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中阿經貿合作法律體制構建探究
【引言 第一章】阿盟及其對外貿易法律制度基本情況
【第二章】中阿經貿合作及法律制度建設現狀
【第三章】國際經貿合作法律規范建設經驗與探索成果
【第四章】中阿經貿合作法律保障制度的完善
【結語/參考文獻】中阿經貿合作法律問題研究結語與參考文獻
第三章 國際經貿合作法律制度建設經驗與探索成果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世界經濟就逐步呈現出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并行的趨勢。隨著跨國貿易與國際投資的飛速發展，國際貿易信賴關系的維護與保障也愈來愈受到人們的重視。關于國際貿易法律保障制度的建設，尤其是在發展程度較高的區域經貿合作組織內部，受到了高度重視。諸如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東盟等貿易合作機制，都建立起了較為完善的法律制度框架，為區域內國際貿易合作的開展保駕護航。此外，與中阿合作有諸多相似之處的中非合作，雖然興起不久，但專家學者們也對中非合作中的法律制度建設展開了很多有益的探索。這些寶貴的國際經驗，都值得我們在中阿經貿合作法律制度建設中加以學習借鑒。
3.1 典型區域經濟合作法律制度建設經驗
3.1.1 歐盟的法律制度建設
作為目前國際上較為成熟和典型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歐盟比普通的區域性經濟組織有著更為完善且嚴密的法律制度構建。歐盟的法律制度體系主要源自于歐盟成員國之間的協議，歐盟與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簽訂的協議以及歐盟立法機構制定的法律。整個法律制度體系所涵蓋的法律規范既包括了最基本的歐盟憲法、歐盟組織法與歐盟行政法、內務合作法，同時也包括了歐盟共同市場法以及對外關系法和人權法等等。這一特殊的區域組織法律體系涵蓋面廣且嚴謹縝密，論起規模與復雜程度，不僅優于目前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甚至能與發達國家的法律體系相媲美。
歐盟的法律淵源有很多層次。且不同級別的法律淵源有其對應的效力范圍，歐盟第一級的法律淵源是由歐共體章程和修改其章程的基本文件構成的。第二級的法律淵源是立法機構（歐盟議會）的立法，當中有歐盟和第三方國家和國際組織簽訂的協議。歐盟第一級的法律淵源是國與國協商談判簽訂的，第二級的法律淵源的制定是在委員會、部長理事會進行的，其結果是權力機構行使職權。尤其是歐盟的部長理事會，這個組織承擔了一大半制定法律法規的任務。在這種法律淵源里，有些成員國可以全部適用，有些成員國卻須要經過法的轉化，有些法律只對成員國有效用，有些是對某些行業的法人有效。
歐盟法各個級別的淵源里，由政府與政府談判產生的只有歐共體章程還有其加入的條約，其它的法規都是歐盟議會訂立的。這些法律能夠面世是各個成員國政府間相互談判與退步的結果，也是融合各成員國的民眾意見，符合各國利益的結果。所以歐盟的組織比一般的組織結構更為完善。
歐盟法具有繁雜的立法程序，歐盟議會在訂立法律時有極其嚴苛的過程要走。與其產生鮮明對比的是別的具有區域性質的國際法在立法的程序上依舊是分散的狀態。歐盟法較其他區域法有了很大的突破，尤其是強制性實施方面，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歐盟含有附屬于本身的具有強制管轄權的法院，其它的仲裁機構或國際司法機構卻不能實現這樣的權利。除此以外歐洲法院還通過大量的審判促進了歐盟法的完善：其一，審判產生的判例形成了許多歐盟法的法律原則，而且常常當作先例進行引用，由此成為了歐盟法的又一個淵源；其二，歐盟法的一些法律，比如競爭法，比較寬泛，其操作性不是很強，經常需要法院用司法解釋來補充。
第二，歐盟司法機構與其成員國司法機構由歐盟法建立了一種特殊聯系。
辦理案件時成員國的司法機構假如有歐盟法的相關疑問，歐盟法院都可以做出初步裁決，盡管這種裁決不是終審裁決，但有一定的法律拘束力。
