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權保護是社會文化發展的產物，歷史與邏輯一致的原則在中國版權發展史中再次確證，即中國版權發展史有其特定的社會背景，同時也彰顯了不同時代的保護特點。宋朝與清朝作為中國版權的萌芽與建制期，有其特定的社會歷史原因，也產生了不同的效果。

一、封建集權與列強入侵：宋清版權保護的社會差異

任何事情的存在與延續都與歷史、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不可分，國人版權保護意識的萌動與版權法制的建立與社會背景息息相關。宋帝趙匡胤強化皇權弱化相權，中央集權的程度得以擴大，對社會控制的力量得以強化。宋代印刷術的發明推動了出版業的繁盛，為維護自身統治，在文化思想的管控方面，宋廷直接制定多條出版管制法令，一切對皇上不敬、對皇朝統治不利的書籍紛紛得以查禁。同時，宋朝屬于典型的文人治國，民間流傳的“杯酒釋兵權”暗含了弱兵強文的旨意，復興理學的思潮推動了儒家文化的中興。故而在文化的傳承、創新與繁榮中，也刺激了版權意識的覺醒。宋朝將典籍作為承載治國、教化的根本，兩宋三百年間，官府推行訪書推賞制，大量在民間訪求先朝、前人的遺書遺訓，對主動自愿獻書者加以封官和重金獎賞。此舉一方面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另一方面可“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單就搜訪遺書而言，附加的推賞制度刺激了社會對書籍的需求，促進了出版業的繁榮。

但不法行為也開始出現，如一些獻書者巧換名目、近作偽古、一卷多分等現象時有發生。迫于形勢，宋廷出臺了出版發行的事前審查制度，“即其他書籍欲雕印者，選官詳定，有益于學者，方許鏤版，候印訖送秘書省，如詳定不當，取勘施行，諸戲褻之文，不得雕印”。

法律一般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宋代版權意識的萌芽與商業發展也息息相關。宋代的商品交換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商人地位逐漸提高。汴梁主要街道兩側全是商店，由原來的政治行政中心開始變成貿易活動中心。書籍在國內與國外貿易中成為主要內容，“像朝鮮和日本這些文化較高的地區迫切需要來自中國的書籍、繪畫和藝術品”。

盡管自宋代以后便有了對文字作品加以保護的成例，但作為一種制度，作為國家的正式法律系統，中國的版權保護法規卻是在清后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背景下完成的，且受制于西方列強的驅使和牽制。鴉片戰爭后，西方列強紛紛搶占中國市場，在日益深入的商業貿易往來中，出于保護本國商業利益的目的，強烈要求清廷出臺包括版權在內的知識產權體制。如在《辛丑條約》談判中，美、英、日等國巧妙地將版權保護與近代化聯系起來，承諾倘使清廷開始保護版權，可與清海關衙門重新訂立進出口貨物的關稅比例，可禁止向中國販賣鴉片。更為甚者，列強承諾若清廷的立法與執法均按法律規定加以保障與落實，其愿意放棄治外法權。而在中美兩國之間始于1902年的商貿談判中，版權保護也得到極大重視，先后舉行了12次之多的有關保護版權的條款會議。迫于外商的壓力，1903年“版權”一詞第一次出現在《中美通商行船續訂條約》中，隨之《中日通商行船續約》在北京簽訂。盡管帶有被動成分與迫于形勢的壓力，但這些版權保護條款的制定，標志著中國開始以法律形式對版權保護予以確認。

與之相呼應，晚清時期“西學東漸”之風日盛，“師夷長技以制夷”成為部分愛國知識分子的共識。國人的權利意識、利益意識增強。1902年，清廷任命沈家本等人為修訂法律大臣，主持立法，修訂清朝各項法律。在沈家本的主持下，中國翻譯了大量西方國家的法律，并參考日、德、法、美等國的法律體系，對《大清律例》的許多內容進行了修訂。學者嚴復第一個提出著作者的版權保護問題，開始推動版權保護的對象化、實體化，主張國家要制定切實可行的法律制度來保護著作者的權利。

