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游說集團在美國外交中的作用探究
【引言】親以、親阿游說集團對美國外交的影響比較引言
【第一章】美國的游說集團與外交決策
【第二章】親以色列游說集團
【第三章】親阿拉伯游說集團
【第四章】親以與親阿集團對美國外交決策游說比較
【結論/參考文獻】美國外交決策中的游說集團研究結論與參考文獻
第四章 親以與親阿集團對美國外交決策游說比較
第一節 對美外交決策游說資源比較
一、政治資源比較
美國猶太人對政治參與熱情度比較高，有著悠久的從政傳統，早在 1841 年大衛·余樂就已經成為了美國第一位猶太裔參議員，在十九世紀猶太裔眾議員已有二十多人.在美國猶太裔不足 600 萬的人中，投票率一般可達 90%,是所有族群中比例最高的，遠遠高出美國總體平均 50%的投票率。猶太人群大多集中在馬薩諸塞州、紐約州、新澤西州以及紐約、洛杉磯等大城市，這些地區一般兩黨選情容易出現均勢，這樣親以集團就可以動員猶太人群"集中火力",使他們的選票發揮關鍵作用，這一方面使政客不敢得罪猶太人群，另一方面更可以促成猶太裔或親以色列候選人當選。這樣一來，親以游說集團在國會內部就有著巨大影響力，"9.11"事件以后，國會中的親以勢力更是與日俱增。2003 年的第 108屆國會有 11 名參議員、26 名眾議員是猶太人，第 110 屆國會參眾兩院猶太議員分別達到了 12 名和 29 名之多，到了 2009 年的第 111 屆國會已有猶太裔參議員13 名，眾議員更是多達 32 名。1999 年至 2009 年間猶太議員平均約占參議員總數的 13.6%,占眾議員總數的 7.65%,大大超過其在美國人口中不到 3%的比重。
國會外交委員會中約四分之一都是猶太裔議員，在下屬中東分會猶太議員比例往往高達 30%.
不僅在國會，在美國行政機構內部也存在著龐大的猶太親以勢力。
奧巴馬時期就有白宮辦公廳主任伊曼紐爾（Rahm Emanuel）、美聯儲主席伯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曾任哈佛大學校長的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連任多年紐約市長布隆伯格等，小布什時期有白宮辦公廳主任約書亞·保頓（Joshua Bolten）、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威茨（Wolfowitz）等，克林頓時期有國務卿奧爾布賴特（Albright）、國防部長科恩（William Cohen）、財政部長魯賓（Robert Rubin）等眾多猶太裔重要高級官員。國會和政府內部長期存在龐大的猶太裔政治精英群體，使得親以色列游說集團有了強大的政治后盾。
阿拉伯裔美國人雖然開始熱心參與政治較晚，但是后來在政壇發展也有較快發展。據統計從 1959 年到 2006 年，共有 17 位阿拉伯裔人士當選國會議員（含2 名女性），尤其是這兩名女議員的當選證明了阿裔群體在政壇上的迅速發展，要知道在傳統的阿拉伯社會里，大多數人對女性出來工作拋頭露面一般持反對態度，女性議員的當選說明阿裔群體的參政意愿正越來越強烈。尤其是八十年代末期美國中東政策開始轉變之后，越來越多的阿裔精英開始在美國政壇嶄露頭角。
不僅國會中的阿裔議員開始增加，原新罕布什爾州州長蘇努努還被任命為老布什總統的白宮辦公廳主任，是第一位出任如此重要職位的阿裔人士。1988 年杰西？杰克遜競選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題名時，也曾任命作為重要親阿游說團體美國阿拉伯人研究所所長尤科比為他的競選班子主席。雖然美國的阿拉伯裔人群已經在政壇上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由于其自身參與政治較晚，人口基數也較其主要對手猶太裔群體少了很多等原因，造成了親阿拉伯游說集團所擁有的政治資源遠不及親以集團。
二、財力資源比較
美國猶太人的經濟收入普遍較高，早在 1988 年的一項統計中，47%的猶太裔美國人年收入就達四萬美元以上，相比之下非猶太人達到這一標準的只有 25%.
