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統治者實施的社會教化方式綜述-藏刊網

賈誼道":教者,政之本也."[1]\\(P117\\)鑒于此,我國古代歷代帝王為了維護其封建統治地位,皆重視對其治下黎民百姓的社會教化工作.尤其在宋代,為了能在禮樂崩壞的背景下長久維護封建世襲政權,統治者針對黎民百姓實施多種社會教化方式,期望通過這些方式使社會達到"同好惡,一風俗"[2]\\(P70\\)的狀態.

一、在學校中實施社會教化

學校教育自古以來在社會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一方面起著傳承文化知識,為國家輸送人才的任務,另一方面,它需要負責教化民風,也就是提供思想道德教育的功能.南宋理學家朱熹曾說過":然后從而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之以自身、國家及國而達天下之天下者,蓋無二理."故學校最重要的作用應當是道德教育.由此可知,我國古代的學?；臼且缘赖陆逃秊楹诵牡霓k學體系,[3]\\(P322\\)《禮記·學記》也提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鄉有序,國有學."[4]\\(P45\\)這同樣表明學校的道德教育對于社會教化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兩宋王朝的學校教育發展速度較歷代王朝更為迅速,學校教育模式主要分為官學和私學.顧名思義,官學教育必然是遵照統治者的意志而將維護封建家族統治的思想灌輸給被教育者,另一種新型的學校教育模式---書院學校的出現,也同樣承載著道德教化的作用.可是書院屬于私學教育,與官學教育有很大差異,統治者怎樣利用其發揮道德教育,維護封建家族統治?這也是本篇論文所要探討的重要問題.

宋朝政府將書院納入國家教育體系,主要通過統治者御賜書籍和學院匾額的方式.宋朝書院的藏書來源主要包括以下幾種方式: 自行刊刻,自己出資購買以及皇帝御賜,其中御賜是最重要的來源.

在當時,各地設立書院后,當地官員往往會上表奏請皇帝御賜書籍,故而當時大多數有名氣的書院,比如江西九江的白鹿洞書院、湖南長沙的岳麓書院、河南登封的嵩陽書院等,全部得到帝王的書籍賞賜.誠然,統治者御賜書籍最主要還是為了支持書院發展,然而御賜的書籍幾乎都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通過這種方式使統治者掌控了書院的授課內容,也就統治了受教育者的思想教育,這樣也就實現了社會教化的終極目標.

在兩宋時期,統治者御賜匾額以及御賜學校良田是除了御賜書籍之外的其他重要教化方式.例如宋太宗趙匡義于太平興國四年將褒信縣主簿授予江西九江白鹿洞書院洞主明起,并且褒獎其"講學為主"; 并在至道三年欽賜匾額給太室書院; 宋真宗趙恒分別于祥符二年、祥符八年欽賜應天府書院與岳麓書院匾額; 在祥符三年賜予太室書院《九經》書籍;六子仁宗趙禎分別于天圣二年、景佑二年、寶元元年賜予茅山書院、賜石鼓書院、登封書院數頃良田和無數匾額.到了南宋時期,書院教育如雨后春筍般大量興起,帝王御賜的匾額數量隨之暴增.例如:

宋理宗趙昀在寶慶元年分別賜予鶴山書院和甬東書院匾額; 淳佑六年、開慶元年麗澤書院、龜山書院和石峽書院同樣獲得了皇帝趙昀欽賜的匾額.統治者大肆饋贈書院匾額,主要是為了倡導"崇儒風,惠學子"的學風,由于這些御賜匾額金字招牌的存在,也使得許多書院名揚千古,聞名至今.這同樣使得書院教育的授課內容緊緊跟隨封建統治階級的教育思想,也就實現了社會教化的目的.

二、地方官員實施社會教化

中國自古以來,各地方官員都肩負著對黎明百姓的社會教化職責,早在秦漢時期,就有三老負責社會教化的記載.到了東漢以后,逐漸由地方長官代替三老負責社會教化.進入兩宋年間,關于地方官員負責社會教化的職責范圍更加詳細明確.據《宋史·職官志》記載":府、州、軍、監諸職總理郡政,""宣布條教,導民以善而糾其奸慝","旌別孝悌","舉行祀典"."有德澤禁令,則宣布于治境","有孝悌行義聞于鄉閭者,具事實上于州,激勸以勵風俗".[5]\\(P662\\)與此同時,宋朝中央政權也加強了對地方官員社會教化職責的監督與管理.宋太祖趙匡胤在乾德四年頒布圣諭:要求地方官員需經常體察民情,有陽奉陰違、敷衍了事者,必將嚴加懲處.[6]\\(P98\\)宋太宗趙光義也在太平興國八年頒布詔書,要求地方官員"延見部內耆德高行為鄉里所信重者,問以民間疾苦,吏治得失,退而改之".[5]\\(P135\\)此外,宋英宗趙曙在治平年間也頒布詔書,要求司察所部有左道、淫祀者,罪毋赦.[5]\\(P197\\)總體而言,宋朝地方官員的社會教化職責相當廣泛全面,自然也有其自身的特征.