19世紀80年代初期，新型的資本主義出版企業開始在中國出現，民族資本向出版業大量注資，國民思想為之變化更新，著作者開始不唯名譽而兼顧利益。隨著現代印刷術的流傳，國內新式出版業獲得了極大發展，出版業的興盛推動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傳播速度，大量來自西方的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等方面的作品得以翻譯、推介。特別是隨著“西學東漸”運動的深入，知識界譯介西方書籍成為一種時尚。西方版權保護的做法與相關法律成為中國效仿的范本，如基督教美國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于1868年參加江南制造局翻譯館譯書工作，1問題提出意見。而在致香港各日報的書文中，林樂知還介紹了西方國家在錄用他刊著論時需注明出處的定例，以此對原作者權利得以保護。譯著市場的繁榮助長了出版商、著作者、譯者等人數的增加，這些都在無形之中形成了清末對著作權進行立法的社會空間。知識傳播的同時也帶了西方社會的文化理念、法治思想，有關版權保護的法律條文、法治觀念也大量傳入中國，出版市場中各類人員的版權保護意識逐漸增強。與此同時，出版市場的繁榮導致的商貿摩擦也日益增多，版權糾紛案件與日俱增。典型的如1902年由廉泉（南湖）、俞復（仲還）、丁寶書等在上海集股創辦的文明書局與1901年由袁世凱在天津創辦的北洋官報局之間的版權糾紛案。盡管版權糾紛日益增多，但大多各執一詞，并沒有相應的法律訴訟程序可遵循。在矛盾、利益、競爭的共同作用下，“眾多出版界的有識之士開始奔走相告，要求實行版權立法”。

二、出版商與著作者：宋清版權保護的范圍差別

與世界各國一樣，我國版權制度與印刷出版業有著密切聯系。一是隨著印刷術的發明與傳播，既加快了文化的傳播速度，使作者的知識成果、思想觀念得以及時傳播，又催生了以書籍印制為生的出版商的壯大，書籍的批量化、低廉化出版發行同時給作者和印刷商帶來巨大收益。二是印刷術中大量刻版、印制的產品不可能保留原作者、原著作的底稿特色，使以往基于手抄本而形成的無形財產權難以為繼，從而公開的、強制性的法律保護就顯得尤為重要。而商人對財產權最為敏感，于是印刷出版商先于作者提出要求保護印刷出版財產權。南宋光熙年間（1190—1194），四川眉州程舍人刻印了同1權益，該書在初刻本目錄頁附著一方醒目牌記：“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版?！薄耙焉晟纤?，不許覆板”與現代的“版權所有，不準翻印”如出一轍，此牌記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版權聲明”或“專有出版權聲明”。這標志著南宋時書肆書坊為維護自己的商業利益，已公開聲明對自己刻印的書籍具有專有出版權，提出了最初的版權要求，并已得到官府的認可。

與此同時，一些私人出資編輯、出版書籍的人也提出了保護其版權的要求。如南宋嘉熙二年（1238），祝穆刻印了自編的《四六寶苑》《事文類聚》等書，為防“嗜利之徒”翻印出售，祝穆向兩浙“轉運司”請求保護。官府批準了祝穆的版權保護請求，并出示榜文，張掛于衢婺州雕版印刷書籍的地方，令各方知悉。如發現“嗜利之徒”翻印銷售，則允許祝家陳告，懲以“追人毀版，斷治施行”，以此約束、禁絕盜版行為。此時的官府榜文可認為是世界上保護版權的第一份官方性質的“法律性”文件。作為中國古代版權史上的一份珍貴文獻，它比歐洲發放的第一份印刷出版“許可證”早了200年。