第三，執行委員會可以強制實施歐盟法，除此以外，歐盟法的代理執行機構也是由各個成員國的政府與其相關的立法部門組成的。這一機制投入后，在一定時間內維護了歐盟法的統一性。歐盟法與其成員國法律之間的關系，在歐洲法院判例中的兩個重要原則中得到充分的說明。
歐盟法律一般在調整聯盟內的經濟和社會關系起作用，還在成員國之間實現經濟與貨幣的聯盟，歐盟法律不僅用于成員國之間，而且用于成員國公民中。
歐洲法院判例中所確立的以下兩個原則體現了歐盟法與其成員國法律的關系。
第一，優先遵循原則，就是要以歐盟法為第一要務，當歐盟法和歐盟成員國內法產生沖突時，首先遵從歐盟法。各個成員國都適用歐盟法律，但這就會有成員國的法律和歐盟法律相矛盾的問題。雖然歐洲的法院都是按照巴黎條約所訂立的，不過該條約沒有賦予假如歐盟法與國內法相抵觸時，國內法無效的權力。
如此一來，假如要讓歐盟法代替和它矛盾的成員國的法律，只好用歐洲法院的判例用以決定歐盟法的地位在成員國法律之上。
歐盟法與歐盟一體化進程一樣具有漸進性，就是從個別領域慢慢到各個領域，就是從剛開始的的個別經濟部門慢慢發展到其他的經濟部門，一直到實現貨幣、經濟與政治聯盟這一長遠目標。
第二，直接效力原則，就是在一些案例中，歐盟法律在一些成員國的國內能夠適用，進而建立由成員國內法院保護的利于單個個體的權利。換句話來講：
歐盟法給成員國自然人一些特定的權利，自然人可依照歐盟法律要求成員國國內法院受理，即便是國內法與這些權利相矛盾也不能不保護。
為了避免所有成員國對兩法之間相矛盾產生糾紛，《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
規定，對于其中相沖突的某些條例或者法律，遵從歐盟法律且這些法律只對歐盟成員國適用，這一點在條約一百八十九號條中得以充分說明。所以指令不能為單個個體直接設立權利，從而不具備直接適用性；決定不僅可以向歐盟成員國，而且可以對個體做出，不過只對某些對象具有約束力，所以并不具有普適性。
有了歐盟法律的基礎，成員國之間的經濟與政治的合作終于有了協調性與預見性。在歐盟法的規制里，歐盟不僅建立了共同市場和關稅同盟，各個成員國中還形成共同的農業、商業與環境政策，成員國中的沖突率極大的降低，尤其是因為額度、稅費的收費以及市場等問題而引起的不和諧就更少了，直至今日，各個歐盟成員國之間互惠早已完全超過了自貿區的范圍，中國與俄羅斯自由貿易區也將借鑒歐盟的種種法律制度。
3.1.2 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法律
在北美地區的經濟與政治水平發展到特定水平要開拓的情景下，美加墨三國在一九九二年的八月十二號簽署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TradeAgreement），希望用這個經濟貿易區，在世界經濟的大環境下同日本與歐洲一同血搏。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從名詞上就可以看出他限定的區域在北美，而其頒布的時間是1994年的元旦。自由貿易區是指在一個國家的特定地區，比如在中國的上海，外來國家的企業在這里交易都不需要繳納稅收也沒有規定交易的次數。
這個規定主要涉及三個方面：
第一，自1994年元旦開始，北美地區國家之間的貿易，有八成的交易稅收設定為零，另外的兩成交易稅收將在一個長期的過程中逐步設置為零，這個過程期限為十年左右。稅收的降低將極大的促進貿易額的增加。
第二，該協議為了保護協議內國家的貿易利潤，設置了相關的規定，主要的內容為：如果協議內的國家向另外的國家銷售商品，該商品應該超過半成的比例是由協議內的國家完成的。比如說美國的手機進入墨西哥的市場，那么手機的主板、芯片、組裝等一系列的程序，有超過一半的工作量是由美國的勞務人員完成的，而不是美國借由其他國家的廉價勞動力完成后，直接將手機賣給墨西哥。
第三，對于農業的發展跨國限制自由制度將在十年左右完成，其中對于墨西哥的玉米、紅薯，美國的大豆等農產品的跨國貿易稅收將在十年后設置成零。
而加拿大的棉紗工業產品的關稅改善進程將會比上述的產品更快。這些國家主要的出口商品將迎來出口的黃金時期。
區域內的三個成員國，在一開始聯盟時候的協議并不被政府認可。該區域內的貿易主要監管單位是加拿大、美國、墨西哥的最高行政機構派遣的人士。他們的監管任務主要是維持自由區內正常的貿易交易秩序。他們的監管職權并沒有被賦予強制執行的效應，但是也不排除例外，在特定情況下，秘書長也可以有法官一般的職權，處理不公平的貿易交往。
