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法制與秩序基于自然經濟之上的宗法社會結構和重宗法人倫的社會心理，從而選擇了一個以家族為支點“禮法并用”的秩序構建模式，這個特質同樣適用于中國古代中央王朝的民族政治。在中國古代規范社會關系的法律規則中，國家制定法始終處于正統地位。大一統是中國古代王朝政治一貫遵循的目標，從秦漢至清朝，總體上形成了“守在四夷”、“因俗而治”的治邊思想，體現出了一統與自治相結合的民族秩序。
秦漢之始，中央政權即對西北、西南多民族聚居或雜居地區實行特殊的管理辦法，并設置相應的機構和職官。唐宋“羈縻府州”之設，明清土司之制，就是這類特殊政策的制度化發展。與漢民族相比較，諸邊疆民族不但在地理上而且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都處在王朝的邊緣，古代中央王朝政治法律制度\\(“國法”\\) 的哲學基礎“天理”、社會基礎“人情”，其載體是漢民族，而其他民族則成為被禮“教化”的對象。
一、“大一統”思想體系的形成與發展
早在黃帝之族、炎帝之族、東夷之族、九黎之族、三苗之族和夏族出現之時，夏夷一統、中華一體的觀念就已漸漸孕育和萌芽，到了周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北山》\\)的大一統觀念已經較為明確。春秋戰國時期，盡管諸侯混戰，但各諸侯國統治者的理想基本上仍以“一統”為目標?！抖Y記·禮運》更是首倡“天下為公”，這也可以說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雛形。到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公羊學說取得統治地位。大一統被尊奉為“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漢書·董仲舒傳》卷 56 \\) 。唐朝時，傳統的夷夏觀更進一步明確為“胡越一家”、“四夷一家”\\(《資治通鑒》\\) ，并將天下一家的理念付諸當時的政治法律實踐。唐律制定和實行諸如: “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唐律疏議》\\) 的條款。
“大一統”一詞，最早見于《春秋公羊傳》?？鬃幼鳌洞呵铩?，在記載列代周王即位時總是冠以“王正月”字樣，對此，《公羊傳·隱公元年》解釋稱: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按蟆鞭o海中解釋為: “尊重、重視”，“一統”指“天下諸侯統一于周天子。后世因稱封建王朝能統治全國為大一統”。后代學者對此段經文有進一步的詮釋，第一位系統闡釋孔子“大一統”思想的西漢大儒董仲舒稱: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碧拼鷮W者顏師古進而解釋: “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于一也?！睆倪@里我們可以把握“大一統”的原始意義，即以周朝天子為核心將社會有序地組織起來，使古代中國完成真正的政治統一。
當然，儒家倡導的“大一統”，其含義并非單純指領土的“統一”，它還有著更廣泛的內涵，包括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經濟繁榮，它們分別可以用孔子所說的“有道”、孟子所說的“天下定于一”及荀子所說的“一天下，財萬物”來表示。在“大一統”概念中，政治版圖的“統一”是其途徑，而“天下大治”則是其最終目的。
隨著民族交往的不斷增多，歷代帝王及思想家、政治家在論述民族關系時，進一步闡發了大一統思想。如賈誼提出“首足”觀，司馬相如則提出“遐邇一體”\\(《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司馬遷認為“華夷諸族同祖于黃帝”\\(《史記》\\) ，韓昌和張猛提出“漢與匈奴合為一家”\\(《漢書·匈奴傳》\\) ，《淮南子》中出現了“肝膽胡越，萬物一圈”\\(《淮南子·俶真訓》卷 2\\) ，桓寬在《鹽鐵論》中提出“肢體與腹心”論\\(《鹽鐵論·誅秦》卷 44\\) ，隋文帝主張“四海一家”\\(《隋書·突厥傳》卷 84\\) 。唐太宗則強調: “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部落皆依朕如父母”\\(《資治通鑒》卷 198\\) ，提出對于華夏夷狄“愛之如一”的主張。吐蕃贊普尺帶珠丹上書給唐中宗認為藏漢“和同為一家”\\(《舊唐書·吐蕃傳》\\) 。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統治者，也極力同華夏漢族攀宗認祖。出身氐族的前秦皇帝符堅稱: “朕方混六合為一家，視夷狄為赤子”\\(《資治通鑒》卷 103\\) 。匈奴貴族劉淵以漢為國號，追尊后主劉禪，表示上接漢統\\(《晉書·劉元海載記》卷 101\\) 。建立夏的鐵弗匈奴人赫連勃勃自稱是“大禹之后”\\(《晉書·赫連勃勃載記》卷 130\\) 。北魏鮮卑拓跋氏稱自己為“軒轅之苗裔”\\(《魏書·衛操傳》卷 23\\) ，北周鮮卑宇文氏稱其“出自炎帝”\\(《北史·周本紀上》卷 9\\) ，建立遼的契丹統治者稱“遼為軒轅后”\\(《遼史·世表》卷63\\) 。