猶太民族善于經商的天賦造就了他們在美國經濟金融領域有著雄厚的實力，使他們素有"華爾街大腦"的稱號。著名的雷曼兄弟公司和所羅門兄弟公司等金融巨頭都是被猶太人所掌控的，另外還有掀起亞洲金融風暴的"金融巨鱷"索羅斯、擔任美聯儲主席近 20 年歷經 6 任總統的格林斯潘（Greenspan）和他的繼任者伯南克都是猶太人。由于他們掌握著美國的"錢袋子",所以他們提供的政治捐款往往在大選等重大活動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據統計，民主、共和兩黨所獲捐贈的約三成，都來自于猶太人，其中民主黨的猶太資金的比例更是接近一半，例如 1996 年克林頓競選經費有一半都是猶太人提供的.有記者調查發現，1997年至 2001 年期間，僅美以委員會董事會的 46 名成員所捐贈的競選資金超過 300萬美元。
2006 年中期選舉，36 個親以團體給來自兩黨的候選人提供了超過 300萬美元的資金。
據一家名為公眾誠實中心（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的報告說，僅從 2000 年到 2005 年，親以游說集團光在邀請政要訪問以色列以進行親以宣傳的旅行上就花費了 100 萬美元。有報道說美以委員會與大約五千名猶太富豪有著密切的關系，這從側面說明了親以游說集團占有超乎尋常的財力資源。
隨著阿裔美國人社會地位的提升，以及一些阿拉伯母國石油經濟的發展，親阿游說集團的財力也有所增長。例如在 1988 年，親阿拉伯集團為堅定地阿拉伯支持者杰西？杰克遜競選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時提供了強有力的資金支持，來自親阿勢力的捐款高達 150 萬美元，占杰克遜總共競選經費的 15%.
但據《經濟學人》報道說，從 1990 年至 2004 年期間，親以色列團體為其候選人和政黨捐贈的資金約五千七百萬美元，而阿拉伯裔美國人和穆斯林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捐贈的資金僅僅不到八十萬美元。
另外，對于競選最重要的捐款莫過于競選早期獲得的捐贈，俗稱"種錢",猶太集團在提供"種錢"這方面比阿拉伯人要慷慨許多，反過來政客對于這種雪中送炭的資助者自然也會有更好的回報。由此可知雖然親阿游說集團也擁有一定的財力資源，為它們開展游說活動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但是從資金規模上與親以色列游說集團所擁有的財力比，差距無疑還是非常大的。
三、其他社會資源比較
親以游說集團在媒體和學術等領域也有著很強的實力，主要受親以勢力掌握的電視廣播機構就有 HBO 電視網、美國廣播公司（ABC）、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等，報刊有《紐約時報》、《國際先驅論壇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波士頓環球報》、《時代》周刊、《新聞》周刊、《大西洋月刊》、《財富》雜志等，影視宣傳機構有迪斯尼、派拉蒙、環球影視等，這些全球知名媒體機構的受眾數以億計。
雖然不能因此說親以勢力就完全操縱著這些媒體，而且這些大多媒體也盡量做到客觀公正，但是無疑這些機構還是可以為親以候選人在包括更優惠的競選宣傳平臺和輿論造勢等方面提供巨大便利。學術智庫的研究方面親以集團也有強大的優勢，它們長期在美國企業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安全政策中心、傳統基金會（HeritageFoundation）、外交政策分析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赫德遜研究所以及猶太人國家安全事務研究所等著名學術思想智庫享有主導地位。