在北美的國家，《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因為身處的地域不同，他的意義也有細微的差別。如果是美國，那么他就像規定一樣，是一個特殊的法律條文，也就是說這個協定里面的所有內容都是特殊的，這種特殊就像我們平常說的“王法”一樣。在美國之外的北美貿易國家，該協定的作用也大致是這樣。
關于處理美國、加拿大、墨西哥這三個國家之間因為歷史發展的緣故而產生的商貿的差異，比如食品在美國的保質期是三個月，但是相同的產品在墨西哥卻認為可以延遲到六個月，這與兩個國家的地理位置有關，還與經濟水平相聯系，針對這種情況，商品的貿易就需要一個協調的部門。北美的自由貿易區建立了這樣一個協調部門，其職能主要是解決上述類似問題，他一切工作的原則是“求同存異”,并且保持自由區域內的貿易秩序健康可持續的進行。當矛盾發生時，也需要這一部門進行具體的磋商。
北美自由貿易區建立的市場監管部門的職權行使時，有點類似中國的太極拳，用謙遜而柔和的外援手段去接觸其他的國家，用很強硬的強制的措施去解決貿易中存在的問題。但是貿易區域內因為沒有明確的法律界定貿易的行為，因此在很多方面監管部門做不到真的懲罰不正當貿易行為的企業或者商家。從這個角度來看，北美貿易區有很多值得完善的地方。這也是未來北美貿易區重點解決的區域。
北美自貿區內的貿易爭端主要通過NAFTA爭端解決機制來解決。該機制融合了外交與司法兩種手段，具有很強的靈活性與非強制性。NAFTA主要包含了五個不同范疇的爭端解決機制：（1）締約國與締約國的投資者之間；反傾銷與反補貼稅的審查與爭端解決；一般爭端解決；根據《北美環境合作協定》確立的環境問題爭端解決和根據《北美勞工合作協定》確定的勞工問題爭端解決。
根據NAFTA的爭端解決機制的要求，在北美自由貿易區內，幾個成員國協定了一旦在國家間的貿易出現問題時，到底應該怎么面對。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商家或企業在國外進行的商貿活動受協定的限制；第二，貿易壁壘的相關規定；第三，在不公平貿易中尋常的面對措施；第四，是保護國家的資產。國家的資產包括公民、空氣、土壤和水等。
以上可以看出，北美自由貿易區成員國之間的協定因為不具備法律效力，在實施起來就不能夠強制那些非法的貿易行為，在市場秩序的維護上有一定的無能表現。但是從另外的角度看，正是這樣的無能，才真正實現了貿易區域內的自由。
成員國在建立之初，就決定了所有區域內的貿易是沒有稅收的。這樣的前提下，為了避免那些外面的產品，比如日本來的汽車，中國的絲綢等在貿易區內從一個國家銷售到另一個國家謀取太大的利潤差，就規定區域內的商品必須有超過半成的勞動生產是由成員國的勞工完成，或者生產的絲綢棉花是由墨西哥或者美國加拿大本地種植。
綜上所述，歐盟的政治、經濟、司法都相當的復雜，而美國、加拿大、墨西哥三國的聯盟恰好相反。從以下幾個角度就可以看出來，首先歐盟是一個整體，英美大國為主導，捷克、波蘭等小國家為隨從，他們始終保持著地緣關系，經濟、軍事、政治等各個方面的一致性，協同合作，共同前進。但是北美這個聯盟，他們像是三匹跑往不同方向的馬車，各奔東西。然后，也因為第一個前提，在行動上，歐盟保持高度的一致，北美松散的像一盤沙。最后，就是具體在貿易上，歐元可以在冰島買咖啡，可以在新西蘭喝牛奶，但是比索只能在墨西哥購物，在美國，對不起，請先兌換。加拿大、美國、墨西哥之間也沒有相同的農業追求，他們耕種著不同的糧食產物。在軍事上，美國是世界的軍火銷售商，而墨西哥的戰亂讓墨西哥更多的成為了武器的進口國，因為這種社會因素的存在，美國不可能把軍事的技術無保留的貢獻出來，因此他們在軍事上存在合作關系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此外，北美自由貿易區還有很多的差別，這些都不同于歐盟之間政治、經濟、軍事的“坦誠相見”.從中國的現實出發，北美自貿區的模式對于中阿經貿合作而言似乎更值得借鑒。
3.2 中非經貿合作中關于法律合作與制度建設的探索