元朝是少數民族建立的第一個統一的中央王朝，突破了民族間的政治界線，促進了民族文化交流與民族融合，使中華整體觀念得到加強。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不久，立即詔告天下，以示他所統治的國家是“紹百王而紀統”\\(《元史·世祖本紀四》卷 7\\) 的正統王朝。明朝使得中華整體觀念已深入人心，從自在的整體發展到自覺的整體，明太祖也提出“華夷無間”、“撫寧如一”\\(《明太祖實錄》卷 53\\) 的主張。清朝是又一個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中央王朝，同樣面臨“華夷之辨”思想的挑戰，為此康熙祭祖詩句寫到: “卜世周垂歷，開基漢啟疆”，表達了清朝承繼了周、漢正統地位\\(《康熙御制文》一集，卷 36\\) ，清雍正帝親撰《大義覺迷錄》: “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并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駁斥了“華夷之辨”的觀點，乾隆更是將“尊王攘夷”改為“尊王黜霸”\\(《清高宗實錄》卷 291\\) ，在正統論上推尊“大一統”思想。
二、歷代中央王朝為實現“大一統”所推行的政策
從夏商的五服制、周代的“同服不同制”、秦朝的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等，到唐代的華戎同軌、明清的改土歸流等，反映了“華戎同軌”一統思想不斷地變化和發展的趨勢。華戎同軌，是指各少數民族與中央政府之間，如同漢族與中央政府之間一樣，共處于一個大的民族共同體之中，漢族和少數民族相對于國家有著相同或相似的權利與義務關系，接受中央政府的設官建置、冊封、婚姻、賞賜、優撫，向中央政府納貢、助國討伐、賦役、兵役之種種權利與義務等，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治法律實體。無論漢族或是少數民族建立的中央王朝都恪守天下一統、君權至上、各族一家的最根本準則，把處理好民族關系作為國家統一的重要政策。
夏朝將其統治區內的各民族群體按照距離王城的遠近和其生產力發展水平高低分為五類，實行“五服”制度，采取不同的統治方式，只要其承認夏王朝的統治地位，繳納一定的貢物即可，并不實行內地的法律制度，這可以看作是我國最早的“民族法”，商、周繼承了夏制，并在此基礎上有所發展。
《史記卷二·夏本紀》: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 百里賦納緫，二百里納铚，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 百里采，二百里任國，三百里諸侯。侯服外五百里綏服: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綏服外五百里要服: 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 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其中，甸服“為天子之服治田”，侯服“斥候而服事天子”，綏服“服王者政教”，要服“要束以文教”，荒服“政教慌忽，因其故俗而治之”。
西周時期在對待“要服”、“荒服”采取“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胸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盶\(《國語·周語上》\\) 這種先文后武的治邊方針與西周時期奉行周公倡導的“敬天保民”、“明德慎刑”的法制思想是一致的。西周時期對待各民族采取所謂內外有別原則，“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公羊傳》，即由里至外分為邦內、邦外、侯衛、蠻夷、戎狄，“要服者貢，荒服者王”\\(《國語·周語上》\\) ，要服、荒服就是周朝對待外族的基本準則。周朝對待四方蠻夷、戎狄民族關系上同樣貫徹了德治思想，采取“戎者，來著勿拒，去者，勿追”\\(《公羊傳》\\) ，“蠻者，縻也，以近夷狄縻系之以為政?！盶\(《周禮注疏》“修其教而不易其俗，齊其政而不易其宜”\\(《禮記·王制》。
四方民族若不名“尊卑職貢”，在修名、修德之后仍不朝、不貢，則要修刑。
秦朝在少數民族地區設置了郡縣，對少數民族進行直接統治。在東北地區設置遼東郡、遼西郡; 在北方陰山山脈一帶設置 34 個縣和九原郡; 在西北地區設置隴西郡、北地郡; 在嶺南地區設置象郡、桂林郡、南?？? 在東南地區設置閩郡、會稽郡等\\(《史記·秦始皇本紀》\\) 。秦代制定了《屬邦律》，在國內設置典客官吏，管理少數民族事宜。同時，秦朝中央政權在少數民族地區采取“謫戍民”的法律政策。從中原派大批漢人進入武陵、長沙蠻地區，帶來了先進生產工具和技術，促進了這些地區生產的發展。
《后漢書》記載: “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為蠻夷君長，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殺人者得以錢贖刑”\\(《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卷 86\\) 。這實際上是讓少數民族自己管理自己，確認少數民族習慣法的效力。
漢承秦制，十分注重對于少數民族地區的治理。在少數民族地區分別設置郡縣、屬國、都護、中郎將、校尉、都尉等進行統治，以少數民族為主的縣稱為“道”，采取特殊的治理方式，在中央設置大鴻臚，專門管理少數民族事宜。對于歸順的少數民族酋長，漢王朝封其官職，賜印綬，令其就地按原來的方式進行統治。杜佑《通典·職官十五》說: “漢制，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侯國為相，秩次亦如之。皆秦制也，漢因之?！奔爸翝h興，中央王朝在苗族先民居住的地區建立了更加完備的郡縣制，但是在“苗蠻”集中的地區，仍只能是對其首領皆“賜印綬”，實施“羈縻”統治。秦漢時期中央王朝統治者的民族羈縻政策，客觀上穩定了各少數民族地區的秩序。