祝穆提出對《方輿勝覽》等書專有出版權的保護，不僅保護了其著作人的所有權，且保護了其著作財產權。印刷出版者主動要求政府保護其私人的出版經濟權益，確認其私有財產權，這在“重農抑商”“見義忘利”的中國古代社會環境中可謂是一個歷史性進步，是版權制度的非正式約束向正式約束過渡的開端。

現代意義上的版權保護主要是指國家出臺明確的法律，且著重指明某一單位或個人對某項著作享有印刷出版和銷售的權利，任何人要復制、翻譯、改編或演出等均需要得到版權所有人的許可，否則就是對他人權利的侵權行為。從內容上看，我國正式的、具有現代意義的著作權立法始于清末。1903年，學者嚴復上疏學部大臣張百熙，要求也制定類似日本《著作權法》的法律，以保護“編”“纂”“譯”“著”等作者的權利。1910年，商務印書館的陶保霖撰寫了《論著作權法急宜編訂頒行》一文，闡明了制定著作權法和出版法的緊迫性和必要性，敦促清政府盡快頒行兩法。清廷當時派出觀察員，參加了1908年在柏林召開的修改《伯爾尼公約》的會議。

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在主持修訂法律中，也重視著作權法的立法工作，還邀請了三位日本專家參與幫助?；谔鞎r地利人和的共同推動，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著作權法《大清著作權律》終于在1910年得以頒布、實施。

從內容上看，《大清著作權律》分為“通例、權利期限、呈報義務、權利限制、附則” 5章，共55條。該法規定：“凡稱著作物而專有重制之利益者，曰著作權。稱著作物者，文藝、圖畫、帖本、照片、雕刻、模型等是?！庇纱硕?，此時的版權主要包括出版權和復制權，書面作品和雕刻、模型等立體作品都包含在作品范圍內。該法確認版權為作者的專有權利，并通過6條禁例予以保障。這與宋朝版權保護重心在出版商的做法相區別，又向現代版權保護邁進一大步。具體為：（1）凡經呈報注冊取得版權的作品，其他人不得翻印復制，及用各種假冒方法進行剽竊；（2）接受作者的作品出版或復制，不得割裂、篡改原作，不得變匿作者姓名或更改作品名稱發行該作品；（3）對于版權保護期滿的作品，亦不得加以割裂、竄改，或變匿作者姓名或更改作品名稱發行；（4）不得使用他人姓名出版發行自己的作品；（5）不得擅自編寫他人編著教材的習題解答；（6）未發表的作品，未經版權所有者同意，他人不得強行取來抵償債務。就立法特點而言，《大清著作權律》基本上采用了英美法系原則，亦吸收了中國法系的原則，如規定不能更改或隱匿作者的姓名，以及不許對作品的內容進行歪曲、篡改。保護期限是作者有生之年加死后30年。取得保護的條件是必須到當時的民政部進行注冊登記。不注冊登記就不發給著作權執照，沒有著作權執照就不給予著作權保護。

三、政府意志與民權興起：宋清版權立法的效果各異

如前文所言，盡管宋朝版權制度的非正式約束中已孕育著正式約束的萌芽，但封建君主和官府頒布特許授權仍是個別、零散的行為，并沒有升格到正規化、強制化、法條化的國家成文法高度。由于缺乏系統化、明確化的版權法律保護制度，且不具有普遍性與強制性的約束力，近現代法學中以私人權利、個體著作者為保護對象的法律條款并未出現在宋代的版權法律法規之中。于是，在中國古代“德治高于法治”的傳統下，盡管有很多著作者、出版商在作品中刊印了“不許復版，翻印必究”的權利主張，但更多流于形式，成為著作者、出版商的一廂情愿之舉。正如晚清版本學家葉德輝在《書林清話》中所說：“當時一二私家刻書，陳乞地方有司禁約書坊翻版，并非載在令甲，人人之所必遵。特有力之家，聲氣廣通，可以得行其志耳?！薄皬谋Ｗo效果看，并沒有產生由侵權行為人承擔停止侵權、消除影響以及向古書作者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責任后果”。

