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個國家實施什么樣的刑事政策,對于該國的司法改革有著重要的影響.也就是說,刑事政策的發展對于國家實施依法治國方略同樣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刑事政策發生著眾多的變化,與多種因素密切相關.那么,如何使得刑事政策改革為我國的政治經濟建設提供良好的環境,仍然是一個比較受關注的問題.
一、我國刑事政策發展的基本歷程
縱觀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法治文明的發展以及刑事政策的發展,可以用"坎坷"來形容,因為刑事政策的發展歷程并不是一帆風順的,我國的政治體制和經濟發展需求決定了我國刑事政策的發展步伐和方向.其中,從"懲辦與寬大相結合"刑事政策到"嚴打"刑事政策,再到"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刑事政策,到現在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各個時期都體現出我國刑事政策的發展新趨向.
首先",懲辦與寬大相結合"刑事政策.這個政策的提出源于黨的"八大"第一次會議,公安部羅瑞卿部長的發言中,"黨在肅反斗爭中的嚴肅與謹慎相結合的方針,體現在對待反革命分子的政策上,就是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它的具體內容就是:首惡必辦,脅從不問,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折罪,立大功受獎.懲辦與寬大,兩者是密切結合不可偏廢的".這一政策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對敵斗爭經驗的總結,充分體現出了懲辦與寬大密切相結合的策略,其中也是對打擊和瓦解犯罪的一種結合,在 1979 年《刑法》中,也將該理念融進刑法條文中,而且在死刑問題上,堅持的基本政策是"可殺可不殺的不殺、堅持少殺、防止錯殺"的政策,這與"懲辦與寬大相結合"刑事政策密切切合的.
其次",嚴打"刑事政策.1978 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我國在社會管理方面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層級,中西方思想文化進行了激烈的碰撞,在法治理念上也吸收了西方的先進理念,1983 年的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中,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兩個關于"嚴打"的《決定》,標志著嚴打正式啟動,可以說,我國有三個階段的嚴打過程,到 2003 年結束的嚴打,標志著我國的嚴打政策順利結束.它還為我國刑事政策理論與實踐健康穩步發展提供了豐富資料和可鑒之路.
第三,"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刑事政策的實施.1993 年,我國嚴打結束,但是犯罪數量還是呈現上升的態勢,打擊犯罪和懲罰犯罪的關系還在磨合中,其中我國的特殊國情決定了我國社會管理中要實施不同的刑事政策,在社會管理過程中強調標本兼治.在這種刑事政策的引導下,我國社會治安也迎來了一個新發展機遇.
最后",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我國現階段的刑事政策是"寬嚴相濟",嚴就是要秉承嚴打的精神,寬就是要對待不同的群體有不同的政策,要區分對待,充分運用二者相協調的政策機制,實現對犯罪人的犯罪情節、主觀惡性、犯罪手段等進行充分的考量,這樣才能實現教育、挽救、感化的方針,在具體的落實過程中也不乏此類案件的發生.
綜合分析我國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刑事政策,體現了各個階段的不同政治、經濟發展需求,同時中外法治文化的思維影射也具有一定的影響,體現了刑事政策的時代性、科學性、有效性特征.
二、我國刑事政策發展的影響因子
不同的階段具有不同的刑事政策,其中的政策走向也體現了不同的時代性.但是從各個階段的刑事政策發展的影響因素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中主要有政治因素、經濟因素、文化因素、社會管理因素等.
首先,經濟因素是形成不同刑事政策的關鍵.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刑事政策屬于上層建筑意識形態,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是較為重要的,而經濟的發展是形成刑事政策的關鍵性因素,一個時期的經濟水平和經濟發展能力,對社會各個層面的影響是巨大的,如在嚴打期間,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形成了社會發展水平放慢的狀態,但是人們又渴求財富或者精神享受,社會管理中不嚴格的管理,也為犯罪提供了一定的土壤.而在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的實施過程中,主要是現階段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能力具有一定的政策調整空間,因此,從該意義上來說,經濟因素是造成刑事政策不同的關鍵因素.
第二,政治因素是造成刑事政策發展的重要條件.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治體制為各種刑事政策的發展提供了條件,可以說,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為我國的各項管理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政治發展的核心就是要為社會各階層的發展提供必要的空間.不同階段的刑事政策體現了不同的政治需求,因此,政治因素是形成不同刑事政策的重要條件.
