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商務部統計，中國已成為全球反補貼調查的最大目標國，目前,全球 70%以上的反補貼調查針對中國。與反傾銷和保障措施相比，反補貼是一項對中國外貿出口打擊力度更大, 并且將來會使用更加頻繁的措施。然而中國現行的應對反補貼案件的策略還存在很多問題，需要馬上找出解決方案。筆者認為，當前有必要加大對反補貼的法律問題的研究力度，并積極探求我國的應對策略，這對于我國對外貿易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一、反補貼的定義及特征

反補貼是指進口國反補貼機關，依法對造成本國產業損害（或損害威脅或阻礙）的補貼行為采取征收反補貼稅（或價格承諾）等措施以抵消損害后果的法律行為。

WTO 的反補貼協議規則將補貼劃分為三種基本種類，針對不同的補貼類別，能夠采取的反補貼措施也存在差別：（1）禁止性補貼,是指 WTO 反補貼協議規定禁止任何成員方實施或者予以維持的補貼類型。（2）可訴補貼，指那些不是一律被禁止，但又不能自動免于質疑的補貼。他是在一定范圍內允許實施的，但如果在實施過程中對其他國家的經濟利益產生不利影響，因這類補貼而導致不利影響的國家政府就有權表示反對并可以采取相應的補貼措施。（3）不可訴補貼，指包括不具有專項性的補貼，給予基礎研究的援助性補貼、貧困補貼以及鼓勵農業研究開發等等補貼。這些補貼不是專門針對出口的，是 WTO 規則允許的。針對禁止性補貼及可訴補貼，既可以使用向世界貿易組織申訴，通過WTO 的爭端解決機制授權而采取的反補貼措施；也可以由進口成員國根據其本國的國內反補貼法規通過調查對出口產品征收反補貼稅。

二、我國所面臨的反補貼現狀及原因分析

（一）中國面臨的反補貼形勢及現狀分析
入世以后，伴隨著我國出口的快速增長，我國與國外的貿易摩擦也越來越頻繁。盡管中國由于其“非市場經濟地位”，于 2004年才首次遭遇加拿大對華產品反補貼調查，但截止到目前，中國遭受反補貼調查的數量已占 WTO自 1995 年反補貼調查數據統計的 21%。在世界經濟下滑、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這一國際背景下，反補貼正被包括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視為對華貿易救濟的新辦法來保護國內商品免受“中國制造”的威脅。自 2007 年至今，我國已連續6 年成為全球遭受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金屬、鋼鐵、紡織和化工等行業紛紛成為國外對華反補貼貿易救濟調查的主要目標。僅 2012 年一年，中國遭受反補貼調查的數量就占該年度 WTO 所有成員發起的反補貼調查總數中的 73%,調查中所涉及的產品范圍較往年更加廣泛，影響深遠，實屬罕見。

從近年來的反補貼案件中可以看出，國外對華反補貼表現出了以下幾個特征：

1．反補貼案件涉及行業范圍的廣泛性
從涉案行業看，案件波及行業逐漸從鋼鐵、有色金屬、紡織、造紙等勞動密集型、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產品行業向信息產品、清潔能源產品等高新技術產業擴散。案件的調查范圍，則幾乎涵蓋貨物勞務稅、所得稅、財產行為稅等所有主體稅種，并且從初期的政策內容、法律依據為主，逐漸深入到政策背景目的、征收管理程序、報表數據層面。

2．反補貼調查給政府和相關企業帶來過于沉重的訴訟負擔
反補貼調查不像反傾銷，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這在短時間內是無法完成的。這是因為在反補貼調查過程中，對出口國的政策、措施等進行調查，需要出口國的政府和企業同時配合，反補貼調查一旦開始，政府和企業就將面對繁瑣的問卷調查與高額的司法程序費用。過重的訴訟負擔有可能導致大批中國的政府及企業因負擔不起極其高額的應訴費用不能出庭為自己辯護，它們的選擇往往只有一個,即撤出進口國市場。

3．復雜程度和受影響因素較反傾銷更多
在實踐中，反補貼作為我國近年來貿易摩擦的新熱點，經常與反傾銷這一貿易壁壘同時使用，但反補貼往往比反傾銷更難以應對，不確定因素更多。如在中國光伏產品繼續遭遇歐盟“雙反調查”一案中，由于與中方達成“價格承諾”協議，一些中國光伏企業將被免于征收高額反傾銷稅，但對產自中國的太陽能電池及相關部件產品反補貼調查卻仍在繼續。