親阿拉伯游說集團這些年來在媒體和學術等領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例如旗下有《中東商業概覽》這類的刊物定期出版，尤其是近年來親阿勢力充分利用互聯網平臺建立了許多宣傳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網站資源，為親阿拉伯活動提供宣傳平臺和信息咨詢，許多高等院校也會有不定期的親阿宣傳活動。但是相比之下親阿集團占有的社會資源無論是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和親以游說集團比起來相形見絀。就像一位美國媒體人在 2002 年說的那樣，他迅速就列出 56 位堅定支持以色列的評論家，但是他所能想到的親阿拉伯評論家卻只有 5 名。
第二節 對美外交決策游說方式比較
一、直接游說
親以游說集團從形成之初就有直接游說的傳統，他們善于直接和參與決策的官員接觸，憑借雄厚的勢力，親以游說集團有時甚至可以直接對總統施加壓力以影響決策。例如它們曾向福特總統施壓，因為總統想重新評估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在"9.11"后向小布什總統施壓，因為他呼吁建立巴勒斯坦國。
1945 年杜魯門總統的母親就經猶太朋友的勸說，給她任總統的兒子寫信，要他支持猶太國。
它們還采用多種方式直接向有關決策人員宣傳自己的觀點以施加影響。據統計，美以委員會平均每年與國會議員的會面高達 2000 次，得以促成國會通過約 100個親以議案。
親以游說團體還經常舉辦各類聚會、參觀、會議等活動增加同決策有關人員直接接觸的機會。年度會政策會議（Policy Conference）就是美以委員會向政要宣傳游說的重要平臺，僅 2002 年的 AIPAC 年會就有十多位部長級高官、約一半的參議員、九十多名眾議員參加。憑借強大的財力支持，親以集團還積極推行"以色列之旅",他們每年花大筆資金免費為政要人士提供赴以色列旅行考察的機會，這不僅可以使以色列領導人直接與國會議員等美國政要交流觀點，更能使美國政要們強化自身的親以傾向，這也使得以色列占美國國會的旅行目的地的比例約達 10%.
根據不同的情況，親以游說集團開展了從政要到其工作人員所有決策過程參與者的立體游說活動。例如針對參議員人數較少，本人工作忙時間緊的特點，親以游說集團把工作重點放在參議員的助手等身邊工作人員上；而針對眾議員人數較多，時間相對寬裕，對問題了解具體的情況，親以游說集團則主要把眾議員本人作為工作對象。親以游說團體還有專職人員對國會議員的言行進行跟蹤監督，密切注意議員們在有關問題上的言論立場和投票情況，以便能及時采取干預、宣揚、甚至懲罰措施。例如前眾議員迪馬利（Mervyn Dymally）曾對猶太人表示，自己總是投票支持以色列，這時美以委員會的成員立刻指出"不對！你投過一次棄權票！"同親以色列游說集團一樣的是，親阿拉伯游說集團也非常重視對政治決策者的直接游說。全美阿拉伯人協會自 1975 年其 12 位官員受到福特總統接見之后，就開始積極地同包括福特總統在內的卡特、里根等美國總統和其他政府高級官員接觸，表達他們的訴求，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親阿游說集團也有專人積極參加立法聽證并同議員溝通，時刻關注議員對有關議題的態度，與親以集團有所區別的是，由于本身實力有限，親阿游說團體相比之下更多的是通過電話等渠道和議員保持聯系。親阿游說集團也會組織政要參加對阿拉伯國家旅行和訪問，以此來增進議員與阿拉伯群體的關系，例如 1987 年全美阿拉伯人協會就曾組織 10 名國會議員訪問約旦,但與親以游說集團相比，其活動頻率和參與人數都要少很多。
親阿集團游說的一個特點是經常雇傭政府前高官充當說客，利用他們原來在政府內部的深厚關系為自己服務。像前參議員對外關系委員會主席福布萊特、肯尼迪時期的助理國務卿達頓（Fred Dutton）、尼克松時期的國防部長克利福德、司法部長克萊因迪恩斯特（Richard Kleindienst）和前國務卿羅杰斯等原政府高官都曾效力于親阿游說集團。
二、間接游說
除了直接游說，親以游說集團還注重通過各種途徑間接對參與決策者施加影響，達到游說效果。通過選民施加影響是其常用的手段之一。根據一項對一百多名國會議員助手的調查，他們許多人認為來自議員選區的信件和電話對是對議員最大的影響因素。
