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2011年3月10日吳邦國委員長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己經形成”。這意味著我國法治建設的重心將從立法轉向司法，法學研究同樣也應當從立法中心轉向司法中心。但是，法治建設和法學研究應當如何順利轉型，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討論。目前，學界較為一致的看法是，在法律體系基本完備的情況下，應當注重從立法論向解釋論的轉型，也就是從注重“有法可依”向“有法必依”的轉變。
達成這共識的原因在于，我國在立法為面，用短短幾十年時間走過了西為發達國家幾百年才能走完的道路。這樣的立法的速度固然很快，但不容忽視的是，由于缺少時間的沉淀，還有很多的法律還處于紙面上，離成為人們的行動之法還有一段不小的距離。
為了促進后立法時代中國法治的建設，不少具有前瞻性思維的學界同仁提出了重視和推廣法教義學的呼聲。①也有不少的學者就法教義學的基礎理論進行了深入的分析的總結。②相較于其他部門法學，在民法學領域，基于其司法實踐的需要，民法的教學與研究基本上己經完成了從“立法論”向“解釋論”的轉向。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法教義學與民法體系化之間的緊密關系，尚未受到學界應有的重視。在很大程度上，學界討論民法的體系化，是基于編纂民法典的口的而進行。在法典完成以后，體系化還能否成為法教義學的核心內容，是不無疑問的。
我們認為，即使是進入后立法時代，民法的體系化，依然構成了法教義學的核心內容。體系化的思維，是法教義學的邏輯主線。在法律的適用過程中，體系化既有助于減輕法律適用者的負擔，也有助于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形成。法教義學所建構的民法的雙重體系，有助于保障民法規范體系的相對獨立性，同時又能促進法律適用與社會活動的互動。
二、法教義學體系化功能的具體表現
關于法教義學，我們接受如下定義:法教義學是一門規范科學，將現行實在法秩序作為堅定信奉而不加以懷疑的前提，并以此作為出發點開展體系化和解釋工作的。法教義學的具體內容，包括理論性教義學和實踐性教義學。前者提供了一套用以指導司法實踐的教義學體系;后者貢獻了一套將教義學體系適用到具體案件的為法論，包括通常而言的法律發現、法律解釋、法律推理與法律論證回。
在法教義學的發展史上，幾乎每個時代都存在懷疑論。但是，學界主流均認可法教義學的重要功用，其中阿列克西的認識最為系統和完整。他歸結了如下六項功能:W穩定功能:通過法教義學的體系化與解釋工作能使實踐中的問題具有相對穩定的解決為法;\\(2\\)進步功能:法教義學的制度化運作可以促進對相關問題更為細致深入的研討，使法學和法律制度得到有效改進;\\(3\\)減輕負擔功能:由于法教義學研究者的不懈努力，大部分案件可以援用己被廣泛接受的語句、概念和邏輯與體系，這極大減輕了法律人討論相關問題的負擔;\\(4\\)技術功能:法教義學為龐雜的實在法規范建立了一整套清晰的概念和邏輯體系，有利于法學的教習和法學研究成果的傳承;\\(5\\)控制功能:法教義學構建的概念與邏輯體系為檢驗法學論述司法裁判中各規范彼此邏輯是否相容與和諧提供了有效手段，控制和生成普遍化原則和正義;\\(6>發現新知:法教義學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區分、觀點與解決問題的基本模式，這有助于初學者掌握了解學習素材，也有助于發現新的觀點以產生新知團。
在我們看來，阿列克西忽視了法教義學的一項基本功能:體系化的功能。所謂體系，大體而言，是指一定的事物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內部聯系組合而成的整體，如思想體系、理論體系等。而體系化，即注入主體的因素后使原本散亂的一定事物成為一個整體或者使原來的體系更加完美。因此，體系化的基礎是對具體分析對象的類型化，即人們通常所講的分類。在法教義學的組成內容里，一個基本的或者說必不可少的作業，就是對研究對象進行分類并將之體系化團。具體而言，法教義學的體系化功能體現為如下三個為面:
其一，法教義學對民法學所使用的概念、規范及制度進行了精確而系統的整理，從而形成了符合現代科學精神的理論體系。在一定意義上，法教義學是大陸法系所特別遵循的一種學術范式。在這種范式下，無論是理論研究者，抑或司法實務人員，都共同分享著作為法律職業共同體所要求的體系。
當然，與自然科學有所不同的是，法教義學所建立的民法理論體系，具有高度的穩定性。這種穩定性表現為:W概念的高度穩定性，現代民法常用的概念與術語，大多數來自羅馬法。神奇的是，經過社會的變遷和時間的流逝，這些起源于羅馬法的術語的指向和內涵幾無變化。概念的共享和推廣，不僅使得法學教育和法學實踐能夠無I漳礙對接，更使得法學家能夠進行跨越國界交流和對話。\\(2\\)體系的高度穩定性，與自然科學理論范式的革命性轉換相比較而言，民法學的理論體系屬于較為穩定的。在私法史上，僅發生了德國潘德克頓法學對羅馬法的體系再造。此種體系再造，屬于表述為式和編排體系的重整，并沒有從根本上推翻羅馬法所確立的精神取向。在法教義學的發展史上，無論是注釋法學還是被謗稱為“概念法學”的法實證主義，都直在從事著消除民法學體系內部的矛屑，從而實現體系融洽而無矛屑的口標。這種近乎P"I刻呆板的工作，使得法教義學能夠通過概念系統的層級構造和運行來實現整個現行法律體系的穩定。
其二，法教義學的體系化思維使得民法的法典化成為可能。法律成文化是大陸法系國家民事立法的一大法律文化特征。這種文化就是韋伯所言的形式理性，即以法律的確定性和穩定性為追求的口標?；谶@種形式理性的法律傳統，西為的成文法中心逐漸發展，最終形成了法典中心主義。正如德國學者沃爾夫所說一法典編纂是對法律文化和法學的最高貢獻。法典編纂之所以被視為對法學的最高貢獻，其中原因在于，法典不同于法律匯編，已將各項民事法律制度以內在的結構組織和編排起來，構成個體系。但是，僅僅只有形式上的體例安排，仍然不能被視為具有體系性;只有整個法典存在著某種內在的嚴格秩序和邏輯結構，才能被稱為真正的法典同?？梢哉f，民法的法典化過程就是民法的體系化過程。在私法史上，曾經出現了兩種不同的體系化思維，一種我們稱之為“對象分類式的體系化思維”，一種為一要素分析式的體系化思維”。前者以作為經驗對象的“大、物、訴訟”等為邏輯基點組織民法知識與原理并使之體系化。
后者把權利分解為若十要素，并以之為邏輯基點構筑民法學的理論體系圖。兩種不同的體系化思維為式，為大陸法系兩種不同的法典編纂提供了支撐，從而出現了兩種不同風格的民法典。
其三，法教義學為法律的適用建立了體系化的解釋為法。嚴格意義上而言，狹義的法教義學，指針對特定的法律領域，依照現行有效的法律規范和個案裁判闡明其規范內涵，并整理歸納出原理、原則以為便法律適用、法律塑造，甚至法律改革的一種學問。易言之，在后立法時代，法教義學的主要工作是解釋法律，在立法者所設立的后續空間內發展法律。法教義學所進行的研究是對實在法，尤其是實在法規則進行解釋和體系化的研究，法律解釋性是法教義學考察的核心命題，是對規范陳述在具體案件事實當中意義的研究岡。那么，法教義學是如何在實證法與待解決案件之間建立橋梁，并保證具體案件能夠得到妥當裁判，為了有效回應來自司法實踐的需要，法教義學建立起了一整套解釋法律的體系。當然，法教義學所建立的法律解釋體系，并不是一蹦而就的。在私法演進史的“概念法學”階段，法教義學就曾因過度拘泥于法律文字的邏輯，周顧社會發展事實，被基希爾曼嘲諷為“立法者的三個更正詞就可以使所有的文獻變為廢紙”的一冼價值學科”回。隨著社會的發展和認識的深入，法教義學不僅在狹義的法律解釋體系中增加了合憲解釋這一重要的解釋為法，還形成了“價值補允不確定概念和般條款的具體化”法律漏洞填補”等具有跨時代意義的新型解釋為法。法教義學所建構的現代新型法律解釋體系，克服了“概念法學”階段法律解釋的封閉性，從而實現了法律解釋對社會變遷的開放。①三、法教義學的新發展:民法的雙重體系。
\\(一\\)民法內部體系與外部體系的區分
在法教義學的演進史上，關于民法應當如何才能體系化，學術界產生了三種不同的流派。在概念法學看來，體系思想的意義在于，各色各樣的個體，如何經由“關聯”組成一個統一體。在普赫塔等人的眼中，此種關聯就是概念之間的“邏輯關系”。由赫克開創的利益法學則將此種關聯解釋為“利益”。
在批判概念法學和利益法學的基礎上，以拉倫茨為代表的價值法學\\(或曰評價法學\\)則提出了以“法律原則”這種價值標準作為法學體系建構的關聯基石。
