后逃離現場，被害人因失血過多當場死亡，后劉某某等人被抓獲歸案。案發后多數涉案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均在檢察機關審查起訴階段與被害人家屬達成了和解并獲得了被害人家屬的諒解，劉某某也積極表示希望自己的家長代為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且根據司法社工調查了解得知其家庭經濟條件尚好，但劉某某的母親多次表示家庭經濟困難并拒絕司法社工提出的家訪要求，對于賠償要求始終未能作出明確的表態。該院辦案人員在對整個案件進行審查后認為，劉某某涉嫌故意傷害罪并致一人死亡，沒有其他極其殘忍的手段和情節，結合其犯罪時剛滿十六周歲且有初犯情節，雖沒有主動投案，但到案后認罪態度較好，對自己的犯罪行為有積極悔罪等情節，綜合考慮認為其量刑建議應在有期徒刑十年上下量刑，但這個區間正是 《刑法》第 17 條中規定的對未成年人的 “從輕、減輕處罰”的界限，而 “從輕”和 “減輕”的區別適用目前尚未有明確的司法解釋，是否所有案件依照相關量刑情節按比例計算后均可適用減輕處罰在司法實踐中值得探討。對于該案的處理，雖然根據各種量刑情節的計算劉某某可以適用 “減輕處罰”判處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但鑒于其法定代理人對于被害人賠償的態度，極可能導致該案矛盾更為激化，不利于案件的妥善處理。因此，檢察機關在發表量刑建議時明確表示，如果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積極賠償被害人家屬的經濟損失，建議對被告人減輕處罰判處有期徒刑八年以上十年以下; 如果仍不積極賠償，則建議對被告人從輕處罰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這樣的分段量刑建議明確將從輕、減輕處罰的界限做出了劃分，一方面有助于督促被告人家屬積極賠償，化解社會矛盾;另一方面也是對法院運用自由裁量權的一種限制。最終該案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在庭審后主動賠償被害人家屬 30 萬元，法院接受檢察機關量刑建議對被告人劉某某減輕處罰，判處其九年有期徒刑。
結 語
重罪未成年人案件由于其主體的特殊性、涉罪的嚴重性、個案的獨特性，其量刑也存在較大差異，檢察機關針對重罪未成年人案件提交量刑建議時，應當在立足于犯罪構成的基礎上，全面、細致的考察所有對量刑產生影響的情節，從合法性和合理性角度出發提出科學的量刑建議，最終實現在個案中罪責刑相適應的同時，最大程度地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