第三,文化因素是形成不同時期刑事政策的重要支撐.自清朝以來,政府就大力鼓勵吸納西方的先進文化,為我所用.民國期間,我國也多次派人出洋學習西方的法律文化,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更加注重西方法律文化的影響,在法律文明的發展過程中,對西方刑事政策的借鑒也存在一定的升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國與西方國家的刑事政策方面的交流也日益加強,中外刑事研討會、中外高層刑事政策對話等活動不斷推陳出新,這充分表明,我國刑事政策的發展受到法律文化的影響是巨大的.
最后,社會管理的需要也是形成刑事政策的必要因素.我國正在對社會管理創新進行一定的探索,黨和國家領導人也在不同的場合多次提及社會管理創新的基本策略以及實施中應該注意的問題.無論是社會管理、司法改革,還是具體司法制度的革新,都能夠對刑事政策的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
可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管理等多方面都對形成不同的刑事政策有一定的影響,現階段我國的各種社會因素發展又不均衡,對各方面因素應加強研究和思考,力爭達到一定的平衡.
三、社會管理創新環境下我國刑事政策發展的新動向
我國正值社會管理革新的關鍵時期,在各方面都需要進行必要的改革.而刑事政策的發展需要對各方面因素進行衡量,而在這個過程中,必然要對其發展的新動向進行必要的分析和考察,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對刑事政策的充分掌控.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的經驗,我國的社會矛盾已經充分顯現,可以說是一個機遇與挑戰并存的重要時期,從"十二五"的發展規劃中,我們可以看出,黨和國家在法治建設中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筆者在結合多方面因素的前提下對刑事政策的發展動向進行一定的探索.
首先,構建科學完善的刑事監督體系.現階段,要實現刑事政策的完整性,就必然要構建刑事政策制定、監督、檢查和評估組織體系.刑事政策的組織體系對刑事政策的立項、制定、論證、公布、執行、評估、監督和檢查具體負責,利于保證刑事政策制定調整的規范性和及時性,保證刑事政策貫徹落實的切實性和有效性.當前有兩大問題是亟待解決的:一是怎樣構建自上而下的組織體系,建立什么模式的組織體系.二是要把重點放在對刑事政策的執行、監督、檢查和評估上.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有了組織保證,才能有效地執行,有力地監督和檢查以及科學地對刑事政策執行落實情況進行評估.
其次,實現刑事政策內容和形式上的統一.著名刑法學者陳興良教授認為,從前國家對社會的傳統控制模式已被打破,我國正面臨著社會轉型,這種社會結構轉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從政治國家的一元社會結構向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二元分立的社會結構嬗變.在這一宏觀背景基礎上,我們可以看到政治刑法向市民刑法的功能性轉換.刑法學者嚴勵教授將刑事政策模式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國家本位型刑事政策,它是國家至上理念在懲罰犯罪中的表現形式.第二類是國家社會雙本位型刑事政策,其思想基礎來自于"社會先于國家"這一基本理念,堅持保護社會與保障人權相統一.第三類是社會本位型刑事政策,其排斥了一切國家反應,以社會為本位,要在沒有任何國家干預的情況下自主、自律.
再次,刑事政策應向具體、務實的方向發展.在我國的刑事政策發展過程中出現了眾多的抽象的理念,而這種理念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也無法得到有效的落實,其中所體現的層次性也不明顯,在司法實踐中如何落實這種刑事政策也存在一定的障礙,現階段,刑事政策的具體落實和形式政策的發展已經成為一種新的政策動向,可以說,我國學習了西方國家的一些先進制度和理念,同時也有一些落后的理論存在于我國的刑事政策中,如每個國家對待死刑的政策是不同的,我國如何進行效仿和取舍,存在不同的觀點,可以說,一定的國家刑事政策發展的動向和步伐是不同的,受到很大的影響.
總之,刑事政策的發展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在經濟、政治、文化以及社會管理的各種因素綜合考慮的基礎上,對我國刑事政策的發展動向進行綜合考察,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刑事政策研究的科學性、有效性和時代性,也只有這樣才能對我國刑事政策的研究起到一定的社會效益,充分實現社會效果、法律效果的結合,最終為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發展奠定一定的基礎,提供一定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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