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煥鏞為中國近現代植物學研究事業奠基人之一，自幼在美國求學，后入哈佛大學，于1919年獲碩士學位，隨即回國?；貒畷r，即只身一人前往海南島采集植物，其為采集海南島植物第一人。自1922年起陳煥鏞往南京任教于金陵大學，后因與外籍教授不諧而轉入東南大學。在東南大學與秉志、胡先骕、錢崇澍一起開創中國現代生物學的研究事業，大學授課之余，則在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從事研究。
1927 年轉赴廣州，任教于中山大學，1928 年在該校創辦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自任所長達二十年之久。
1945 年抗日戰爭勝利之后不久，陳煥鏞被中山大學工科主任陳宗南告至廣東省高等法院，指控其犯有漢奸罪，引發訴訟案件。
陳煥鏞確實在抗日戰爭期間，與偽政府合作，在偽廣東大學設立植物研究所，其原委如下：1938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后，在廣州淪陷之前，陳煥鏞為保存其所創建并主持十年之久之中山大學農林植物所珍貴文物，在學校搬遷遲緩情形之下，依靠其家族在香港之房屋，自行將標本、圖書、儀器分數批，遷移至香港九龍，以策安全。而廣州法政路所址，則派人留守。其后，在香港房舍不敷使用，陳煥鏞還動用其家族之資產，為植物所興建一幢二層樓房，用于庋藏植物標本及研究辦公之所，名之為“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香港辦事處”。當廣州所址被日軍占領后，其人員也來香港加入。但在香港僅三年，1941年12月8日爆發太平洋戰爭，日軍又占領香港，植物所被封鎖，人員不得進出。二三日后，汪偽政府廣東省教育廳長林汝珩打著救濟文化名人旗號來所，與陳煥鏞面商，愿為相助，勸其率領全體人員及眷屬回穗，并將所有公物運回，在廣州相對獨立，可繼續從事研究。陳煥鏞遂與植物所同仁商討，皆認為事至如此，已無路可走，唯有與研究所共存亡，遂決定與偽政府合作，否則珍貴公物則落入日人之手，其損失豈不更大。其時，國內其他幾家植物研究機構，均落入敵手，損失慘重。保存農林植物所之珍貴標本，更顯意義重大。遂悉數運回廣州，在偽廣東大學設立植物研究所。
在抗戰爆發初期，許多知識分子紛紛逃離日戰區，國民政府也予以協助，并在后方設立多種機構，以便安置，聚集抗日力量，達到持久抗戰，為獲最終勝利。此中以西南聯合大學之設立最為著名。而在中國生物學家中，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所長、植物學家胡先骕原本做好在北平依靠美國勢力，繼續維持調查所之打算。當日本人懷疑其本人從事抗日活動后，即逃離北平。先至云南昆明主持云南農林植物研究所，后赴江西泰和，擔任國立中正大學首任校長。當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北支派遣甲第一八五五部隊”強行進入靜生所，將所內人員全部驅除，將靜生所作為研究化學武器場所，致使其標本、圖書損失慘重。而靜生所人員，一部分疏散至中正大學，一部分人則留在北平，在偽大學中謀得教職，如鳥類學家壽振黃、魚類學家張春霖、藻類學家李良慶均是這樣?？箲饎倮?，胡先骕主持靜生所復員，對留在北平研究人員沒有續聘，但他們還是在其他學校獲得教職，并沒有受到法律指控。而南京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在“南京大屠殺”時，所址被日軍焚毀，部分人員在植物學家錢崇澍帶領下，遷往四川重慶北碚，繼續從事研究。而所長、動物學家秉志，因妻子患有心臟病，不能長途跋涉，遂困于孤島上海。
在孤島期間，秉志獲得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和一些民主人士之接濟，讓他得以拒絕日偽一次次的誘逼，生活雖然困難，還能自行進行一些研究，直至抗戰勝利，并獲得好名。陳煥鏞遷所至香港，本也是為了逃離日人之魔爪，誰知其后香港也淪陷，在走投無路之下，才與偽政府合作。其后來遭到指控，還是因為中山大學內部之農學院與理學院之間的矛盾所致。
