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轄的確定是民事訴訟程序啟動的重要方面，當事人在法院的管轄問題上不僅可以確定法院審理的范圍，也可以通過協商確定具體審理訴訟爭議的法院，而協議管轄正是當事人之間發生糾紛時以協議的方式確定管轄法院的重要司法制度。

一、協議管轄制度的理論基礎

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之一是當事人的處分原則，即當事人在民事訴訟過程中可以合法地依自己的意愿來處分自己的實體權利和訴訟權利。但處分原則并非僅僅是指當事人對自己實體權利和訴訟權利的自由支配或自由處分的問題，還在于當事人對訴訟程序的啟動、發展和終止具有主動權。［1］當事人是訴存在的前提，司法體制改革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開展司法審判工作，更好的為實現當事人權利服務。［2］因此審判權與訴權是相互統一的，當事人通過行使訴權來維護自己的實體權利，審判權的行使也是為了保證當事人訴權的行使，從而有效的解決民事爭議。民事矛盾的化解應當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思，這與民事法律關系中的意思自治的原則有關。民事法律關系中除了人身關系等不允許民事主體自由達成合意之外，絕大多數的民事法律關系是建立在平等民事主體的自由意志的基礎之上的，因此法律關系的形成、變更和解除都可以由當事人自主決定，法律不加干涉。第二性規則的出現是為了彌補第一性規則本身的不確定性、靜態性和無效性。［3］所以，作為保障當事人正當民事法律關系的民事訴訟法也要以當事人意思自治為原則而展開。

法院管轄作為民事訴訟的啟動階段的重要環節，也應當充分體現民事爭議主體的選擇意愿。保證民事訴訟主體對管轄的選擇自由除了有與民法基本原則保持一致的需要外，其本身也是民事訴訟程序公正和高效的要求。在可以選擇管轄法院的情況下，民事爭議的雙方考慮到潛在的敗訴的風險，為了盡量壓低訴訟成本，一定會選擇與民事爭議有實際聯系且最便于管轄的法院來處理，這就大大提高了法院管轄案件的效率。在民事爭議重大時，訴訟雙方對于案件處理的公正性要求更高時，則雙方既可能選擇距離較近的法院也會選擇距離較遠的法院，既可能選擇與案件爭議有實際聯系的法院也可能選擇其他法院，但最終都是為了保證受理法院的中立性，使得案件得到公正處理。

公正和效率是一對此消彼長的對立統一體，不同的案件有不一樣的爭議重點，民事爭議主體對于公正和效率的渴望程度也不同。對案件的處理一味的追求效率，就會過多的避免民事爭議實體問題的解決，從而忽視案件處理的公正性; 相反，“遲來的正義是非正義”，浪費大量的民事訴訟資源來做到案件處理的公正性的最大化滿足也是不現實的。受訴訟標的額、民事法律爭議的復雜性、人身法律關系與財產法律關系的不同等等因素的影響，不同的案件的當事人對于案件處理的公正性和效率都有不同程度的要求。但是，現實中的絕大多數民事法律關系復雜性和重要程度并非是非此即彼的有顯著的區分，對于程序和受理法院的選擇就至關重要。如何選擇程序來達到案件處理的公正與效率的平衡，只有與民事爭議的利益切實相關的當事人能夠作出最符合此要求的選擇。

二、協議管轄的擴大適用與審判公正的關系

對于協議管轄范圍的擴大和協議管轄法院范圍的擴大是否與審判公正有關系，存在不同的爭議。盡管如此，但不容否認的是，協議管轄除了方便當事人訴訟之外，還有其獨立的制度價值。其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即對審判效率的提高和對審判公正性的提高。通過協議，針對爭議不大的案件，爭議雙方選擇管轄法院時會更多地考慮審判的便利性以及審理的期限的縮短、訴訟費用的壓縮等等; 針對重大復雜的爭議，爭議雙方要通過協議管轄盡可能保證管轄法院的審理的中立，從而提高案件審理的公正性。

有學者認為預防審判不公不是協議管轄所要解決的問題［4］，這種觀念是基于我國司法現實所作出的結論，是有一定的依據的。但是并不能因我國的司法現實的特殊性而否認協議管轄對審判公正的作用。