比較而言，三大學派爭論的焦點在于，在建構民法的體系以及法律的適用過程中，是否還需要進行價值判斷。在普赫塔看來，民法的體系應當仿照自然科學\\(尤其是數勃一價值中立”的形式邏輯來進行構建。打個比為，普赫塔所期待的民法體系就好比是座金字塔，處于金字塔頂端的是最抽象的概念，隨著抽象程度的這個臺階下降，則是各個相對具體的概念。在法律的適用過程中，應當嚴格遵循三段論的要求進行演繹。概言之，普赫塔走的是一條極端路線，他要求建立一種以形式邏輯為特點的概念金字塔。在金字塔內部和外部，存在的是兩個不同的世界，金字塔內部的空氣始終處于密閉狀態。受耶林對概念法學批評的影響，在赫克的思想體系中，法律口的\\(利益之分配\\)對于法律的適用至關重要。因此，在建構民法的體系時，我們不僅應該關注民法的概念體系，在此之外，還應當關注作為裁判者的法官的裁判為法。赫克就體系做出了另外一種解釋。他認為，民法的外在體系體現為“秩序概念、劃分和順位的建構”;而內在體系體現為一解決矛屑的體系”，也就是解決規范背后之利益沖突的體系。作為利益法學派的代表人物，赫克顯然敏銳地看到法的外在體系規范集合的背后隱藏著民事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其重大貢獻就在于透過立法的價值判斷對具體規范進行利益裁量網。
在拉倫茨、卡里納斯等人看來，利益法學派最大的問題在于簡單地從最上位的法的抽象基本價值直接過渡到規范之后的具體利益，而忽視了承載法的抽象基本價值的民法基本原則，直接導致利益法學派缺乏對整個民法內在基本價值體系的思考。
拉倫茨就認為，外在體系意味著對法律制度和法律事實所做的概念上的整理和闡明，而內在體系則是指整個民法的基本原則以及這些原則之間的聯系團。拉倫茨的這一論斷敏銳地察覺到了民法體系在現代社會的新發展，內部與外部體系的區分，有助于認識到民法是如何與社會實現良好的互動。
\\(二\\)法教義學與民法內部體系
民法體系的價值與規范之區分，有助于我們允分認識私法所肯認的價值體系對私法外在規范體系的重要影響。事實上，民法的外在規范體系本身就是由一個個微系統所組成的制度整體\\(法典\\)，制度的設計及其組合本身就是在一定的價值觀念的指導下進行魄一這種制度本身沒有口的，除非人民從賦予他們口的的意義上去理解，而這取決于與法律有關的社會制度的活動為式以及這些制度本身的價值和口的?！焙窃谖覀兛磥?，對民法外在體系的承認，其意義在于，在社會基礎變遷與私法規范體系之間起著橋梁般的聯系與傳遞作用。申言之，隨著社會基礎的變遷，社會認識的改變，私法的價值體系必然發生更替，由此對民法規范的設計與適用提出新的要求。例如，隨著社會對于弱勢群體保護的共識觀念的形成，民法中所倡導的平等價值開始有所修正，傳統民法所堅持的抽象人格亦逐漸走向具體人格，進而產生消費者格式保護條款的規范要求。正如學者所言一從民法產生之時，體系就具有內在價值取向與外在表現形式的雙重特征。
……內在體系與外在體系的區分及其內在聯系不僅有助于我們認識法的體系的雙重性，而且對于尋找法、解釋法、適用法乃至發現法等都具有重要意義。內在體系避免了民法體系墜入概念法學的一形式法’案臼中，在民法與社會基礎之間建立起一座互動的橋梁，使得現代民法在利益法學、價值法學、社會法學等研究為法的影響下，向一實質法發展?！?/p>
需要說明的是，法教義學對民法外部與內部體系的區分，并不意味著在法律適用過程中，裁判者可直接以價值判斷代替具體的規范。事實上，民法內部體系與價值判斷存在著一定的關聯，但是兩者的區別是明顯的，我們不能將民法的內部\\(價值\\)體系等同于價值判斷。法教義學所構建的內部體系與價值判斷的聯系體現為:民法典中所確立的一般條款往往包含了直接價值判斷的因素。\\(2\\)在法律規范出現沖突甚至漏洞時，需要進行價值填補。\\(3\\)法律的適用過程也需要借助價值判斷。在確定大前提\\(找法\\)和認定事實的過程中，往往需要借助裁判者的主觀價值判斷。概言之，在制定和適用法律的過程中，法教義學離不開價值判斷。但是，盡管兩者存在著關聯，但對兩者的區分是很重要的。這是因為，在法教義學的體系結構中，我們所謂的價值判斷己經為法教義學所內化為民法規范體系的一個部分。民法規范體系中，基于體系化思維而確定的概念、規則和原則，己經較為全面地反映了當時社會所確立的基本價值觀念。在法的適用過程中，裁判者所使用的價值填補的技術以及找法的過程，雖然也涉及價值判斷，但這一過程，必須遵循法教義學所確立的論證過程。在有相關規范的情況下，禁止裁判者向一般條款逃逸的適法規則，也較為科學地限制了裁判者態意價值判斷的空間。