抗戰勝利后，許多前在敵偽政府機關服務之人員，自知已犯下不可饒恕之罪行，將要受到正義之審判，因此大多選擇躲避，或者流亡。陳煥鏞預知其將有麻煩，但還是可以澄清，所以選擇留下。假如其主動離開，即說明附逆為實，不證自明，此其一也；其二，他乃純粹之學者，保存這些標本之目的實為中國植物學事業，當然亦包括其本人之研究事業。反過來說，假若他能舍棄這些標本，早就可以一走了之，何必在抗戰之初，自己出資遷運；香港淪陷，又何必冒險與偽政府合作。在作出選擇的當口，陳煥鏞內心經受怎樣煎熬，是局外人難以體會。
此時，陳煥鏞不能走，只能靜待將要發生的一切。1945年10月11日，在日軍投降后不久，中山大學已開始在廣州復員，陳煥鏞致函新任農學院院長鄧植儀，簡述農林植物所在抗戰時期曲折之經過，最后云：
數年以來本所同人閉戶讀書，埋頭研究，對抗戰工作愧無建樹，然保存本所文物，自謂盡心。
八月中旬，暴敵降服，喜訊傳來，鏞與同人等如囚出獄，重見天日，合率領所內員工檢點標本、圖書、儀器等歸還本大學，俾解除責任，聽候處分。僅將本所文物歷次脫險幸獲保存之情形，連同經過記載，錄備兩份，隨函奉呈鑒察。請煩轉校長查核，并派員來所接收。[1]
從陳煥鏞“聽候處分”，可見其自問無愧，而又忐忑不安之復雜心理。在隨函所附《國立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保存文物經過記載》中，其表述則更加直白，其云：
鏞等多年之含苦茹辛，身肩本校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以及科學界之保存文物重大使命，至此如囚出獄，死里昭蘇，僅率全所同人，將全部豪末不損之標本、圖書、儀器等向我校當局自首，藉明心跡，表我愚誠，功罪是非，默候擬處，尤盼早日派員接管，以卸仔肩，俾獲恢復數載之疲勞，而得片刻之喘息，感甚幸甚。[2]
中山大學農學院接管偽廣東大學植物研究所，將其與蔣英在粵北栗源堡所創中山大學農林植物所合并，并恢復“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之原名。中山大學校長金曾澄有鑒于陳煥鏞一片苦心，于11月仍然聘任陳煥鏞為農學院教授兼農林植物所所長。與此同時，12月19日農學院全體教授聯名呈請教育部請給予陳煥鏞以獎勉。翌年1月24日教育部復函云“：關于獎勉陳煥鏞一節，候獎勵辦法頒布后，再行辦理?！?/p>
但是，在金曾澄聘任陳煥鏞不久，接教育部特派員張云來函：“依照教育部收復區?？埔陨蠈W校教職員甄別辦法第三條第四項：‘曾在敵偽?？埔陨蠈W校擔任教員或重要職務者，不得繼續任教育工作，該陳煥鏞不得聘用?！盵3]
與此同時，以張云為負責人之教育部廣州區教育復員輔導委員會致公函中山大學，也以此督促中大照辦。張云與中大淵源深遠，其有留學法國背景，1927年回國在中大設立數學天文系，為理學院之元老，1941年7月曾一度代理校長。其與朱家驊關系密切。此時，朱家驊任教育部長，委其為廣州區特派員。中大校長金曾澄未及處理陳煥鏞事，便已去職，改由王星拱繼任。
王星拱到校后，鄧植儀于12月31日就陳煥鏞事件之始末呈函相告，言明其對此事之意見，并轉呈此前陳煥鏞所作報告。其本人意見云：
查所稱各節與及經過之記載，確屬實情。該員忍辱負重，歷盡艱危，完成本校原許之特殊任務，保存該所全部文物，使我國之植物學研究得以不墜，且成為我國植物研究機關唯一復興基礎，厥功甚偉，其心良苦、其志堪嘉。理合檢同原記載兩冊，隨文送請察核辦理并轉呈教育部察照，以明其志為荷。
但是，王星拱還是于1946年5月底將陳煥鏞職務解聘，并將植物所從農學院改隸于理學院，聘任理學院教授吳印禪任所長，并改名為“中山大學理學院植物研究所”。
解聘陳煥鏞之后，教育部廣州區?？埔陨蠈W校教職員甄審委員會，及中山大學工學院院長陳宗南向廣東省高等法院指控陳煥鏞曾擔任日偽廣東大學教授和日偽國際宣傳局局長。陳宗南亦為中山大學理學院之舊人，此任工學院院長。在陳煥鏞受到追查期間，中大現任理學院教授任國榮，向陳煥鏞轉達朱家驊意見，勸其出國，以避風頭。在此之前，1946年1月美國哈佛大學阿諾德樹木園主任梅爾，即為陳煥鏞申請到在該園工作一年經費。然而，陳煥鏞不愿離開廣州，哪怕香港、澳門也不曾涉足，否則他認為有畏罪潛逃嫌疑，只能靜待審判結果，曾主動往法院自首，乞等判決。在等待判決之中，陳煥鏞備受煎熬，在致梅爾函文中，忍不住有所流露：“在那剛剛度過的憂慮不安的四個年頭中，我常常想念著您?，F在我的生死關頭日漸臨近，但我從您對我的工作加以贊賞的意念中獲得安慰?！疫^于脆弱而難以擬制感情，當我提取筆來都在我心里洶涌起伏?！盵4]
