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10年，甘肅張掖臨澤縣出土了一份珍貴的訴訟文書，時間為西晉建興元年（公元313年），內容涉及堂兄弟間的田產繼承糾紛。該文書釋文已經于2012年公布，被整理者稱為《田產爭訟爰書》，引起了學界一定的關注?！?〕例如，楊國譽據此探討了西晉的占田課田制度，質疑了該制度導致太康初期民戶大增的傳統看法；趙莉則利用這份資料探討西晉河西地區鄉里制度的細節，認為其時鄉里制仍然管控基層社會，宗族力量尚不強大?！?〕
事實上，從法律史的視角看，這份文書的珍貴價值在于：它展現了漢晉之間的民事司法變遷，使我們看到，原本較純粹的早期民法，如何被逐漸地導向了刑事化的軌道上。筆者曾通過對河西地區出土漢代民事案例的分析，結合張家山《二年律令》等文獻，總結出漢代存在較純粹意義上的民法--早期民法。官方在處理債務、契約糾紛等問題上，不采用刑罰手段，也不考量兩造的社會身份，而是將兩造視作平等個體，根據是非曲直作判決，保護理直一方的合法利益。
但有一個疑問一直縈繞在筆者心頭：既然漢代存在較為純粹的民事司法，為何在傳世的第一部法典《唐律》中，我們看到了債務糾紛等民事問題被處以刑罰？例如：
諸負債違契不償一疋以上，違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疋加二等。百疋又加三等、各令備償?！?〕
從民法演進的角度來看，運用笞、杖等手段處理債務糾紛，是一個明顯的司法技術“退步”,將民事問題扯進了刑法的軌道?！?〕從邏輯上推斷，這種民事問題刑事化的轉化應該發生在漢唐之間。一直苦于缺乏可靠的資料，這個推斷無法得到證實，更無法明了是什么力量推動了這種轉化。西晉臨澤田土糾紛文書的出土可謂契機。我們從該案例細節中看到，同樣是河西地區，西晉時代處理民事糾紛的方法與漢代明顯不同，具有了刑事化的傾向，而這種變化與宗族力量的興起有關。
二、《田產爭訟爰書》內容考述
文書雖然經過學者考證，但仍有很多未盡之義。一方面，關于家庭成員、分家時間等細節問題，有待梳理。這些問題對理解案件的性質和對案件的處理至關重要。另一方面，兩造各自陳詞的內在邏輯需要辨析清楚。只有這樣才能明了爭執的焦點是什么，背后體現了什么樣的規則?！?〕
由于糾紛是因家產繼承而起，我們首先需要了解在分家之前，存在一個什么樣的家庭，財產又是如何轉移到了繼承人手中。該糾紛原告名孫香，被告分別是孫發、孫金龍。原告與被告是堂兄弟關系，而兩位被告是親兄弟關系。被告孫發對大家庭有詳細的描述：“父同產兄弟三人，庶叔三人共同居同籍，皆未分異?；臍е?，俱皆土沒，唯祖母存在，為發等分異?！庇捎谖淖制缌x，可以有三種理解：（1）孫發父親1人+同產兄弟3人+庶叔3人，同居共財；（2）孫發父親與同產兄弟共3人+庶叔3人，同居共財；（3）孫發父1人+同產兄弟3人（=孫發之庶叔），同居共財。三種解讀哪一種最合理呢？
第一，從立嗣之事可以反推出兩造的叔父輩共四人。根據宗長提供的相關信息〔6〕，我們知道，原告孫香是乃父孫蒙之嗣；被告孫發是乃父（佚名）之嗣；另一被告孫金龍過繼給伯父孫弘承嗣；只有孫翹無嗣（“翹獨無嗣”），宗長因此為孫翹指定了一個后嗣。四個后嗣對應的正是四位父叔輩的親屬。
第二，由被告孫發、孫金龍稱原告孫香為“庶從弟”,可以推斷：原告的父親孫蒙為庶出，是被告的庶出叔伯。宗長曾言“香父兄弟三人孫蒙、孫弘、孫翹”,可推斷：孫弘、孫翹同樣是被告的庶出叔伯。這樣看來，所謂的“同產兄弟三人”與“庶叔三人”是同一回事，只是表述的角度不同而已：從被告父親的角度叫做“同產兄弟”,從被告自己的角度則叫做“庶叔”.〔7〕
因此，我們可以推定：被告孫發的父親是嫡子，有庶出兄弟3人（即孫發的庶叔3人），共兄弟4人同居共財，這個大家庭由4兄弟的嫡母（即兩造的祖母）主持。據此，可以還原分家前的同居共財情況如下：
這個圖當然也不代表該大家庭的全部，因為沒有兒輩和孫輩的配偶信息，但圖中這些人是與家產分割直接有關的利害方。在考證清楚大家庭的原始情況后，需要辨析分家的時間節點。對這一問題，孫香與孫發、孫金龍說法不同。孫香說：祖父母健在時，就為孫發父、孫蒙、孫弘、孫翹，四兄弟分家，并寫有分家書。但孫發和孫金龍則說：在未分家前，孫發父、孫蒙、孫弘、孫翹，四兄弟就相繼過世，祖父也過世了，只有祖母健在（無法確定是指祖父正妻還是妾）。祖母為孫輩的孫發、孫金龍、孫香分家。由于宗長給官府的證詞和處理意見中，也沒有對分家時間明確說明，我們只好存疑了。但從他認定孫香繼承自己父親的份額，似乎是認同了在孫香的父叔時代就分了家的說法。
分家的時候，家產是如何分配的？這是雙方糾紛的焦點。據各方證詞可知，孫氏大家庭有城西舊塢田產，城中田產和城北舊塢田產多處。按孫香的說法，孫發、孫金龍兩兄弟隨其父分到了城北田塢兩處（“發父兄弟分得城北田塢二處”），后來由祖母做主，將孫香分內的城西舊塢田產借給孫發、孫金龍使用。而多年后，孫發、孫金龍企圖將借耕田地據為己有，因此引來孫香的訴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