關于規則與價值判斷的區分，拉茲的觀點頗值得我們重視。在拉茲看來，從價值判斷到判決結論，需經過兩層推理。第一層推理是通過立法或司法活動\\(考慮到判例法或權威判決之影響力\\)將價值判斷轉化為法律規范，并通過法教義學將這些規范整合為完整一致的體系;第二層次再通過法教義學將這些規范具體適用到案件審理中oat。結合大陸法系的民法語境，我們可以做進一步的展開，即民法的內部體系，己經將一部分價值判斷固定化，因此，在進行法律適用的過程中，應當首先以現行的規范作為裁判的依據。對現行規范的尋找和解釋，本身也是對價值判斷的一種尊重，這是對法教義學為何執著于現行法規范的基本解釋。
\\(三\\)法教義學與民法外在體系
在私法史上，民法外在體系的建構直是法教義學的重心。在中國當下的法典化語境下，法教義學所建構的外在體系對我國民法的體系化具有如下幾重啟示:
其一，法典化是我國民法體系化的必然選擇。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學界對于是否需要對民法進行法典化，以及如何實現法典化，存在著不同的認識。
部分學者甚至以“解法典化”來論證我國民法法典化的非必要性。民法的法教義學史表明，民法的體系化過程就是民法的法典化過程。民法的體系化，不僅僅是各種規范的拼湊，而是利用一定的為法將規范、概念、原則等組成個密切聯系的有機整體。
從普赫塔開始，法教義學就一直在追求民法外部體系的邏輯嚴謹性和內部無矛屑性。只有制定一部結構合理、用語規范、邏輯嚴謹的法典，才能夠實現法教義學本身所追求的口標。
其二，體系化過程中應當注意運用法教義學的為法。按照阿列克西的觀點，教義學的工作可以概括為三個為面:\\(1\\)法律概念的邏輯分析;\\(2\\)將這種分析概括成為個體系;\\(3\\)將這種分析的結果用于司法裁判的證立[}} s}。從工作流程來看，法教義學的最終口的是為了解決來自于司法實踐中案件。
法教義學的這種實踐品格，對于民法的體系化提出了面向實踐的要求。在一定意義上，立法者如果沒有教義學的觀念，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法律。例如，立法者在設計侵權責任法的歸責原則時，就需要考慮過錯責任、過錯推定責任和嚴格責任的適用范圍劃分。比較《侵權責任法》第6條第1款與該條第2款及第7條的規定加以比較，就可以發現，在采取過錯推定和嚴格責任的規定中，出現了“法律規定”四個字，而在過錯責任的規定中沒有出現這四個字。這就說明過錯推定責任和嚴格責任只適用于法律有規定時，而過錯責任可以適用于沒有規定的情形。這種制度的設計與安排，體現了立法者的法教義學技藝。
其三，民法外部體系的建構應當重視法學者的學說和司法判例。實踐表明，民法的外部體系不可能是完美的，總是存在一定的漏洞，有些漏洞是立法者的預留，而有些則是法律所未能預見。這些漏洞被發現的過程，總是與具體的案例相伴隨。法學者和司法者針對具體案例所進行的推理過程，其本身就是對民法外部體系的一種延伸和拓展。例如，我國《含同法》第55條僅對法律行為的撤銷權規定了1年的除斥期間，而對變更權未作規定。如果當事人在法律行為發生1年以后提起變更的訴訟請求，是否受1年除斥期間的限制關于此問題，己有學者作出了系統的法教義學分析。此外，學界對“齊玉荃案”“護州二奶案”“寧驢友案”等案件的深入討論，對于我國民法外部體系的完善，亦有重大的意義。正如土澤鑒先生所言一狂何一個案件，都含有法律的原則，甚至零星的判決也應該組成個體系，發現法律的構成?！?br>
結論
隨著民法學研究的深入，法教義學為理論與司法實踐所帶來的益處己經為越來越多的學界同仁所認識。遺憾的是，尚鮮有學者注意到法教義學的體系化功能。本文所要陳述的是，體系化思維應是法教義學的核心內容。一為面，體系化思維使得法教義學的為法論體系建構成為可能;另一為面，體系化思維使得法教義學保持開放性成為可能。正如德國學者卡里納斯所說，法學的基本為法是遵循一特合價值要求的邏輯一貫性”和法律體系的“內部整體性”，而要實現這一口標，離不開體系思維的幫助網。隨著法教義學的發展，民法的體系出現了外部體系與內部體系的區分，這種區分，有效地解決了法教義學如何與社會保持良好互動的問題。當然，不應忽視的是，民法內部體系的存在，并不意味著裁判者可直接以價值判斷代替具體的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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