與中阿經貿合作相類似，中非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亦是源遠流長。隨著近年來中非之間各類投資與貿易合作的跨越式發展，為使中非經貿合作中出現的各類摩擦與分歧能得到合理解決、避免爭端，搭建一個長期穩固的中非合作法律框架迅速成為中非各界共識，亦成為中非關系繼續欣欣向榮的必然趨勢。中非雙方都堅信，唯有在法律方面加強交流與合作，才能促進雙方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法律制度與規則，進而穩固中非新型戰略伙伴關系的發展。為了加強中非經貿合作中的法律合作，中非合作論壇專門開設法律論壇，匯集中非各路專家學者與政府要員，就中非經貿合作中法律合作問題展開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這些探索對于中阿經貿合作法律制度的建立與完善同樣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3.2.1 中非各國投資自由化與便利化的法律問題及對策探索
專注于商法學、隸屬于中國法學會研究分會的副會長兼秘書長、清華大學著名商法學教授朱慈蘊主張，為了使外國企業在華投資更為便利、自由，應該充分掌握特別法、一般法的具體要求，發現它們的區別，規避在華投資的法律風險，從而在國內市場具備很強的綜合競爭能力。而中國政法大學的教授趙威指出，目前中非各國合作存在無法通過法律來保障權益的問題，特別是國內企業到非洲國家投資時沒投資協定，這就使得中方權益得不到保障。有關非洲國家法律法規的國內研究較少，停留在表層，沒有深入進去，非洲國家與我國相比，其法律法規存在諸多漏洞，這就使很多國內企業不敢去非洲投資，大大降低了非洲各國的吸引力。除此之外，法律法規不透明，投資享受的優惠條件少，投資的要求多等，使得中國與非洲國家的投資不夠便利和自由。
3.2.2 中非經貿合作糾紛的解決機制與法律服務的探索
中國與非洲國家在對外貿易往來的過程中會出現一些不可避免的矛盾，這種矛盾將伴隨經濟合作的深化而增多。只有解決了這些矛盾，雙方合作才能更進一步，最終實現雙方經濟的共同發展。在這些糾紛與矛盾的解決機制方面，國內學者存在諸多建議。劉敬東是國際法方面的專家，他主張可以通過第三方仲裁機構、世界貿易組織有關成員國糾紛解決規定、雙方開展交流論壇等外交途徑這三種方式來解決貿易矛盾和爭議，在處理矛盾的過程中應該相互體諒、相互謙讓、彼此友好、相互商議，并在合作前簽訂貿易協定，嚴格遵守協定中的規定和WTO規則。國務院法制辦工交商事副司長張要波指出，目前WTO中有40多名非洲國家成員，我國既然作為WTO成員，那就應該遵守WTO規定，我國與非洲各國在外貿過程中的外貿與爭議應該嚴格執行世界貿易組織解決成員國爭議的規章制度，并應該以第三方仲裁或者外交的方式進行友好協商。但是，在過往的雙方爭議解決方式中，全部是通過外交的方式，從來沒有介入第三方仲裁機構。湘潭大學國際法教授朱偉東發現，仲裁才是最能適應非洲目前情況且解決中國與非洲各國均認可的解決爭議的最好的方式。
突尼斯的波西2和開羅的拉奧烏夫3均表明他們所在國家和地區的仲裁機制與配套程度絕對能夠較好的處理中國與他們在外貿過程中的矛盾和爭議。同樣來自湘潭大學的教授洪永紅，在研究非洲各國法律問題時，主張為了處理中國與非洲各國貿易往來中的矛盾與爭議，應該雙方共同組建仲裁機構。
在中國與非洲國家深入合作的過程中，人們對法律服務的需求就會增加，這就需要中國和非洲各國的法律界進行深入合作。而在中非法律服務合作探索方面，有許多專家學者提出了各自的建議。司法部律師公證工作指導司副司長何敏認為，可以通過組織中非法律交流活動加深雙方對彼此法律法規的理解，促使雙方政府進行相關資料互換，支持各自在另一方設立法律服務辦事處，鼓勵雙方法律界人士參加法律論壇等方式來促進雙方在法律方面的深入合作。1知名律師王雪華則主張通過相互溝通的方式來提高服務質量，并指出中國與非洲國家的法律服務合作是保障雙方經濟深入合作不可或缺的。馬拉維的阿里德是一名法學會成員，他以自己所在地區的法律視角闡明了進行雙方法律服務合作的意義2.
綜上所述，不管是中國與非洲國家在外貿往來過程中產生矛盾與爭議的處理，還是雙方的法律服務合作，諸多專家、學者等都認為進行相互的法律合作，加大溝通力度是十分必要的。只有雙方法律都比較完善并深入合作，才能促使雙方在完善的法律環境中解決糾紛，法律服務擁有質變的飛躍，雙方經濟獲得共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