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留養親”產生于南北朝時期，成熟于隋唐時期。金朝在海陵王與金世宗時期，對“存留養親”進行了大膽的變革，修正了適用條件。這一探索增加了中華法系內涵的多樣性，也為中華法系注入了活力。

一、“存留養親”的歷史沿革

\\(一\\) “存留養親”: 成長于南北朝時期

所謂的“存留養親”制度，是指我國古代對于被判徒刑以上的罪犯，因其血親尊親年邁，無近親屬奉養，而對罪犯暫不執行刑罰，恩準其奉養親老，待其尊親終老后，再執行原判或改判的一種特殊刑罰制度。

晉朝最先有“存留養親”制度的記載。在《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六有記載: 晉咸和二年，句容縣令孔恢因犯罪被判處死刑?；实垡蚩紤]到孔恢之父年事已高，無人侍養，因此，特恩準孔恢存留，以養其親?？谆址缸?，且“罪當大辟”，但因其父年老，獨有孔恢一子，若孔恢伏法受誅，則其父必將無人贍養，上憐其父而特免孔恢死刑。這是史載最初的“存留養親”之例，但此時“存留養親”僅是權宜之計，尚未形成定制?！按媪麴B親”作為一項制度，始于北魏太和十二年?！段簳ば塘P志》: 太和十二年\\(即公元 488 年\\) ，皇帝發布詔令: 今后，如犯有死罪，而罪犯之父母、祖父母年老，沒有成年子孫，也沒有別的近親屬的，一律上報朝廷，由朝廷決定是否執行死刑，并將之作為一項法令規定下來?！秲x禮·喪服》注: “成人，謂年二十已笄禮者也?！逼谟H，即服喪一年的親屬，即近親屬。令格者，即法律。

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解釋了“存留養親”在北魏形成的原因。山東士族盡受儒學，在北魏律的制定過程中，他們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以孔孟儒家精神做立法思想的封建王朝，輔之以孝的基本要求，在中國歷史上，最終形成了“存留養親”這一獨特的制度。

\\(二\\) “存留養親”: 定型于隋唐

唐律繼承了北魏律，“存留養親”便如之?！短坡墒枳h·名例》規定: 所有犯流罪或死罪但不屬十惡者，而祖父母、父母年老，又無其他成年近親屬侍養，則一律上請。至此，唐律規定“諸犯死罪非十惡者”方可以懇求寬免。如若觸犯十惡者罪行，那就不能上請?！白娓改?、父母老疾應侍”是對北魏律“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的修正。

二、金代“官與養濟”與“存留養親”的博弈

兩宋政權的統治者在法律上少有建樹，完全繼承了“存留養親”之制。金代則在繼承“存留養親”的同時，以“官與養濟”之法對“存留養親”的適用進行了嚴格限制。

宋金兩朝法律皆源于唐律，“存留養親”亦如之?！端涡探y》是《唐律疏議》的翻版。篇目與唐律一樣，仍是十二篇，五百零二條。女真族入主中原后，迅速漢化，金律近取宋刑，遠追唐法。但是，所不同的是，金律在不斷漢化的同時，卻未走上存天理、滅人欲的極端。

宋律規定: 所有犯流罪或死罪但不屬十惡者，而祖父母、父母年老，又無其他成年近親屬侍養，則一律上請。與唐律相比，從律文之規定到疏議之詳盡解釋，毫無差別。只是因為避諱問題而將唐律的“期親”改為“周親”外，全文抄襲，只字不差。

“存留養親”原本是為彰顯仁政，但在實踐中，卻走向了異化。金朝海陵王與金世宗對儒家“存留養親”之制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金史·海陵紀》記載: 金天德三年\\(即 1151年\\) 三月，沂州男子吳真犯法被判處死刑，有司以吳真家中有老母無人侍養，特向海陵王請示留養。海陵王未予恩準，而是命令由官府出資侍養吳真母親，并將之定為法令。由此看來，當時已有“存留養親”之制。金律雖不可查，但金代將“官與養濟”正式入律，卻是不爭的事實。因為令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起著與法律同等的作用。對于律與令，《唐六典》云: “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設范立制，格以禁違止邪，式以軌物程事?！甭墒切淌路?，令則是國家機關的行為規范。在唐律疏議中，律令往往并用，足見令之地位頗高，金令亦如之。海陵王將“官與養濟”之制“著為令”，實是以法制形式規定了對“存留養親”的正式限制。

“官與養濟”的例子在金世宗時亦有兩例。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 年\\) ，尚書省奏，鄧州人范三與人斗毆而殺人，依律當死，而范三有尊親屬年邁無人侍養，尚書上請。上\\(即金世宗\\) 曰: “在醜不爭謂之孝，孝然后能養。斯人以一朝之忿忘其身，而有事親之心乎?？烧撊绶?，其親官與養濟?！?/p>

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 年\\) ，益都民劉祐毆殺七十六歲范德。劉祐父母年界七十多歲，無近親屬侍養，尚書上請。金世宗認為，范德與劉祐父母年齡相仿，劉祐非但不尊敬長者，甚至于毆殺范德，實在難以減免。金世宗朝的這兩則上請案例，說明當時“存留養親”與“官與養濟”兩制并行。

從實踐來看，“存留養親”的適用過于寬泛，破壞了法的權威性。金代“官與養濟”就是對這種消極影響的規制。

三、“官與養濟”的后世影響

\\(一\\) 制度層面之影響

明律主要受唐律影響，受金律影響不大。清律受金律影響深遠，“凡犯罪非常所不原者，而祖父母、父母老，家無以次成丁者，……存留養親”。

清律之后附例，該條下附例十六例，詳列了各種情形。其中，明言不準存留養親者，共計十處，分別是第二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五條以及第十六條?！坝|犯父母，素習匪類”者，顯然已無侍養之心，況又“為父母所擯逐”，昭示父母已無依其贍養之意?！坝问幩l，遠離父母”之徒，推而知之，并無孝養之心。父母在，不遠游。今父母尚在，游蕩他鄉，并致獲罪，孝養之心，早已蕩然無存。

\\(二\\) 思想層面之影響

對于“存留養親”之制，歷代都有有識之士對之提出反對意見。清仁宗嘉慶六年\\(1801 年\\) 五月十三日上諭言:“朕思……若不論罪案輕重，只因家無次丁，概準承祀、留養，則兇惡之徒，…… 豈國家矜慎用刑之道?！?/p>

嘉慶皇帝認為，“存留養親”貌似揚善，實為誘惡，導人以犯罪，教人以逞兇。罪犯恃其親老篤疾而殺人，其志更惡，其心宜誅?！按媪麴B親”實非“國家矜慎用刑之道”，因為“非所以施仁，適以長奸，轉以誘人犯法”，與“養親”、“孝治”之目的背道而馳。

四、結語

“存留養親”之制極具理想主義色彩，而歷史證明，對該制度的過分倚重，其結果只能是一廂情愿，與其初衷大相徑庭，甚至是事與愿違。金代“官與養濟”影響了后世的法律，使立法者在注重以禮入律，強調以禮治國的同時，也開始注重法的內在邏輯，關注法的實現可能性，關心法的實施條件。這種既宏觀又微觀的法律思維方法，在法制實踐史上極其寶貴，證明女真族在我國法制文明發展史上具有重要作用，亦證明了華夏文明的多元性、開放性、發展性與延續性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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