前眾議員保羅·芬德利說他曾經剛和一位同事提起打算建議削減對以色列的援助，不到半個小時就有兩位議員來找他談話，表示他們都接到了各自選區選民的電話，希望他們對這一提案進行干預。
此外，親以游說集團還常常采用多種形式利用或監督媒體，已達到親以游說的目的。1970 年美國主要猶太人組織主席會議就將裝有包括照片特寫等詳細資料的宣傳袋分發給了1700 多家報紙和主要通訊社。
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1982 年曾報道了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事件，這引起了一些美國親以組織的不滿，他們在 1983 年推出了一部紀錄片《NBC 在黎巴嫩：對媒體錯誤報道的研究》為以色列辯護。
親以游說集團還充分利用其在智庫等學術機構的影響為他們服務。布魯金斯協會原本在阿以沖突問題上持中立立場，2002 年以色列堅定支持者薩本（Haim Saban）向其捐贈 1300 萬美元成立了薩本中東研究中心，并請美以委員會的前副主任著名親以人士因迪克負責管理該中心，從此該中心蒙上了強烈的親以色彩。
親阿拉伯游說集團也善于采用間接游說的方式來影響決策者，事實上從他們游說的開始之初就是這樣做的。早在 70 年代，親阿團體就利用了阿裔工人在底特律汽車工業中的重要地位發動了聲勢浩大的游行示威，以反對勞工組織用養老金來購買以色列的債券。
在利用媒體方面親阿組織也在努力的做工作，美國阿拉伯人反歧視委員會（ADC）就積極地將許多發生在被以色列占領地區的暴力行為有關新聞整理編譯，傳達到美國報紙雜志及電視媒體上。雖然親阿游說集團在這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但是與親以團體相比，還遜色許多。全美阿拉伯人協會（NAAA）1983 年曾計劃開展一場旨在反對美國對以援助的新聞運動，為此還精心準備了宣傳節目，但遭到了親以勢力的強烈反擊。親以集團利用在媒體的巨大優勢使得巴爾的摩的 15 家廣播電臺都拒絕播出 NAAA 的節目，華盛頓也僅有 4家愿意播出，就這樣這僅有的 4 家電臺隨后在美國中東精確報道委員會等親以團體的壓力下也中斷了節目。正如美國媒體人特萊斯（Robert H. Trice）所說："親以色列團體在使他們一方的故事傳達給能說會道的公眾和一般公眾方面，都要比親阿拉伯團體做得成功。"三、其他方式。
影響選舉。美國的政治體制決定了選票是政客們最忌憚的東西，親以游說集團更是充分利用了這一點向政策制定者們施加壓力，達成自己的游說目的。一方面他們利用猶太裔在美國選情激烈地區居住相對集中、地位重要的特點，另一方面他們憑借雄厚的競選資金來影響選舉。常常如果有議員在與以色列有關的重要問題上猶豫不決，親以團體就會動員大量的選民或是議員的捐助者發來信件，對議員施加影響。例如 1960 年，一些猶太富豪就為民主黨候選人肯尼迪提供競選經費，以換取他當選后對以色列的傾向立場，隨后有 82%的猶太選票流向了肯尼迪?？夏岬弦彩峭短覉罄?，當選后即宣布批準向以色列出售軍火。選舉也是對那些他們認為于以色列不利候選人的有效懲罰手段。伊利諾伊州參議員帕西（Charles Percy）因為支持向沙特出售武器引起親以游說集團強烈不滿，1981 年他出任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主席，親以集團更是無法忍受他擔任如此關鍵的崗位，便在 1984 年的選舉中游說動員全美的猶太人反對帕西，并為他的競選對手出資 150 萬美元，使得帕西最終落選。提供信息也是親以游說團體重要的游說方式，它們配有大批專業團隊負責收集熱點議題進行信息分析，研究政策制定過程中可能涉及的各個細節，以便于向游說對象提供詳細完整的資料，他們甚至提供問題分析、制定立法框架、草擬發言要點等幫助，這都使游說集團得以直接介入到政策制定過程之中。
在緊急情況下，美以委員會可以在 4 小時內就某一問題向國會提供系統的參考建議，而往往這種建議最后就成為了議員們的發言內容。出于維護政客對自己的信任，它們提供的資料數據力求準確，但是一般也都會強調利于自己的部分。
