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一個人的筆跡與其性格、情緒、思維、品性存在何種內在關系，這是一個探索了數個世紀的命題，這一命題構成了后來筆相學研究的一個基本范疇。 就筆相學這一學科術語而言，最早是由西方筆跡心理學家提出來的。 1872年，法國的米雄（有的刊物也譯為米尚）發表了《書法的秘密》一文，提出了“筆相”一說，并應用于法庭鑒別實踐。 隨后，筆相學作為心理學的分支學科在西方逐漸形成，并發展為一個流派，得到學術界的公認。
實際上，關于筆跡與個人性格、心理、品性的關系問題，我國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開始關注并且形成了若干思想。 比如西漢時期著名的文字訓詁學家揚雄（也有稱“楊雄”）就提出了“書，心畫也”及“書如其人”的觀點，這里的“書”即為“書寫、寫字”之意。 基于這一思想，清代文學家劉熙載進一步演繹為“書，如也，如其才，如其學，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今天的“字如其人”之說即源于此。 由此可見，歷史上我國雖然未提出“筆相學”這一學科術語，也未形成這一學科體系，但是這方面的思想及研究早已開始，而且至少可以溯源至兩千多年前的西漢時期，比西方早一千年以上。
二、我國筆相學思想及研究的歷史概述
自揚雄以來，歷代學者都對筆跡與性格、心理、情緒、人品、思維等方面的關系問題進行了探索，甚至形成了初步的理論體系。
東漢文學家蔡邕指出“惟是筆跡，可以當面”，認為筆跡可以反映一個人的基本面貌，他的觀點奠定了整個東漢時期“字相”學說的基調，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未有新的觀點面世，三國時期鐘繇及以后學者基本承繼這一認識。 直至隋唐，隨著經濟社會的繁榮，“字相”說有了新的進展，柳公權提出了“心正則筆正”的觀點，認為性格決定章法和字法。 同一時代的書法家張懷瓘將書法同性格心理的關系概括為“文則數言乃成其意，書則一字已見其心矣”。 他認為寫一個字就可窺見個人的內心，雖言辭有些夸張，但反映出他們已認識到字相與人品關系密切。 宋朝哲學家朱熹則認為“書扎與德性相關”，即字與品性德性息息相關。 從學科內容和學科體系上看，這些人的觀點都是比較零散的，沒有形成系統的論述，可謂百家學說。
宋代以后，有關字相的思想在前人的基礎上更加具體化、深刻化。 元代的郝經提出“蓋皆以人品為本，其書法即其心法也”，這是對柳公權、張懷瓘觀點的進一步論述。 到了明代，思想家項穆開始對前人的觀點進行系統的整理和演繹，他認為筆跡是“心之所發”，“人品既殊，性情各異。
筆勢所運，邪正自形”，并且將人的性格分為十六類（下文再論述），每類人的字跡都和其性格息息相關。 明代以后，集筆相學思想及研究大成者就是劉熙載，他除了繼承揚雄的“書如其人”的觀點外，還結合自己的研究提出了筆跡的四種性格———賢哲型、駿雄型、畸士型、才子型。 這是對我國筆相學的一大貢獻，因為他將筆跡分成了四種類型，其研究內容已涉足筆跡本體，且與人的個性完全結合，是一創見。
從上述內容可知，我國古代筆相學思想的提出者及研究者，大多是文學家、文字學家及書法家，這和其所從事的職業密切相關。 從研究內容上可見，古代筆相學思想的內容主要包含三個方面：
1. 性格與筆跡的關系問題，即認為一個人的性格可以從筆跡上得到體現。 比如明代學者項穆將人的性格分為溫潤、謹守、縱逸、駛動、遲重、爽健、標險等16種，每種都對應有相應的筆跡特征，如標險者的筆跡是“雕繪太苛”，即筆畫有突出的雕刻、圖繪的特點。
2. 情緒與筆跡的關系問題，即認為一個人的情緒可以通過筆跡表現出來。 如柳公權認為“心正則筆正”，情緒影響筆跡與章法；項穆說“（字）必形諸外，觀其相，可識其心”，從字可覺察寫字人的內心情緒。 關于情緒與筆跡，元代的陳繹闡述得更為具體，他認為“喜怒哀樂，各有分數。 喜則氣和而字舒，怒則字粗而氣險。哀則氣郁則字斂，樂則氣平而字麗”。我們今天研究筆跡與情緒問題的相關內容，與陳繹的觀點不謀而合。