攻擊陳煥鏞者主要來自理學院，其目的是將植物所納入理學院管理；當目的達到后，仍不罷手，還要追加陳煥鏞漢奸之罪。此之深層原因，則可追溯到1929年植物所成立之后，一直在農學院與理學院之間搖擺，尤其在抗戰開始之時，陳煥鏞被任命為理學院院長、兼生物系主任，將生物系一些標本、圖書也運至香港，與植物所標本、圖書歸并于一起，引起理學院極大不滿，認為是巧取豪奪。此時理學院蠻橫反擊，卻不能為農學院所接受，但校長已作出決定，也不能如何。對于指控陳煥鏞，則不能坐視，當負起道義之責任，為之辯白。
于是，1946年12月23日農學院院長鄧植儀致函廣東高等法院檢察處首席檢察官，要求對陳煥鏞作不起訴處分。同月27日鄧植儀率領農學院全體教授又聯名致函該首席檢察官，作同樣之請求。兩函文字大多相同，摘錄不起訴之理由部分，有助于對陳煥鏞案有更深入理解。
陳先生秉承教育部暨本校以及本學院設法保存科學文物之意旨，在前復能舍身毀家，完成目的，于后其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之苦心與事實，可謂罕有其匹，雖因當時困于敵偽壓迫之下，為求達成其特殊任務起見，嘗忍受其聘約。然詳考其動機與一切行動，暨所率領員工十四人絕不參加其他敵偽工作之真實經過，實純為保存國家文化之元氣，絕無負面作用。核與其他附逆者迥然不同，事實俱在，彰彰可考，是非已清，功罪自能分判。
假若當時本院院務會議能議定一切實可行之具體辦法，由校函知陳先生照辦，則陳先生當不至困守標本、圖書直至香港淪陷，終至于為保存標本圖書不得不忍辱而就偽校諸職。追究實因，當時教育部訓令校長妥籌保管辦法，而校長、農學院同人等均舉手無措施，無確切之處理辦法，率將妥籌保管之重大責任獨加于陳先生一人之身。今標本圖書幸獲無恙，而陳先生則反被列為漢奸檢舉，同人等撫心自問，實亦與有責焉。且懲治漢奸，均是有明文，雖將陳先生保存標本圖書之功置諸不論，陳先生只在偽廣東大學每周任教授二小時之植物分類學而已，其他絕無任過任何偽職，更絕無做過任何有利于敵偽或不利于本國人民之行為，其用意只是保存本校之標本圖書，按之懲治漢奸條例，固在不罰之列；律之處理漢奸條例，亦非在必須檢舉之范圍。因特函請鑒核，敬祈對陳先生之漢奸嫌疑案，予以不起訴處分，冀可有慰陳先生忍辱負重，保存公物之苦心，而維公道，無任盼禱。[5]①鄧植儀明確承認中山大學，乃至農學院之于植物所標本、圖書本應負保管之責，在危機關頭，卻束手無策，才導致陳煥鏞選擇與偽政府合作。鄧植儀敢擔當、重道義，令人敬佩。參與此函聯署簽名者有張巨伯、丁穎、利寅、蒲蜇龍、林亮東、利翠英、張農、王仲彥、吳愷、侯過、梁澄、馮子年、鄧植儀、侯寬昭、謝申、蔣英、余蔚英、周文衡、黃枯桐、溫文光等共計34人，均農學院之人士。鄧植儀率領農學院人員除作公開之呼吁外，還敦請中大前任校長金曾澄、中大法學院政治系主任薛祀光等人向法院為陳煥鏞斡旋。
與此同時，在美國之梅爾也致電致函美國駐華大使，希望大使館向國民政府教育部轉達其對陳煥鏞案之關切。電文曰：“確實知道陳煥鏞為中大和中國做了出色的工作，我代表阿諾德樹木園、哈佛大學和其他美國植物研究機構，要求教育部妥善考慮這一事件?！?/p>
函文則說其與陳煥鏞已有25年密切交往，完全知悉其為人為學，保存植物標本，則集中表現陳煥鏞誠實、堅毅和毫無自私之精神。梅爾在致函于美國駐華大使館同時，也將該函抄送給陳煥鏞。陳煥鏞將梅爾此函及其他幾份文件作為證明材料，攝影復制并翻譯成中文，寄給幾位有影響的人物，包括廣東省高等法院檢察官在內。這些文件使他們有所震動，認識到一個中國研究機構在國際科學界受到高度重視，也影響到他們對植物研究所的看法。
當法院開庭審理之日，植物所代理所長吳印禪及其他員工侯寬昭、陳淑珍、何椿年、李仲洛等人陪同陳煥鏞出庭。關于庭審經過，陳煥鏞如是說“：公審時，庭長問：有人控告你為漢奸，在日偽占領廣州時，做過日偽宣傳局長。我回答：我沒有做過日偽的國際宣傳局長。我不知道有這個機構。庭長說：經過調查，確實沒有日偽國際宣傳局這個機構?！?/p>