宋朝與前溯歷朝歷代相比較,地方官員在實施社會教化過程中更加親民,體貼黎民百姓.第一,宋代地方官員在禁止崇拜鬼神邪術的同時普及醫藥方面的內容.例如,王志尚在廣南東路、劉知遠在廬州、尚敬在定州、孫叔高在柳州路、陳琳在彭水、蔡鵠在邕州、公孫捷在粵州,禁絕淫祠巫祝之際,或以醫方刻石或教以醫藥或出錢買藥物分發.我國古代幾乎全部民眾相信神鬼邪說而諱疾忌醫,有病祈禱巫祝的習俗一直延續不斷,如果禁絕鬼神巫?，F象,那么會導致百姓重新崇尚別的神鬼邪術,這樣使得鬼神淫祀的風氣依然不能杜絕.但是宋朝的地方官員在禁絕淫祠的同時,傳授醫藥知識來祛除大眾的病痛.第二,兩宋時期的地方官員禁絕鬼神的同時,更加重視民眾心理空虛的填補工作.根據相關史料記載,兩宋時期的地方官員在禁絕淫祠過程中,同樣做了許多填補民眾心理空虛的工作,例如,劉扈主政徽州,當地百姓歲時有祀吳元濟廟的習俗,劉扈曰":安有逆丑而廟食于民者."遂搗毀該廟宇,同時立名相魏征、狄仁杰的祠堂代替之.[5]\\(P338\\)高參任博州太守期間,同樣搗毀供奉吳元濟的祠堂,修建裴度的祠堂代替之.[5]\\(P631\\)魏、狄、裴三人的祠堂都對當地的民風改善起到很大的作用.一方面來看,地方官員倡導供奉良善之人代替逆丑之人,既順應民意,順從百姓崇信鬼神學說、祭拜祈福以求平安的心理,又能借此伸張正義,正本清源,彰顯社會教化之意義.第三,地方官員的社會教化工作具有親切性.針對一些陳規陋俗,如"父母有疾而子不敢養"、"民不知學",地方官員一方面沿用隋唐時期誘勸、明列科防等方法,另一方面創新教化方法.比如,濠州太守賈崇游覽名勝古跡,拜訪過王祥的臥冰池以及孟宗泣筍臺后,都在當地建造亭臺以示后人.[5]\\(P571\\)又如,秦臻左遷株州司馬,不僅在當地新修孔夫子廟,又為韓吏部建造祠堂,"以風示潮人".[5]\\(P611\\)李悻任永昌縣令,修建孔子廟的同時,游覽漢代名臣杜喬的墓,并在其墓地之側立祠堂供人拜祭.[5]\\(P533\\)文中提到的人物都是在當地具有一定聲望的逝者.通過這種樹立身邊榜樣模范帶頭作用的社會教化方式,更加貼近民情,使當地百姓易于接受,比傳統的勸誘、名列科防等做法更行之有效.

三、長者實施的社會教化

自古以來,我國的統治階層對于地方政權的控制手段包括兩方面,一方面主要依靠任命地方官治理,另一方面借助當地民間自身的力量來保障.[6]\\(P402\\)在我國廣大農村地區,一直存在著一些民間權威部門以及權威人士,他們才是鄉村的真實控制者.比如,在秦漢時期民間存在的"父老",到了兩宋時期,這些實際掌控者稱為長者,由于長者的位置特殊,作用特別,故他們所扮演的角色對于社會教化也有著不可小瞧的影響.

長者實施社會教化主要通過以下途徑: 首先,投身興辦書院、修建寺廟祠堂的事業.如姜明陽發現湖廣學堂原有良田數頃,后因軍務需要,官吏征收其田地,因而使學堂荒廢.姜公便自己籌借經費將田地贖回,以便恢復學堂.后因地方官員不配合,學堂又被廢棄.[7]\\(P1334\\)這個事實表明,學校維持開張必須以學田為支撐,沒有了學田,學校很難運轉.更多的時候是依賴地方官員的重視程度和管理方式而不是長者的力量來決定學田的興衰.大多數長者重視廟宇和祠堂的建立和修葺工作,因為這些地方是百姓寄托心靈、普及社會教化的首選場所.