選舉武器也是親阿游說集團喜歡用的。2000 年為了贏得密歇根州這一"搖擺州"的選票，小布什特意訪問了迪爾伯恩這一美國第二大阿拉伯裔聚居區。親阿游說集團有時還會利用美國的司法系統來施加影響。2006 年美國阿拉伯人反歧視委員會（ADC）就曾向聯邦法院提起訴訟，以指控國務卿賴斯和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未能保護美國公民在黎巴嫩免遭襲擊為由，要求法院迫使美國政府下令?；鹗姑绹衩庥谖ｋU。直到?；鹆钌r，他們才撤訴。從游說方式上來看，親以和親阿優團集團也都企圖通過各種方式來有效的影響決策，但是由于親阿游說集團所掌握的資源十分有限，與親以游說集團相比實力相差太大，在相同的方式下，雖然能取得一些成績，但是還很難達到親以集團那樣的程度。
第三節 對美外交決策游說影響比較
一、對行政系統的影響
總統作為美國外交的最主要決策者自然是游說集團的主要目標。由于親以游說集團在政界的強大實力，使得它們對總統等行政機構的決策有著很大的影響。
1917 年威爾遜總統之所以決定支持旨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民族國家的《貝爾福宣言》，他的猶太朋友的勸說就是重要影響因素。
1960 年大選有 82%的猶太選票投向了肯尼迪，尤其是紐約和伊利諾伊州的猶太選票對肯尼迪當選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色列前總理拉賓曾說："不能想象選舉年美國政府會做出不利于以色列的決定。"1967 年以色列要求購買美國一批戰斗機，但起初總統和國防部等行政機關出于緩和地區局勢的考慮都不贊成這項軍售，隨后美以委員會等親以團體展開了大量的游說活動，最終使得約翰遜總統批準了向以出售武器。
1975 年美國曾計劃向約旦出口一批導彈，美以委員會甚至在該議案還沒有提交國會之前就獲悉了此事，而且甚至拿到了五角大樓的有關絕密文件，這使得他們及早開展了準備工作及游說活動。奧巴馬 2009 年曾提名傅立民（Charles Freeman）出任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但是由于傅立民曾轉發著名國際問題專家米爾斯海默的《以色列游說集團》一文，此文批評了以色列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為此親以勢力對他出任此關鍵崗位非常不滿，并發動大規模游說活動反對，最終使這一任免流產。據統計，僅 1945 年至 1984 年，美國政府做出的有關中東問題的決策為 782個，60%都與親以游說集團的立場是一致的，其中還有 297 個是政府開始不同意，最后在親以游說集團的壓力下轉變態度同意的。
參與中東問題談判的巴勒斯坦代表甚至抱怨，他們在與兩個以色列代表團談判，只是一個掛著大衛盾，而另一個掛著星條旗。
親阿團體對美國總統為首的行政系統有著一定的影響力，其游說活動也取得了一些良好效果。雖然每位美國總統幾乎都會傾聽阿裔團體領袖的呼聲，尤其是當大選的時候為了選票也會對阿裔選民表示關注，例如 2008 年大選奧巴馬就曾去底特律迪爾伯恩拜訪阿裔選民和團體領袖，但是由于阿裔選民人口基數小、親阿人士整體社會地位不高、內部缺乏團結以及對手中選票的利用不夠等原因，使得親阿團體在美國行政系統的游說影響非常有限，遠遠不及親以色列游說集團。
二、對國會系統的影響
親以游說集團對美國國會也存在巨大的影響，美以委員會更有著"國會山之王"的稱號。相對于行政機構來說，國會系統權力更加分散，使他們更容易開展游說工作。美國記者馬辛曾說，一位國會工作人員告訴他，他可以統計出超過一半的眾議員會為美以委員會做他們能做的任何事。一位前美以委員會的官員曾說，他可以讓手中的餐巾紙在 24 小時之內有 70 位參議員在上面簽名。