在以下情況下協議管轄是會影響司法公正的: 在司法機關排除行政權力干擾和地方勢力侵擾的情況下，司法機關的財務的主要來源只能從案件的訴訟費用中取得; 訴訟費用統一由獨立的財務機關管理，每個法官只能從中領取到最低的基本生活費用，此外根據每個法官的工作時間和處理案件的個數來發放額外的法官津貼; 而后者構成了法官收入的主要來源。在這種情況下，由于爭議雙方可以協議選擇管轄的法院，在可以選擇的范圍內，各個法院會盡可能地提高本院審理案件的公正性，以此來吸引更多的民眾到自己的法院審理案件; 法院為了爭取案件的審理會自覺地擴大受理案件的范圍，由于可以協議選擇管轄案件范圍，那么在法院不斷爭取案件受理的同時，就必然在可選擇的案件范圍之內提高自身審理的公正性。在這種情況下，擴大協議管轄的案件范圍和擴大協議管轄的法院的范圍才能使得法院之間形成有效的競爭關系，從而強行提高法院審理案件的質量。

通過比較我國的民事訴訟制度和仲裁制度就可以說明競爭關系的形成對處理案件的機構中立性有多么重要的影響。民事爭議的客觀情況并不是審判人員最關心的問題，反而息訟止爭成為了其關注的重心。

因此，民事案件眾多的情況下，多鼓勵當事人通過調解的方式結案，從而主張當事人對民事爭議進行妥協。這種高效的處理方式的確迅速地解決了民事爭議，但是由于是以犧牲當事人正當的權利為基礎的，存在矛盾再次爆發的風險。然而仲裁則不同，仲裁機構之間由于存在這種業務上的競爭關系，所以相比之下更關注自己的信譽，更關注自己在公眾眼中是否公正。在仲裁過程中，仲裁庭對調解手段是不會輕易適用的，有可能的話，裁決結果要盡可能的讓爭議雙方滿意，而不是讓雙方犧牲各自的利益進行妥協，因此這種化解矛盾的方式要更為徹底。之所以會形成不同的案件處理質量，業務競爭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允許爭議雙方協議管轄，擴大業務競爭的范圍就對處理的公正性非常重要。

因此，協議管轄制度并不是單純的為了補救法定管轄下給當事人帶來的不便，而是有其保證司法審判公正和效率的獨立價值。在我國現有的司法體制下協議管轄對審判公正性的保證也有體現，如: 盡管地方法院會因財政問題受制于地方權力，但是通過當事人的協議管轄也能夠排除相關地方法院的管轄，從而保證審理的公正性。

三、協議管轄作用發揮的現實阻礙

在我國，協議管轄的擴大適用的確并不能促進法院審理案件的公正性。協議管轄對司法審判的公正性的影響之所以被否認，是因為在現有的司法體制下其所能起到的促進司法公正的作用非常有限，具體僅僅體現在對司法地域不公的排除。但正如上文所述，協議管轄制度對于保證司法公正的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促進法院的良性競爭關系，要想形成這種關系就不能不改變現有的司法經費的運作方式，而這正是我國面臨的問題。

我國基層法院收入來源主要分三部分，即: 財政撥款，主要用于解決在編人員的工資問題; 訴訟費用，通過返還來解決辦公經費問題; 中央和地方的補助轉款，用以彌補辦公經費的不足。［5］法官的工資比照適用的公務員工資，按照級別來支付，這種做法使得法官的收入完全與其工作的時間和處理案件的個數相脫節，法官也就不會關注案件的處理是否會受到當事人滿意的問題。尤其在基層法院，受理的案件眾多，法官處理的壓力很大，為了提高案件的處理效率，就必然要犧牲審判的公正性，大調解機制的引入就在所難免。

四、我國新《民事訴訟法》對協議管轄的態度

我國最新的《民事訴訟法》對于協議管轄制度的有關改動并不多，而在及其有限的改動中可以看出民訴法有將協議管轄擴大適用的趨勢。

\\( 一\\) 協議管轄的范圍擴大

修改之前，民訴法規定涉外協議管轄的范圍是是所有財產權益的糾紛，而國內的民事案件協議管轄的范圍僅僅限于合同糾紛。新民訴法第 34 條將國內案件和涉外案件協議管轄的范圍進行了統一，都一律適用財產權益糾紛，這就將國內民訴案件的受理范圍進行了擴大。