3. 人品與筆跡的關系問題，即認為一個人的品格可由其字跡來體現。 這一點古人論述得最多，也最有代表性。 比如元代的郝經評論歷代歷史人物時如是說：“斯（李斯）刻薄寡恩之人，故其字如屈鐵琢玉，瘦勁無情……羲之正直有識鑒，風度高遠，故其書法出神入奇，不失其正……顏魯公（顏真卿）以忠節大義，極古今之正，援篆入楷……”對于人品與筆跡，蔡邕、柳公權、韓愈等人也有過類似的論述，從現代的觀點看，他們的論述帶有“春秋筆法”之嫌，從筆跡看人品之卑劣，有時略顯偏頗。
總之，不論是性格與筆跡，抑或是情緒與筆跡，抑或是人品與筆跡，古人的思想都是圍繞“字如其人”這一基本內涵來闡述的，這一時期的筆相學思想實質上是字相學思想，這也為后人研究筆相學并應用于刑事偵查實踐奠定了早期的思想與理論基礎。
三、我國筆相學思想研究的現狀
在現代歷史上，將筆相學的基本觀點引入筆跡鑒定中，首推民國時期筆跡學家徐圣熙，他在《筆跡學》中論述道：“筆跡能告訴我們寫字者的學問、道德、意志、驕傲、自私、貪婪、魄力……等德性，乃至他的健康狀況，等等。 ”其后，馮文堯（1949）進一步演繹認為“筆跡不但可直接觀察其人之個性，更進而可觀察其人已往之經驗與判斷其人之善惡及身心之健康狀態”。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的文件檢驗鑒定工作在蘇聯模式的影響下開始步入正軌，隨著老一輩文檢工作者的大力推進，筆跡檢驗也形成了適應我國國情的檢驗鑒定體系。 但是，由于筆相學主觀性太強，同時受現代西方科學要求嚴肅性及嚴謹性思想的影響，不少人認為它缺乏科學依據，筆相學在這一時期并未得到重視。 可以說，在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初期這段時間里，筆相學思想及其應用方面的研究處于空白期。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偵查實踐及文件檢驗經驗的豐富，一批刑偵工作者在辦案的過程中發現犯罪嫌疑人的筆跡同其性格、情緒乃至作案手段密切相關，于是開始關注筆跡與性格的關系問題，并發表了若干論文。 如1986年劉毅等人發表了《筆跡與性格的初探》，對長期以來被忽視的筆跡與性格問題進行了探索；次年李迎春先后發表了《筆跡與性格初步研究》及《筆跡與性格關系的研究》等文章，從實踐的角度對筆跡與性格這兩個基本要素進行了詳細的探索，尤其是對性格對筆跡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描寫；同一時期，王補發表了《筆跡分析技術》，朱康林發表了《心理學在筆跡檢驗中的應用》。 這些文章都從筆相學的某個角度對筆跡進行了分析，并總結了一些檢驗鑒定方法，是對筆相學應用于偵查實踐的很好探索。
20世紀90年代，筆跡研究界出現了較多的與筆相學相關的論文，如李鋒在《應當重視筆跡鑒定中的心理學分析》中，呼吁刑事技術工作者在筆跡鑒定中注意運用心理分析方法輔助筆跡鑒定；朱康林的《筆相研究的實用價值》則明確提出“筆相”具有重要的應用價值，還將筆相研究分為多個內容；肖華川的《淺談恐嚇信文字的心理痕跡》一文，結合言語識別和筆跡鑒定的有關內容，對文字言語和筆跡中體現出個人性格、心理活動的特點進行了分析。 此外，還有鄧紹秋的《談文字案件分析畫像運用筆跡心理分析的幾個問題》、李磊的《筆跡與個人心理芻議》、孟茂慶等人的《快速書寫條件下硬筆筆跡變量與認知及個性特征的關系》等論文，雖然切入“筆相學”領域的角度有所不同，但是都對這一領域的若干問題進行了探索。 關于這個問題，我們也不得不提到著名筆跡學家袁之宜先生的《筆跡學研究與應用》一書，他提出的有關“筆相”的有關理論對筆跡學的深入研究有很好的指導作用，比如他指出“不同人的筆跡，承載了不同人的文化信息”、“筆跡及其外部表現形象，是記錄和表現書寫人的文化印跡”，這些論述精辟入里，從實踐角度來看，其方法論意義不容小覷。