1980 年加州眾議員麥克羅斯基提出反對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修建猶太人定居點，但該議案被親以游說集團所阻止，并且在麥克羅斯基競選參議員時，受到了來自親以輿論的猛烈批評，以致他失去了來自猶太富豪的競選資金，最終敗北。1982 年親以集團支持的 31 名參議員候選人就有 28 位當選，73 名眾議員就有 57 名當選，由此可見獲得親以集團的支持對議員們至關重要。
2002 年 4 月布什為保障美國反恐戰爭的順利進行，曾要求以色列總理沙龍停止在約旦河西岸實施的軍事行動，這一行為遭到了親以勢力的強烈阻撓，他們發動大規模游說活動，在親以游說集團的影響下，國會更是不顧白宮的反對，以壓倒性多數（參議院 94 比 2 票、眾議院 252 比 21 票）通過了兩項重申支持以色列的決議。
2007 年 3 月時任國務卿賴斯在訪問中東尋求和平進程之前，美以關系委員會發動 79 名參議員簽署聯名信，要求她在訪問中采取對以色列有利的行動。
親以游說集團還通過提供信息和咨詢等渠道對國會發揮重要影響。一位美以委員會工作人說曾說，當國會工作人員在需要信息的時候，第一個想到的不是國會圖書館、不是國會研究服務處而是美以委員會。有位議員也說道："每當我們需要了解中東有關問題的情況時，我總是信賴美以委員會，因為它可以給我提供專業可靠的參考意見。"前民主黨參議員霍林斯曾表示，如果沒有美以委員會的參與，在國會就不可能制定一項關于以色列的政策。
親阿游說集團往往借助于阿拉伯國家石油重要的戰略地位，對國會也有一定的影響。它們于 1982 年在親以游說集團的強烈阻撓下，還是通過多種游說手段，成功說服國會以微弱優勢（參議院 52 票贊成、48 票反對）批準了對沙特阿拉伯出售預警機（AWACS）的議案。
在 1984 年的選舉中，親阿集團聯合一些相關團體成功的擊敗了堅定的親以分子、被親阿團體視為心腹大患的眾議院撥款委員會主席、任議員長達 22 年之久的隆戈（Clarence Long）。
雖然親阿游說集團在國會與親以勢力的斗爭中偶有勝利，但是總體來說他們在國會的影響還是比較小，遠在它的對手親以集團之下，甚至 2000 年希拉里·克林頓競選參議員時曾明確表示決絕了來自美國阿裔團體的政治獻金。
三、對其他決策因素的影響
親以游說集團還在媒體輿論、學術智庫等外交決策因素上有著重要的影響。
它們常常善于發動選民進行輿論造勢，1945 年 9 月親以游說團體就發動了一場群眾運動以支持猶太復國主義，它們在第一時間訂下紐約有重要影響的麥迪遜廣場進行集會，為發動群眾寄出 25 萬封宣傳郵件，這使得僅僅幾小時內就有三分之二的國會議員因此被選民約見，2 天內有 27 名議員發表了有關巴勒斯坦問題的講話，造成了有利于親以團體的輿論氛圍.1977 年貝京出任以色列總理后，其強硬立場使得他在美國的公眾形象一直不佳，為此美國親以團體領袖辛德勒發動《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主流媒體大肆宣傳貝京平易近人的一面，使其在美國樹立起正面形象，在貝京訪美時也受到了較為積極地評價。此外，親以游說團體在學術智庫等研究機構也形成了很大的勢力，他們在各大學招募的積極分子和志愿者就多達五萬余名，建立聯系機構，經常許多院校一出現親阿、反以內容的演講就被這些機構的人員以各種理由干擾或阻止。哥倫比亞大學曾計劃引進阿裔學者拉希德·哈利迪，他一直對以色列持批評態度，隨后親以游說集團組織大量活動，對此進行猛烈批評，使哥倫比亞大學被迫放棄引進。
親阿游說集團也努力在其他決策有關因素上施加影響。在親以與親阿集團對沙特出售預警機（AWACS）之事的著名游說戰中，親阿游說集團就派出著名說客達頓發動了大規模宣傳運動，充分利用媒體平臺，宣傳利用美國和以色列利益對立、把軍售同美國民眾就業問題相聯系等關切點大幅提升了民眾對沙軍售一事的支持率，收到良好效果。親阿游說團體雖然有時在媒體、學術等決策相關領域也能取得一些成績，但是往往由于親以勢力的打壓，多數時間還是比較被動的。
1984 年全美阿拉伯人協會（NAAA）曾準備在紐約廣播界開展一項反對美國增加對以色列援助的宣傳活動，由于親以集團的游說使 21 家電臺中同意播放其宣傳節目的只有一家，而且這一家電臺播出后便遭到了廣泛的批評并因廣告減少蒙受了很大的經濟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