從出版、發行管制的目的上看，宋代制定的一系列出版發行方面的規章制度，還是為統治者的政治目的而考慮的，還是在于維護社會政治秩序，還是力爭謀求統治階級利益的最大化?！案鼮閲乐氐氖?，禁止民間隨意翻刻、出版有關王朝統治的書籍，無論是假借防止泄密還是誤導后人之口，嚴令之下對于宋代乃至之后歷代王朝的版權發展都產生極大消極影響”。

但面對政府的政治統治，諸如出版商出版類似通俗文學讀物、兒童啟蒙書籍、日用萬寶全書、醫用書籍等作品，又會失去向政府尋求保護的正當性依據。悖論性的出版選擇實質反映了維護政府的政治統治與保護著作者、出版商的版權利益并未實現有效銜接。僅當出版商主動將出版物的內容與宋朝政府的統治利益相關聯時，才有希望受到政府的重視與保護。個體的版權利益訴求臣服于國家政治統治的狀況，導致宋代民間萌生的版權觀念與利益主張無法推動國家層面的版權立法，民意中的版權保護觀念無法轉化為國家層面的版權保護的法律法規。同時，政府權力、國家意志的導向是公共領域，與排他性、獨占性的現代版權法甚至整個知識產權法大相徑庭。于是取得政府對自身出版物、出版利益的關注成為宋代以盈利為目的的出版商的主要途徑，出版物上禁止“私人翻印”的警告之語，淪為宣示性文字，“尤其是在盜版橫行的環境中版權保護更是力不從心”。

到了晚清，這一局面大為改觀。清末《大清著作權律》的出現，標志著中國現代版權保護法制的正式確立。不可否認，《大清著作權律》未盡成熟，如吸收了大量歐美法律觀念，律條雜抄眾國。加之封建官僚體制、文官政治的局面沒有改變，《大清著作權律》在著作權注冊呈式、繼續呈式，以及著作權立案、侵權處罰等方面的規定中凸顯了封建王朝的統治特點。但瑕不掩瑜，《大清著作權律》吸收了近現代西方的先進知識，借鑒了西方權利保護理念，自覺融入著作權立法的世界潮流之中，開辟了由政府主導的國家層面的著作權立法新紀元。政府以政治強權來維護著作者、出版商的私人利益，這標志著中國現代版權制度的確立，改寫了我國版權發展的歷史分期，我國現代版權保護的歷史得以開始?！洞笄逯鳈嗦伞奉C布后隨即在國際上引起高度關注，為方便國外傳播與遵循，外國政府曾函致中國公使將此項法律譯成德文或法文。自此以后，從清末到民初的出版物上都開始標有“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等字樣。

《大清著作權律》的頒布既使著作者和出版商的權利得以維護，深層次上也給清朝末年迂腐僵化的知識界帶來了新的思想觀念，版權保護意識更是有了脫胎換骨的改變。加之清末大多翻譯者、著作者多為留洋之士，他們既翻譯介紹外文書籍，同時也吸納了西方現代的法治觀念、人權觀念。第一，從《大清著作權律》開始，政府角色由文化傳播的鉗制者轉為版權利益相關人的保護者，“官本位”開始向“民權”傾斜。第二，版權保護主體開始由以出版商為主轉到以著作者為主?！洞笄逯鳈嗦伞肪唧w規定了著作權保護中的權利主體、權利期間、侵權救濟等，這些內容體現了以著作者權利為重心的現代版權保護制度。第三，私有財產由忽視轉為重視。在“重義輕利”“重農抑商”的傳統國情下，個人的財產私利并未得以公開化、明確化的法律保障。但《大清著作權律》直接肯定了著作者的財產權益，并針對各種侵權行為制定了補救措施。