\\( 二\\) 新增了應訴管轄制度

應訴管轄類似于國外的默式協議管轄，新民訴法第 127 條規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當事人對管轄權有異議的，應當在提交答辯狀期間提出?！薄爱斒氯宋刺岢龉茌牂喈愖h，并應訴答辯的，視為受訴人民法院有管轄權，但違反級別管轄或專屬管轄的除外?！毙薷那懊袷略V訟法第 38 條只是規定了當事人應該在答辯期間內提管轄權異議，至于為提出異議的法院是否當然享有管轄權，立法的態度是不明確的，因此有學者認為不能將之視為是對默式協議管轄的規定。新民訴法明確了立法意圖，就是為了建立應訴管轄制度，賦予未被提出管轄權異議的法院以管轄權。這種應訴管轄的背后體現的是當事人意思自治，強調了對于當事人主動啟動程序的權利的保護。

\\( 三\\) 縮小了管轄權轉移的適用

修改前的民訴法對協議管轄的適用范圍有限，但實踐中排除協議管轄適用的往往是審判機關之間管轄權的轉移。民事案件的管轄權可以向上級法院轉移，也可以向下級法院轉移。由較高級別的法院管轄，可以提高案件的處理質量，當事人當然愿意接受。但上級法院往往擔心一審上訴，就把案件交給下級法院先審。這就違背了管轄權向下級轉移的初衷，向下轉移管轄權的目的是為了在處理復雜疑難案件時更好的去作出探索性的判決，即便處理結果不被大眾認可，也可以通過二審程序糾正，從而維護上級法院的司法權威。而這種做法初衷并不是維護司法權威，反而是為了規避判決的風險。同時，濫用管轄權轉移也排除了當事人協議管轄的效力，使得管轄階段當事人的意思自治條款形同虛設。新民訴法對向下轉移管轄權作出了嚴格的限制，第 38 條規定: “上級人民法院有權審理的下級人民法院第一審民事案件，確有必要將本院管轄的第一審民事案件交下級人民法院審理的，應當報其上級人民法院批準?！币虼斯茌牂嘞蛳罗D移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確有必要，二是轉移管轄權的上級法院必須報其上級法院批準。

從以上法條的修改來看，盡管態度很保守，但立法機關有意擴大協議管轄的適用范圍，這也是與國外的立法趨勢是相符合的。這種修改都體現了一種對公共利益和司法機關權威的限制性解釋，在合理的范圍內擴大了當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圍，對保護當事人的訴權，甚至是實體權利都有重要的意義。但實際上我國的協議管轄制度并不能引起審判的公正性，其功能僅僅限于方便當事人訴訟的層面上。在此前提下，我國的協議管轄制度所能起到的作用已經能夠最大限度地滿足當事人便利訴訟的要求了，沒有再加以擴大適用的必要了，一味地擴大協議管轄的適用反而不利于提高法院審判案件的效率。而實現這一制度的擴大適用對公正司法的作用才應是如此立法的目的，為此就必須建立相應的司法經費管理制度，從而有效地形成司法機關之間的良性競爭。

五、建立與協議管轄相匹配的司法經費管理制度

“收支兩條線”的司法經費管理原則是為了規范司法經費撥付方式，是法院規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把訴訟費用和司法機關所需費用分開管理也是保證法官根據工作量來取得收入的前提，這是形成法院間良性競爭的重要一環。傳統觀念認為，司法人員“為錢辦案”是導致司法不公的原因之一，其實這種司法不公正產生的真正原因并非是司法人員被利益所驅使，而是在協議管轄被大量排除適用條件下，法院對一定地區的案件形成了審判權上的“壟斷”。由于法院這種對于案件來源的控制，其也就沒有了通過改善自己的審判的公正性來參與案源競爭的動力，因此一旦法官可以通過訴訟費用取得收入來源時，司法權的濫用就在所難免，但是法官從訴訟費中獲得收益卻不是導致司法腐敗的原因?！笆罩蓷l線”制度的目的就是為了建立與規范的訴訟費用收取相配套的司法經費管理制度，進而實現對司法人員收入和公用經費的合理分配。在可以由當事人協議選擇管轄的情況下，最合理的司法人員收入的撥付方式就是“按勞分配”，即在保證人員基本生活費用的情況下，按其審理的時間和審理案件的個數取得收入。在形成法院間事業上的競爭時，這種“為錢辦案”的做法反而能夠被迫使得法院提高審理案件的公正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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