如長者孫萬全自己一人出資修筑了江陰縣廣利寺藏經閣.其次,長者也通過言傳身教的方式完成社會教化工作.吳子琳在逃難的時候,身為長者"鄰曲附賊者遲米肉來餉,君因以禍福鐫曉其人,盍即效順無久迷繆,為此不詳,徒以身膏官軍鋒銳,眾感悟釋柴械而還民伍十九".[8]\\(P195\\)普及社會教化是教育的一種類型,重點同樣應該從青少年抓起,長者和教書先生為他們授業解惑,指導行為也是社會教化的重要方式.在史料中,我們很容易查詢到大量關于長者先生實施社會教化的文獻記載,南宋詩人陸游在《讀何斯舉黃州秋居雜詠次其韻》一文中寫到:

"少從長者游,粗聞圣人道.日食雖一簞,頗覺顏色好.辛勤五十年,猶秉后凋操.風俗日已移,令人惡懷抱……豈知江湖間,世襲散人號."[9]\\(P78\\)第三,長者通過自己的實踐獲得社會認可因而得到利益,這也能起到社會教化的作用.獲得最重要的利益當然是統治者給予的旌表以及加官進爵的賞賜.長者吳子琳由于在逃荒中高尚的表現,"邑令嘉之,聞于朝,旌其閭曰許長者";荊州的長者劉廣在災荒之年用自己的糧食賑災而得到獎賞",故州郡及諸使者始上其事,孝宗皇帝嘉之,授初品官".[10]\\(P144\\)還有就是朝廷為肯定長者的社會教化功績而對其后代在科舉方面酌情照顧.孫發"其后孫寅仲登第、唱名第三,世皆以賑濟之報".這應該是對實施社會教化最大的肯定.這些人在當地受到很高的尊重."行路之人,遇其鄉閭之長者與有德者,則必悚然有肅恭之容".[11]\\(P241\\)據史料記載,甚至江湖匪類也對這些人很尊重:"紹興初,敵兵焚掠至其家,三舉火不燃,首領后至曰是傅長者家,舉火者緘其門而去."[12]\\(P69\\)這樣能鼓勵百姓積德行善,實踐社會教化,不但提高了個人的社會地位,更重要在于在亂世可以保全家人.有些時候,一些長者因為其善惡因果報應輪回而化身為感動天地之人.他們能為民祈禱風調雨順,這對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有著重要意義.有些長者因其功績被后人修筑祠堂加以供奉.

四、鄉規村約引導社會教化

依靠鄉規村約來實施社會教化又是宋朝社會教化的一大新方式.鄉規村約一般適用于當地鄉村地區.面對兩宋時期積貧積弱的社會現象,統治階級為了維護統治而創立了這種制度.據史料記載,北宋最先創立并實施了這種制度,這種用宗法思想和綱常倫理理論對鄉村地區實施社會教化的方式最終還是為了封建統治階層服務的.這種制度有其獨特的優點: 鄉規村約的條文語言通俗易懂,易于被百姓接受; 這種制度可以看做是農村地區大眾關系的指導性文本,它明確了大眾的行為規范,比如如何提高個人素質、生活中的各種禮儀規范等.這可以認為是我國鄉村地區首次用文字和條文的形式將曾經口耳相傳的規范準則明確下來.制定鄉規村約主要是為了實施社會教化,希望通過懲惡揚善的勸誘,用宗法思想和倫理綱常理論凈化人心,形成一股良好的社會風氣.這種制度對于之后各朝代社會教化以及鄉村地區的管理也有著深遠的影響.鑒于這種方式的重要意義,在當時,不僅地方官員、鄉里紳士,甚至皇家成員、當朝統治者都十分推崇這種社會教化方式.

在兩宋時期,除了上述介紹的幾種社會教化方式外,還存在其他很多種途徑,比如家庭教育和家族觀念教育,皇帝的圣諭訓教,輿論的導向,社會風俗教化等.只是這些方式大都是繼承前代的成果,變化不大,沒有形成自身鮮明的特征,不具有新穎性,再此就不詳細介紹了.

統治者向大眾百姓傳播社會教化,培養大眾社會教化意識,勸誘人們棄惡從善,統一思想,統一習俗,提高了當時的倫理道德水準,從而穩定了民心,更好地為維護封建統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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