四、多元互動：中國古代版權保護的發展邏輯

通過宋清兩代版權保護的歷史背景、主要內容、效果影響等方面的比較，可以看出中國古代版權保護的歷史呈現出以下發展邏輯：

1. 作者及出版者權利意識的萌動和維護

前文已述，中國古代并無現代意義上的版權保護，其根源為中國傳統“重義輕利”的處世之道。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視書籍為傳承文明、思想宣教的載體，而不視其為可流通、可增值的商品。在義與利的選取中，“君子謀道不謀食”一直是人們的行為準則，加之封建社會中強權主義、專制主義的推廣，長期以來版權意識并不突出，創作、發表、刊印文化作品更多是傳播道義。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和社會進步，社會民眾的主體意識不斷增強，廣大文人對于財產利益的認識也發生了相應轉變，愈加重視稿酬及有關版權財產利益的獲取。

遵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分析理路，現代版權保護法也有其萌生的經濟基礎，其旨在維護著作者的財產權益，與商品經濟的發展息息相關，二者都需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利和經濟利益。清末民初之際，中國傳統士大夫的利益觀已經逐漸在發生質變，愛財求財、逐錢言利等難以啟齒之舉逐漸變得公開化、世俗化?！罢怯纱?，他們第一次背離了文人不言利的傳統，而理直氣壯地主張對自己的勞動給予報酬，這些觀念潛伏在西方思想的背后靜悄悄地展開，構成了影響中國版權法的一種內生性力量”。

2. 印刷術的發明和推廣從技術層面加速版權保護的制度化、系統化

“版權史向來是一部對技術發展作出立法反應的歷史”。平民畢昇發明膠泥活字印刷后，造紙術和印刷術的推廣使圖書的大規模復制成為可能，著作權問題也開始凸顯起來。從世界印刷術的發展趨勢看，西方石印術經由日本人改制成的白鉛印刷術，也在清末傳入，經過改制的白鉛印刷術印制效果更精良更高效，得到市場的廣泛認可后，得以大面積推廣。同時，裝訂圖書的方法除刊版書籍仍須用線裝外，精裝、膠裝書籍也大量出現。技術的革新使得書籍開始變得物美價廉、便于攜帶、易于流通?！翱萍际前央p刃劍”，印刷出版的日趨簡易快捷精良誘發盜版現象頻出，而盜版必然引起原作者及原雕印者（出版者）的不滿并使其采取防范措施。

書籍出版者一方面請求官府準許其獨家經營，另一方面為保護自己的勞動成果，制止他人輕易復制，一些刻印者便在自己的出版物上標明自己有獨家出版的權利。

3. 政府行政力量的主導

“對于知識產權來講，個人救濟的局限性是十分明顯的。從這個角度上講，當知識產權客觀上需要成為權利時，客觀上和邏輯上唯一能借助的外殼就是國家公共權力的支持。只有國家公共權力的干預，才能使權利人對于無形的知識產權的再現予以控制成為可能”。

當然，行政力量只有轉化為法律制度才能更加長久、穩定、客觀。清廷于1904年由商部牽頭組織人力物力財力翻譯國外各種版權保護法令，之后分別于1906年、1907年制訂頒布了《大清印刷物專律》和《大清報律》，奠定了版權立法的框架基礎。之后，1910年中國近代第一部版權法——《大清著作權律》終于出臺。

4. 外來力量的推動

中國的現代版權法體系具有舶來性質，這與西方外來勢力的入侵息息相關。單就印刷技術而言，鴉片戰爭后，西方傳教士為擴大在華的宣傳和出版中文書報的需要，積極將鉛活字印刷術和印刷機引入中國，并利用這些技術及設備傳播西方思想。如1819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在馬六甲鑄成了中文鉛字并譯印了第一部漢字鉛印書《新舊約圣經》。受外來傳播業影響，中國的民間書肆、書坊紛紛開始引進現代化的機械印刷設備來刊印書籍，雕版印刷術逐漸被機械印刷技術所取代。隨著資本、業務、技術、廠房、人員規模的擴大，國內眾多民間印刷出版機構逐步發展成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商務印書館、開明書店、廣智書局、小說林、群學社等現代出版機構陸續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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