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斷提升黨反腐倡廉建設的能力和水平，永葆黨的機體健康，是新時期以來黨執政能力提升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推進黨的建設科學化的一項重大政治任務。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擺在突出位置上，堅持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既打“蒼蠅”又打“老虎”，反腐成效顯著，為保持和發展黨的純潔性和先進性提供了堅實保障。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理念，并將其視為今后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 在當代中國政治框架內，國家治理的現代化不僅意味著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外交等領域的體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同時也內含著黨廉政建設現代化的科學訴求。 現代國家治理的實現必然對黨的反腐倡廉建設提出更高的要求。 當前，積極推進中國共產黨的廉政能力建設，不僅有助于實現黨的反腐倡廉建設從“治標”到“治本”的轉變，而且對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重大意義。
一、黨的廉政能力及其評價標準
概而言之，所謂廉政能力就是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最新理論成果為指導，以預防和懲治權力濫用為核心內容，運用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領導制定和實施完善的法制體系, 采取科學的領導方式，防止和反對腐敗，保持執政黨的各級組織廉潔奉公的本領。 廉政能力是執政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水平高低直接關系到黨的反腐倡廉建設的實際效果，關系到黨的機體健康及其執政根基的鞏固。 從系統論的視角看，要科學界定執政黨的廉政能力水平,可從以下四個方面作出評判：
其一，勤政廉明的執政氛圍。 執政氛圍即執政黨在執政實踐中逐步形成的且被各級黨組織和社會成員普遍感知和認同的氣氛或環境。 從內在構成上看，執政氛圍體現在黨內組織間關系、黨群關系、黨際關系等多重領域，是執政黨鞏固執政根基必要的軟環境和軟實力。 黨的廉政能力提升首先意味著對自身勤政廉明之執政氛圍的營造上。 “勤政”即恪盡職守、為國為民勤于政事，要求執政黨的各級組織要依法和有效行使手中權力，努力干事業，不懶惰、不消極怠工、不推諉拖拉，以積極認真、盡職盡責的態度對待工作，盡最大可能發揮公權力的職能作用，成就事業服務人民?！傲鳌?就是要落實為政以廉的根本要求，并將其確立為黨在執政實踐中的根本價值追求，它要求各級黨組織要積極樹立秉公辦事、不徇私情、不謀私利的先進作風，并由此達到改善執政黨對外形象的重要目標。 塑造勤政廉明的執政氛圍是保持黨的純潔性的基本要求， 也是建構執政黨與各級組織相融程度的重要保障，更是評價執政黨廉政能力狀況的重要指標。
其二，民主廉潔的執政體制。 體制是各種具體制度的總和。 執政體制是執政黨貫徹自身執政理念、有效運作國家權力資源和其他政治資源的制度體系，其要解決的是執政黨怎么執政、運用什么樣的形式和機制執政的問題。 執政體制是黨的執政活動正常運行的機制保障，也是正確規范執政活動的根本前提。 鄧小平曾經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 制度好可以讓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P333）在執政黨的黨風廉政建設進程中，黨的廉政能力能否得到有效提升與其執政體制是否切實做到民主與廉潔緊密相關。 執政體制的民主，就是堅持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以民主的制度、形式保證人民當家作主；而執政體制的廉潔，一是指執政體制本身的廉潔性狀況，即體制在靜態文本上是否廉潔；二是執政體制的廉潔效果，即黨的執政體制在動態的廉政實踐中是否管用。 在當代中國政治體制上，中國共產黨執政體制的民主廉潔狀況是構成其廉政能力的直接變量。