李仲洛言：“陳煥鏞因精神一時過于沖動，乃請求檢察官準予委托李仲洛代將情況申述并作答辯”。
其后不幾日，1946年12月30日廣東高等法院檢察官吳念祖、書記官司徒星作出“不起訴處分書”，節錄如下：
依懲治漢奸條例第二條、第三條規定，以有通謀敵國或憑藉敵偽勢力，為有利敵偽或不利本國或人民之行為，始能論罪。本案被告陳煥鏞雖經承認曾任偽廣東大學植物研究所所長兼特約教授，講述植物分類學，但核其所負任務性質，僅在研究植物科學或為學理上之講述，已無政治經濟意義，又非宣傳奴化教育，復無其他犯罪行為，謂為通謀敵國，固嫌無據；指為有利敵國或不利國民亦屬不當，自難因其任偽職即以論罪科刑。中大農學院院長鄧植儀暨黃枯桐等三十四人先后來函證明，該被告出任偽職之動機純為保存文物而起，其情亦無不可原。
至謂被告任偽國際宣傳局長，訊之被告，固不承認，票傳告發人陳宗南，又不到案質證。復查敵人所編之華南商工人名錄及廣東省黨部編印之廣東省偽機關人員調查錄，亦無被告任國際宣傳局長之記載，且無此機構，從而告發人指控被告任此項職務即難采信?；侠碛?，被告之犯罪嫌疑，委有不足，爰依懲處漢奸條例第一條第五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一條第十款規定，予以不起訴處分。
判決之后，陳煥鏞致函梅爾，道出其心情：“我們曾走過死亡的幽谷，而現在我感覺疲乏而又煩惱。這是我一生中的轉折點？是否已達到頂峰，再不能高攀，而只有走下坡路呢？我不知道?；蛘咔懊媸欠襁€有更高的柵極隱藏在云霧中？我感到茫然?！盵10]經此事件，陳煥鏞身心受到摧殘，開始嗜酒，且以后甚至影響到身體健康。
陳煥鏞案至此告終。在1948年6月陳可忠任中大校長，又重新恢復陳煥鏞所長之職。但1949年6月，張云復掌中山大學，來校視事不幾日，便下令撤去陳煥鏞植物所所長，由副所長吳印禪擔任。陳煥鏞再受其侮，憤然離開廣州而赴香港。其時，國民黨已節節敗退，當獲悉共產黨即將奪取政權，華南將被解放，陳煥鏞由香港趕到廣西桂林，等候新政權到來。
陳煥鏞創辦的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致力于中國華南地區的植物調查、采集和研究，編輯出版植物學專門刊物Sunyatsenia（《中山?？罚?，并與廣西大學合辦廣西大學經濟植物研究所。1953年后該所改隸于中國科學院，易名為中科院華南植物研究所，陳煥鏞仍任所長。1955年，陳煥鏞當選為中科院生物學部委員，曾任中國植物學會副理事長、《中國植物志》主編等職，1971年在廣州去世，享年八十有一。
[參 考 文 獻]
[1]陳煥鏞致鄧植儀函[R]，廣東省檔案館藏中山大學檔案。
[2]陳煥鏞：國立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保存文物經過記載[R]，廣東省檔案館藏中山大學檔案。
[3]張云致金曾澄函[R]，1945年12月，廣東省檔案館藏中山大學檔案。
[4]陳煥鏞致梅爾函[R]，1946年7月，華南植物園藏陳煥鏞檔案。
[5]鄧植儀等致廣東高等法院檢察處函[R]，1946年12月23日，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所檔案。
[6]梅爾致美國駐華大使館電[R]，1946年11月8日。轉引自梅爾致美國駐華大使函，1946年11月8日，華南植物園藏陳煥鏞檔案。
[7]陳煥鏞：自述[R]，1968年，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所檔案。
[8]李仲洛：關于本所歷來重大變革及陳煥鏞教授的活動情況[R]，1965年1月，華南植物園檔案室藏陳煥鏞檔案。
[9]廣東高等法院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R]，三十五年度特不字460號，1946年12月30日，廣東省檔案館藏中山大學檔案。
[10]陳煥鏞致梅爾函[R]，1947年1月25日，中科院華南植物園檔案室藏陳煥鏞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