進入21世紀，承載20世紀90年代筆跡心理研究之余熱，一些人對筆相學領域的一些問題繼續進行了探索。 劉強發表了《關于“分析筆跡判定人的素質能力”的質疑》，對從筆跡分析人的素質能力提出了若干質疑，認為這缺乏科學依據，其可行性值得懷疑；王維等人發表了《加強筆跡性格研究，服務偵查破案》，從筆跡性格研究的歷史現狀入手，結合筆跡心理特征闡述了加強筆跡性格研究，服務偵查破案的必要性；沙萬中發表有《筆跡心理分析與變化筆跡》，也對筆跡心理與筆跡變化問題之間的關聯進行了分析。 這些文章都是基于筆相學的基本視角，討論刑事技術領域中的有關問題。 當然，受筆相學思想的影響，有些人則從筆跡心理學角度來談刑事技術以外的實踐，如童輝杰的《筆跡、人格及能力測驗在人員選拔中效度的比較》，注重人員選拔中筆跡心理與性格的測驗問題；鄭日昌的《筆跡心理學———書寫心理透視與不良個性矯治》一書，著力點在于從筆跡來窺視個人內心，并矯治不良個性。 這些文章有一定的實踐意義，可謂對筆相學研究內容的深入探索。
四、我國筆相學研究展望
縱觀我國筆相學思想及其研究的歷史與現狀，雖然在這一領域研究起步早，并且取得了一些實踐成果，但是仍存在許多不足。 在此，筆者結合研究中的不足，談幾點我國筆相學研究的展望。
（一）研究內容應當從單一走向多元化
從古代研究情況看， 我國早期的筆相學思想主要是從書法或者文藝理論的角度起步的，如漢代的揚雄、唐代的柳公權、明代的項穆無一不是語言文字學家，其思想及相關研究莫過于局限在書面欣賞或文藝評論層面；從現當代的研究情況看，學者們注重的是從筆跡分析個人性格，而對性格以外的信息尚未涉獵，尤其是筆相學提倡的筆跡與心理特征、身份特征的內容，目前國內研究尚少。因此，從總體上說，筆相學研究的內容還較為單一。從筆跡特征出發，結合言語識別理論、心理學理論、犯罪學理論研究筆跡與個人心理、情緒、動機、品性、思維等方面的內容，是今后筆相學應當注意的問題，也是筆相研究邁向多元化發展的一條途徑。
（二）研究體系應當從零散走向完整
“體系”是事物的系統性和傳承性的統一，我國的筆相學思想及其研究，恰恰缺乏完整的體系，無論是古代抑或是現代的研究，均未能形成一個研究體系，導致內容單一而零散，論述重復而淺顯。 從生理學及心理學角度看，書寫作為人的一種行為技能，必然有其生理基礎，也必然關聯其心理活動特征，研究它們之間合理的一面，有助于筆跡檢驗鑒定工作，但如果僅局限于零散的材料而不形成系統的科學理論，往往容易走上荒謬。 如何將筆相學研究形成有實踐價值的理論體系，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因此，從未來的發展看，筆相學作為一個流派，其積極思想值得繼承和研究，但研究應當系統化，將筆相學的基本觀點同筆跡檢驗鑒定的一些實際相結合，并參照筆跡檢驗鑒定的一些經驗和方法，為筆相學理論提供科學依據和現實佐證，促進其系統化發展。
（三）研究導向應當從理論走向實踐
任何理論體系的形成及研究，都不應該與實踐相脫節，理論指導于實踐，而實踐又反作用于理論。 我國的筆相學思想理論及其研究（尤其是現代的），受種種原因限制，缺乏實踐基礎。 尤其是刑事技術領域，盡管不少公檢法機關運用筆相學的知識成功處理過筆跡檢驗鑒定工作，但目前還很難做到將筆相學的理論同筆跡鑒定實踐結合起來。 現實卻對筆相學的知識提出了新要求，如筆者及單位諸多同志在與公安實戰部門的人員進行座談時，他們表示許多案件在破案后發現，犯罪嫌疑人的筆跡同其性格有很大的關聯性，如暴力犯罪分子的字跡趨于潦草、搭配比例失衡、字跡間透露著殺機等，雖然這些表述有些口語化、通俗化，但是其間的必然聯系是毋庸置疑的。 在新時期、新形勢下，如何將筆相學研究從理論導向實踐，是刑事技術人員必須直面的一個問題。 一般而言，筆跡鑒定人員在鑒定筆跡時不直接接觸被鑒定者（或嫌疑人），往往就事論事，從而形成了一定的局限性。 因此，筆者認為，在做筆跡鑒定時，除了解被鑒定人的基本情況外，還應當了解包含性格、品行等在內的內在行為及思想特征，注意發現特點、總結規律，彌補前面提到的局限或缺憾。 這也是筆相學研究的一大方向。
當然，需要注意的是，筆相學與今天應用于刑事、訴訟等領域的筆跡檢驗學是有所不同的，二者屬于不同的研究范疇，但筆相學的合理觀點對筆跡學有很好的參考作用。 因此，今天的筆跡學既不能完全照搬筆相學的基本思路與理論，又不能完全摒棄其合理的一面，應當結合筆跡鑒定的實際情況與具體應用，批判地繼承筆相學的基本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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