其三，務實依法的執政舉措。 執政措施即黨為完成執政目標所采取的手段。 在執政實踐中，能否開展正確有效的執政活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執政者執政舉措狀況。 執政舉措不同，所帶來的執政效果就不同。 對于普通百姓而言，衡量和評價黨的廉政能力，其最真切的感受就在于執政黨本身的執政舉措能否做到務實依法。 對于中國共產黨而言，務實執政就是黨的各級組織和成員堅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積極聽取群眾意見，解決群眾切身利益問題，切實把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具體地、深入地落實到各項工作中去，努力做好每一項具體工作，辦好每一件群眾關心的事情，最終贏得群眾的信賴和支持，以期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 而依法執政就是黨要緊緊抓住制度建設這個根本性、全局性的環節，堅持依法治國，帶頭守法，保證執法，不斷推進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法制化、規范化，從法律制度上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實施，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為黨的執政公信力提供法制支撐。 可以說，務實依法的執政舉措構成了執政黨廉政能力提升的社會資本因素。
其四，奉公守法的執政品德。 執政品德是執政者安身立命的前提與核心，也是從執政者的個體視角考察黨的廉政能力的重要主觀元素。 一般而言，執政者的廉政能力主要通過以下三方面得以展現：（1）是否具備堅定的政治信仰。 其中包括共產主義信仰、政治立場和黨性修養。 在當代中國政治實踐中，就是能否堅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指導，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執政者如果缺乏堅定的政治信仰，就容易喪失應有的政治品格，成為權錢之奴隸、情色之囚徒。 （2）是否具備較高的理論修養。 執政者理論修養的高低，直接影響其道德品行與政治品格。 提升黨的廉政能力必須將培育執政者的理論修養擺在突出位置。 （3）是否具備大局觀念。 大局觀念是衡量執政者政治品德的重要尺度,事關黨的戰略部署和人心向背。 執政者只有統籌全局，將自己所負擔的責任和大局聯系起來，才能克服走向腐敗的危機，并做到洞悉全局，處理好局部和全局的關系，執政者個體的廉政能力也才能得到顯著提升。
二、中國共產黨廉政能力建設的現狀及其挑戰
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按照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制目標”，積極“建設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2]。 并把“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廉潔政治，努力實現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3]，視為當下和今后黨的建設和國家發展的重要目標，在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過程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相關數據統計，十八大以來平均每天有 396 名黨員和公職人員受到處分，每兩天有一名廳級干部因腐敗受到查處，每月有一名省部級干部“落馬”。[4]
通過嚴肅有效的查處，紀檢監察機關的反腐震懾力得以發揮，中央懲治腐敗的決心得以彰顯，腐敗蔓延的勢頭得以遏制。 反腐敗斗爭的有效推進不僅促進了中國共產黨黨風廉政建設的深入發展，也為黨的廉政能力提升奠定了堅實的根基。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重拳治腐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表明，黨的反腐廉政模式得到了顯著的功能發揮，道路是正確的，黨的組織機構也表現出了強大的駕馭復雜局面的能力和很高的黨風廉政建設水平。 但反腐倡廉建設水平的提升并不意味黨的廉政能力就已達到頂端，正如習近平所言，當下我國“滋生腐敗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復雜。 ”
根據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13 年的全球清廉指數排名，中國目前的清廉指數依然落后于許多發達國家，反腐敗斗爭可謂任重道遠。 尤其是隨著當下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不斷深化，黨的廉政能力建設還有許多路要走，中國共產黨必須時刻保持清醒頭腦, 在革除自身痼疾的同時不斷達到廉政能力建設的新境界。
當前，中國共產黨進一步提升廉政能力還須著力破除以下三重障礙：