綜上所述，中國面臨的反補貼形勢非常嚴峻，國外對華反補貼涉及的行業范圍廣泛，并給政府和企業帶來了沉重的訴訟負擔，應對調查的難度大，這些因素使得我國在應對反補貼中面臨著巨大挑戰。

（二）國外對華進行反補貼的原因分析
為何自 2004 年以后，國外對華反補貼案件不斷發生呢?主要有以下原因：

1．進口國出于自身政治方面的考慮——貿易保護主義的延續和發展
中國的發展速度使得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產生恐懼，“中國威脅論”等言論不斷出現。在新形勢下，反補貼已經成為一種貿易保護手段。對中國提起反補貼調查是出于對自己國家的產業保護、增加國內就業的需要，不僅可以有效的抑制中國發展，還能保護本國對外貿易。

在此背景下，發達國家除繼續利用反傾銷等手段削弱我國在能源、電子、化工等領域的競爭優勢外，反補貼也隨之成為了他們對抗中國對外貿易順差的一大法寶。

2．中國入世承諾中已放棄過渡期特殊待遇
根據《中國加入議定書》“第 10 條”中關于補貼的規定：中國應通知 WTO 在其領土內給予或維持的、屬《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第 1 條含義內的、按具體產品劃分的任何補貼，包括《SCM協定》第 3 條界定的補貼。所提供的信息應盡可能具體，并遵循《SCM 協定》第 25 條所提及的關于補貼問卷的要求。根據 WTO有關要求，中國有向WTO其它成員國公布國內補貼政策的義務。

就實施《SCM 協定》第 1 條第 2 款和第 2 條而言，對國有企業提供的補貼將被視為專向性補貼，特別是在國有企業是此類補貼的主要接受者或國有企業接受此類補貼的數量異常之大的情況下。

中國應自加入時起取消這些規定；否則，其他成員國完全有理由根據 SCM 協定對中國出口產品征收反補貼稅。根據中國的入世承諾，在面對反補貼問題時，中國并不享有《SCM 協定》第 27 條規定的緩沖期，缺乏足夠的時間和機會對補貼政策進行全面的清理和調整，這使得中國在反補貼調查中處于不利地位。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正是由于《SCM協定》規定，凡是世界貿易組織的任何成員均可依此對進口自中國的產品開展反補貼調查。更加雪上加霜的是，2004 年后，許多發達國家紛紛效仿美國制定《美國貿易權利執行法案》的做法，在其國內立法中規定，將反補貼法規適用于包括中國在內的“非市場經濟國家”。此類法案為這些發達國家對我國出口產品實施反補貼提供了其本國國內法上的依據。這一舉措，進一步加大了中國應對反補貼案件的難度。

三、中國應對國外反補貼的法律對策建議

（一）現階段中國在應對國外反補貼案件中存在的問題
為了應對國外對我國的反補貼調查，我國根據 WTO的規則制定了相關的法律制定,并出臺了相應的政策和措施,盡量避免引起反補貼調查的可能,并且著力于清除已經存在的禁止性補貼措施和政策，減少可訴訟補貼優惠政策。然而我國在應對反補貼案件中存在著很多不完善之處。主要為：

1．政府有關部門對反補貼認識不足
2007 年以前，國外對中國出口產品進行反補貼調查的案例相對較少，而且補貼一直都是我國經濟宏觀調控的手段之一，因此政府相關部門關注的重點和工作主要圍繞應對反傾銷及其它貿易壁壘展開，對反補貼這一貿易保護方式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重視。在應對反補貼調查中，部分政府官員表現出:不了解，不積極，不配合，互相推諉的態度。導致我國在應對國外反補貼案件中總是處于被動地位。

此外，反補貼涉及政府部門較多，各級政府、不同部門對應對國外反補貼工作的認識也有著差異。部分各級政府、部門甚至對于給予過哪些企業哪些補貼，哪些補貼是 WTO 的《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所明令禁止的，都沒有明確的認識。在缺乏相應的跨部門協調應對機制下,使得政府各部門之間以及政府與企業之間很難形成合力，政府和企業分別填寫的調查問卷中無法完全做到一致回應。

由于以上的原因導致我國政府與企業在反補貼應對工作中陷入不利局面。

2．我國現有的部分補貼政策仍不符合 WTO《SCM 協定》的有關規定
目前，我國各地方法規、政策措施中仍然存在許多需要調整的補貼政策，不僅未被及時廢止，甚至還在不斷地被頒布。此類直接鼓勵出口、刺激經濟發展的補貼項目，屬于 WTO《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中所指的禁止性補貼，容易成為國外反補貼調查的箭靶。如內蒙古烏海市海南區人民政府下達的招商引資優惠政策中規定：凡自營出口的企業，每出口創匯一美元，除享受國家、自治區、烏海市規定的補貼外，區財政另外補貼 0.02 元人民幣。類似的補貼政策在全國各地區各級政府的公文里仍然屢見不鮮。