首先，廉政制度缺位。 “制度就是穩定的、受尊重的和周期性發生的行為模式，組織與程序與其制度化水平成正比例?！币揽恐贫葎撔聛硗七M黨風廉政建設和提升黨的廉政能力，是中國共產黨在執政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科學結論。 但客觀而言，我國現行的廉政制度安排及其結構仍然存在明顯缺陷。 具體而言：其一，廉政制度欠缺精細化。 改革開放以來，在黨中央的高度重視下，我國在反腐倡廉領域開始走上了法治化軌道，尤其是十五大將“依法治國”正式寫入憲法，我國在廉政法規制度方面不斷走向健全。 據統計，全國?。ú浚┘壱陨蠙C關共制定黨風廉政方面的法律法規及其他規范性文件2000 余項，其中關涉到制度建設方面的就有《刑法》《刑事訴訟法》等公法體系以及《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利保障條例》等黨內規章制度，但總體而言，現行的相關法規體系政策性依然過強，條例規定較為模糊，缺乏具體的可操作性，且尚未形成一個規范完整的執法體系。 以《公務員條例》為例，其中涉及權利義務紀律等政治性、政策性條款占到了38%以上，而有關公務員履行職責的技術規約只有 20%。廉政制度的欠精細化不利于反腐倡廉建設的有效展開，也構成了黨的廉政能力提升的現實障礙。
其二，廉政制度創新滯后。 與現有廉政制度缺乏可操作性并行的是，在當下腐敗現象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廉政制度創新遠未跟上現實發展的步伐。 在執政黨長期高壓反腐的擠壓下，赤裸裸的權錢交易已非現今政治腐敗的主流，權力的交換價值開始以更為隱蔽的方式進行，尤其是隨著保險、信托和證券等復雜交易的參與，腐敗行為開始走向愈發智能化和隱蔽化。 面對這些情況，目前相關的制度規約力量依然較為欠缺，制度滯后的問題是制約黨的廉政能力進一步提升的根本束縛。
其三，廉政制度約束疲軟。 目前，中國共產黨在廉政約束機制上主要包括自律約束機制、輿論約束機制、責任約束機制等多個層面，這些約束機制構成了黨的廉政能力建設的重要保障。 但是，在轉型社會環境下這些制度的約束力普遍不高，在自律約束機制上，黨員個體的道德內約作用有限，部分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差強人意。 在責任約束機制上，由于決策者、執行者和監督者在權力、責任方面的不對稱，削弱了各種監督機關的監督力度，加之由于缺乏制度化的社會參與渠道，使得來自社會的監督約束作用有待提升，導致廉政能力建設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制度、而是以運動式的形態加以推進和建構。
其次，社會有序參與不足。 黨的廉政能力建設不是執政黨一己之事，在當代中國政治系統中，執政黨與社會各界存在緊密聯系，黨的廉政能力建設的根本目標在于促進機體健康，以更好地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而人民群眾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對推進黨的廉政能力建設也負有參與和監督的使命。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強化群眾的有序參與，對于加強黨的廉政能力建設、保持黨同群眾的血肉聯系具有重要意義。 羅伯特·普特南認為，公民有序參與有助于增加人們在任何單獨交易中進行欺騙的潛在成本，可以在強化信息流通和交往中促進廣泛合作。但與發達國家相比，目前我國公民社會組織發育較為遲緩，執政黨廉政能力建設的社會資本的開發利用不足，有序參與體系遠未形成。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傳統文化的長期影響，群眾中公民意識較為缺乏，臣民觀念揮之不去，在參與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中難以對自身行為進行合法界定。 如面對基層政權腐敗問題，部分群眾要么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要么忍氣吞聲，抑或越級上訪。 另一方面是社會組織發育不全，在推進民眾有序參與廉政建設過程中缺乏足夠的引導力和推動力。 社會組織是連接地方黨政機構與民眾的中間渠道，其草根特性使其天生具備了代言民眾利益的功能和資格。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社會政治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我國社會組織也取得了飛速發展，但較之國外，我國社會組織數量偏低，且官方色彩濃厚，在代言民眾權益和參與廉政建設中難以發揮應有的功能，導致目前民眾廉政參與的原子化程度較高，難以顯現出應有的社會監督力量，黨的廉政能力提升的社會支持系統亟需進行優化創新。
最后，廉政文化衰微。 廉政文化是廉政能力建設的理念先導，是黨吸收自身和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廉政精神財富的總和。 缺失廉政文化,廉政行動積極性及其效果就難以得到保證，就會給黨的廉政能力提升帶來價值觀上的障礙。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積極借鑒我國歷史上優秀廉政文化，不斷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有效增強了全黨全社會的廉政信心，也促進了全體黨員干部思想觀念和作風狀況的不斷改進。 然而，面對金錢美色的巨大誘惑，部分黨員干部依然難以抵御，其中除了體制約束的不足外，個體文化和觀念缺失的因素也是不可忽視的根源。 譬如，面對十八大以來的反腐常態化，有部分官員感嘆福利減少了、行動不自由了，當公務員“越來越沒意思了”，甚至產生“官不聊生”的牢騷[11]。 這其中體現的不僅是官員價值觀的扭曲，也反映出一些官場上廉政文化的衰微及其給黨的廉政能力進一步提升帶來的軟約束。 可以說，進一步提升黨的執政能力，深入普及廉政文化至關重要。
三、中國共產黨廉政能力建設的機制創新任務
誠如亞里士多德所言：“法律是最優良的統治者。 ”[11]（P171）習近平在推進黨風廉政建設中也多次強調：“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 ”[12]
這些論述意義重大，對推進今后黨的廉政建設的制度化發展指明了方向。 因此，當前要進一步推進黨的廉政能力提升，做好相關機制的完善工作是當務之急。 基于系統分析的視角，筆者認為今后黨應著眼于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分別做好相關機制的完善和創新工作，為黨的廉政能力提升提供制度保障。
1.從黨對外關系的宏觀視角上看，要做好黨的廉政能力建設的多元合作機制建設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推進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從國家政策層面上為黨的廉政能力建設開展廣泛的合作提供了現實依據。 從“管理”走向“治理”，體現了黨在國家治理層面更為豐富的民主含量，其呼喚的是國家與社會的協同配合與合作管理。 鄧小平曾指出：“權力過分集中，妨礙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實行，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妨礙集體智慧的發揮，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盵1]（P321）在黨的廉政能力建設中，積極建構黨與外界多元合作的機制，以形成廉政能力建設的協同力量是必然趨勢。 具體而言，這一合作機制可從以下三個層面展開：
（1）黨際合作機制。 即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之間的合作機制建構。 在當代中國政治體制中，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各民主黨派是參政黨，二者“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共同致力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 互相監督顯然包含了民主黨派對執政黨的監督，以支持和協助執政黨除弊祛邪，防腐懲貪，推進執政黨的廉政能力提升。 執政黨的各級組織應基于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強化與民主黨派在反腐倡廉領域的廣泛合作。 一方面，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要正確對待和自覺接受黨際民主監督，并依法保護民主黨派的民主監督權利不受干擾；另一方面，應積極支持和幫助民主黨派及各級組織推進履行協商監督職能的制度化和規范化，最終在實現黨際關系和諧發展的同時謀求自身廉政能力的不斷提升。
（2）黨群合作機制。 黨的廉政能力建設絕不能走運動式的老路，但必須堅持走群眾路線。 馬克思曾將巴黎公社視為無產階級民主的典型形式，因為“一切公務人員在自己的一切職務活動方面都應當向每一個公民負責。 ”“權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 ”“公社實現了所有資產階級革命都提出的廉價政府的口號。 ”[13]（P377）可見，依靠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和參與，是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最有效途徑，也才能使社會監督作用得到切實發揮。 當前最為迫切的就是要大力推進社會組織建設，以發揮其在凝聚群眾力量，提升社會監督實效中的橋梁作用。 功能成熟的社會組織不僅能夠整合民眾離散化的利益訴求，推進群眾政治參與的有序化，也能有效制衡國家權力，減少權力腐敗問題的滋生。 當前黨和地方政府機構要積極做好對社會組織的發展引導工作，著力剔除對社會組織不合理的管制措施，促其得到科學發展，并以獨立的姿態參與民眾利益表達和反腐敗斗爭，使其為提升黨的廉政能力、推進社會和諧發展做出積極貢獻。
（3）黨與國際社會及機構的合作機制。 反腐敗是當今國際社會共同面臨的一個世界性難題。 早在上世紀 90 年代，各國便已開始通過締結一系列公約等形式，謀求反腐敗領域的國際合作，如《美洲國家組織反腐敗公約》《歐洲委員會反腐敗刑法公約》《非洲聯盟預防和打擊腐敗公約》《亞太地區反腐敗行動計劃》等，而聯合國于 2003 年通過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更成為該領域全面指導國際反腐敗斗爭的規范性文件。 在此背景下，必須積極強化黨與國際社會廉政建設的廣泛合作，尤其隨著近些年來國內腐敗分子攜款外逃現象的頻繁發生，強化反腐敗領域的國際合作機制建構更顯迫在眉睫。 當前，一方面要積極推動黨的紀檢監察機關和司法機關與國際機構建立業務鏈接，開展多邊合作交流和業務協作，為我國的反腐敗工作爭取國際社會支持；另一方面要完善防逃、追逃的國際協調機制，在《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等國際公約框架下，綜合運用外交、司法等手段加強與國際社會的合作，努力使腐敗損失降到最低點。