此外，還有一些政府給予企業的國際市場拓展補貼，也應該謹慎采取，如內蒙古為鼓勵羊絨自主品牌走出國門, 拓展國際市場，制定了創建羊絨知名品牌獎勵和扶持辦法, 對收購國際化品牌和在海外以自主品牌開設直營店且銷售額實現 500 萬美元以上的企業，給予 300 萬元人民幣補助；對于在海外每注冊 1 個自主商標并實現銷售額 200 萬美元以上的企業，給予 30 萬元人民幣補助。此類措施具有明顯的鼓勵出口的含義，容易引起爭議。

3．應訴不積極導致正當貿易利益受損
雖然，自 2004 年我國就遭遇了反補貼調查，但是我國直到2009 年才真正采取措施應對反補貼。從已經發生的案例中可以看出，中國政府在大部多數情況下是被動卷入接受反補貼調查，往往措手不及，應對不足，而且缺乏針對反補貼案件的高端對話。

同樣地，很多涉案中國企業的領導人員沒有形成運用法律手段迎戰反補貼的主觀意識，企業內部也缺乏有能力應對反補貼的專業人才。最終，我們發現，能夠積極應對反補貼的企業寥寥無幾，大部分企業最終只能被動的接受了反補貼制裁，使企業遭受重大損失。

（二）相應的法律對策建議

針對上述問題，本文擬提出幾點具體的法律對策建議，希望能對我國應對反補貼案件調查有幫助。

1．仔細對現行補貼政策進行清理與新措施的審查
在目前形勢下，我國政府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和學習WTO規則與國外反補貼立法的理論與實踐，認真清理和調整與WTO規則不相符的補貼政策與措施。在出臺國企改革、產業扶持等領域的優惠政策和措施時，要嚴格審查，防止不符合 WTO 規則和我國入世承諾的內容出現;另一方面制訂與 WTO 反補貼規則不相沖突的新的補貼政策，以規避反補貼調查。

2．積極應對反補貼，提高對反補貼的認識程度
一旦中國產品受到他國的反補貼立案調查，企業應積極應對，配合相關國家的調查取證工作。美國對于原產于中國的銅版紙進行反補貼調查的案例的終裁結果就充分說明了企業積極應訴的重要性。在該案中，一直積極應訴的金東紙業由初裁時的20.35%的反補貼稅率降低至終裁的 7.4%，而晨鳴紙業由于放棄訴訟，被征收的反補貼稅率由初裁時的 10.90%上升至終裁的44.25%。除了涉案企業以外，行業協會也應該最大限度地發揮配合調查、組織應訴的職能。

3．充分發揮專家人才作用和工具價值
我國應對國外反補貼的實踐經驗少，相關領域的專業人才匱乏，所以要培訓相關的知識，彌補漏洞，使有關政府部門官員與出口企業管理人員熟悉有關規則?，F階段我國面臨國外反補貼形勢嚴峻，因此需要加快速度，盡快形成政府、企業與社會共同應對反補貼案件的合力。而且還要充分發揮人才作用，從全國有關領域中的人才中，聘請專家研究美國、加拿大等國反補貼調查案中出現的問題，對全國各級政府現行的各類補貼政策進行縝密的審查，為各類補貼政策是否符合我國入世承諾以及《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的規定提供專家意見，調整有問題的措施，提高對反補貼案件的應對能力。除此之外，要在政府內部、企業內部大力引入或培養懂得WTO 法律規制的專業人才，在進一步應對具有復雜性和高度專業性的反補貼案件中發揮作用。

4．利用 WTO 爭端解決機制應對反補貼
WTO 是一個相對公平、透明的平臺，我國政府和企業應該擺脫“外國的水很深”的保守態度，積極的利用世貿組織的有關規則來捍衛自己的正當權益。當 WTO 其它成員國針對我國出口的補貼產品，提起反補貼調查時, 我國應根據實際情況考慮通過WTO 爭端解決問題，積極利用 WTO 這一成熟的爭端解決機制應對反補貼訴訟。

此外，針對反補貼涉及部門多，對反補貼應對工作的認識也不盡一致、協調不良等問題。筆者認為中國政府應當盡快建立單一的機構專門負責處理涉及包括反補貼等貿易爭端在內的法律事務，以期提高國外對華反補貼案件的勝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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