2.從黨組織自身的中觀視角上看，要進一步完善黨的廉政監督機制和信息公開機制建設
“黨的力量來自組織，組織能使力量倍增。 ”[14]提升黨的廉政能力，必須從黨組織建構的中觀視角出發做好相關機制的完善和創新工作。 在有序推進社會監督的同時，要進一步做好黨組織內部廉政監督機制的完善工作。 從系統構成看，黨內監督主要包含上級黨組織對下級黨組織自上而下的監督、下級黨組織對上級黨組織自下而上的監督以及同級黨組織間的平行監督三重類別，由此構成了黨組織內部廉政監督的網絡化模式。 為促其發揮積極效用，黨的廉政能力建設中也必須基于主體內部、主體間和程序運行三重視角建立促動機制。 具體包括：一是建立黨組織內部的自我監控機制。 通過完善各項規范黨組織的規章制度，促進黨組織自身做到依法履行職責，提升黨的各級組織在提升廉政能力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二是建立組織間的相互監督機制。 通過明確劃分組織權能和規范行使組織權力，在黨的組織間形成相互監督和約束的機制氛圍，以確保黨的各級組織機構始終做到堅持集體行使權力、規范行使權力和公正行使權力，以達到不斷優化權力運行的效果。 三是建立程序監控機制。 通過建立健全黨代會、常委會和全委會職能關系方面的各項制度，形成三者之間的監督關系，以盡量減少和消除組織間的監督真空，為黨的廉政能力提升提供堅實的組織保障。
同時，要進一步完善黨務和政務信息公開機制。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 當今世界一些高度廉潔的國家如瑞典、德國和新加坡等都有較為完善的信息公開機制。 提升中國共產黨的廉政能力，黨的各級組織及政府機構也應積極按照黨的方針、政策和國家相關法規推進黨務和政務信息的公開。 當前在實踐操作中要做好如下幾方面工作：一要進一步明確黨務和政務信息公開的具體范圍，黨和各級政府機構的重大決策、經費項目，各級黨組織領導班子的建設情況，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以及群眾辦事流程和環節、經辦人姓名、時間和辦事地點及其結果等，均應作出明確的公開界定。 二要明確公開的形式和時間，應根據受眾特色有針對性地選擇公開欄、意見箱、接待電話或網絡媒體等途徑，并在時間節點上應做到與公開內容相適應，嚴控信息老化。 為確保信息公開機制的切實有效，還應建立相關的信息反饋機制。 在確保問卷式反饋、訪談式反饋、留言式反饋和投票式反饋得到積極采用的情況下，應積極注重網絡渠道的信息反饋價值，通過開設黨務和政務微信、微博平臺，收集多元反饋信息，以在提升黨務和政務信息透明化的基礎上實現黨的廉政能力建設的有效提升。
3.從黨員干部的微觀視角上看，要完善責任追究機制和廉政文化教育機制
廉政能力建設歸根結底還是要靠人來推動，離開了人這個根本因素，任何組織機構的完善都是一句空話。 對此，一方面，要進一步強化責任追究機制的建構力度。 早在 1998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的《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中就已明確規定了各級黨委和政府職能部門在黨風廉政建設中應承擔的責任。 中共十五屆六中全會對“完善監督機制和各類責任追究制度”進行了重申，此后黨中央在頒發的相關條例中又多次進行闡述。 但截至目前，這套機制依然存在程序不規范、主客體不清晰等現象，導致出現責任追究不及時和追究不力的問題。 當前，應進一步強化黨和政府的上級和專門工作機關的責任追究主體身份，以及人大、政協、群眾代表、新聞媒體等作為責任追究參與力量的價值。 同時要明確責任追究的情形，如對情節較輕、影響不大的，應采取通報批評、書面檢查、限期整改等責任追究形式； 對問題較為嚴重且有違紀違法問題發生的， 對隨案責任人主要采取停職、降職、免職直至開除，絕不姑息，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避免責任追究的隨意性。 另一方面，要進一步推進廉政文化教育機制的完善，以提升黨員干部的廉潔意識。 新加坡政府的廉政能力之所以舉世矚目，除其嚴格的制度規約外，與政府高度重視對公務員的“心治”教育，以形成濃厚的廉政文化氛圍也不無關聯。 當前，應完善和建設周期性的廉政文化知識教育平臺，通過專家講座、網絡培訓等途徑，或利用各類人文景觀、廉政文化建設示范點等物質資源開展實踐交流和警示教育，提升黨員干部對廉政文化的認知，在確立正確價值觀的基礎上提升自身的廉政主動性。 通過這兩方面機制的完善，在提升廉政威懾力的過程中使廉潔奉公精神真正入腦入心，推動黨員干部真正實現從“不敢腐敗”到“不愿腐敗”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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