唐朝對于治理少數民族的指導思想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唐太宗提出: “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痹谥袊鴼v史上第一次將少數民族和漢族同等對待。唐律中出現了專門處理有關民族關系的法律條款: “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奔醋鹬亓烁髅褡宓娘L俗習慣，又維護了國家法律的效力。
唐朝統治者將“蠻夷之俗，羈縻而已”的綏撫政策進一步完善，在其統治的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羈縻府州制?！缎绿茣さ乩碇尽酚涊d: “唐興，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諸蕃及蠻夷稍稍內屬，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其大者為都督府。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皆得世襲。雖貢賦版籍，多不上戶部，然聲教所暨，皆邊州都督、都護所領，著于令式?！绷b縻府州制度在不改變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和社會制度的基礎上，使得各民族首領具有相對獨立的自治權力，保證了國家的統一和邊疆的穩定。
元明清時期，中央王朝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治理達到了又一高度。元朝將金后期的行省制度推行于全國，在遼陽、嶺北、甘肅、云南、湖廣、四川等少數民族聚居區皆建立行省，“唐所謂羈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賦役之，比于內地”\\(《元史·地理志》卷 58\\) ，加強了對于少數民族地區的直接管轄。元朝政府針對各少數民族地區的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治理模式，在南方地區，在羈縻制的基礎上實行了土官土司制度，加強了對少數民族酋長的控制。明朝完善了土司制度，并且在一些條件成熟的地區開始“改土歸流”，取消了土官的各種特權。清雍正年間進行大規模的“改土歸流”，對于鞏固國家的統一，促進民族交流意義重大。
歷代王朝在對于民族地區的行政管理方面，都設有專門負責民族事務的機構，明確其管理民族地區和民族事務的各項職責，如先后有典客、大鴻臚\\(兼管\\) 、宣政院、理藩院等; 在民族地區設有道、屬國、左郡左縣或僚郡俚郡、羈縻州等機構，元明清又歷經了土司制度的存廢及改土歸流等。在司法制度方面，則有歷代民族地區的審判、調解、仲裁、赦免等制度。
三、“大一統”思想下的民族自治
在追求華戎同軌的同時，中央王朝對民族地區一直奉行的是漢夷兩制、分而治之?！傲b縻府州”的設置本質上是一種中央王朝的間接統治方式?！抖Y記·王制》中的關于“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五方之民，言語不同，嗜欲不同”等方面的民族差異的記載，“因俗而治”、“以夷治夷”一直是歷代統治者制定和推行民族法制、政策的基本指導原則之一。特別對于那些難以控馭或鞭長莫及的少數民族，歷代王朝實行漢夷分制、分而制之的政策?！短坡伞穼⑵渲贫然?，規定“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之條文。唐王朝對少數民族實行“以本俗法”的政策，即各族內部的犯法事件，按各族的習慣法處理; 只有各族間的糾紛，才按國家法律處理。這就等于給少數民族一定的行政管理權利和立法自治權，對于維持社會穩定與建立秩序起到了積極作用。
在古代民族政權中也實行“因俗而治”，如契丹建立大遼政權，推行“因俗而治”，規定“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遼史·百官志》卷 45\\) 。以漢族為主體建立的中原諸朝的羈縻政策是針對周邊少數民族，而少數民族政權的羈縻對象則是轄區內的漢族及其他民族。遼代的南北面官制度、西夏、金代的的藩漢官制，都體現了“因俗而制”、分而制之的原則。元明清的民族自治權則進一步制度化、法律化了。元朝為了加強對少數民族酋領的駕馭與控制，創立了“蒙夷參治”之法，官有“流”、“土”之分，開始了“土司制度”。清朝除土司制度和大規模的“改土歸流”外，還制定、完善了盟旗制度，伯克制度，達賴、班禪和噶廈制度等，清朝時期的民族立法達到了頂峰。
“分而治之”與“因俗而治”是清朝推行民族自治政策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清廷根據邊疆地區各民族的情況“因俗而治”，另一方面為了強化清王朝對邊疆民族的控制，采取“分而治之”，使之隔絕、封閉，從而限制和縮小邊疆民族首領的權限。為了加強中央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管理和統治，又兼顧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清政府頒布了一系列適用于少數民族地區的單行法規，主要有適用于蒙古族的《蒙古律》，適用于蒙古、西藏、青海的《理藩院則例》，適用于寧夏、青海、甘肅等地少數民族的《西寧青海番夷成例》、《回律》，適用于新疆地區的《回疆則例》，適用于藏族的《禁約十二事》、《酌定西藏善后章程》、《藏內善后章程》，適用于西南苗族地區的《苗律》等，體現出清朝“分而治之”的民族自治原則:
1. 對于蒙古族聚居地區，實行盟旗制度。盟旗制度是參照滿洲八旗制度的組織原則，在蒙古民族原有的適用游牧民族的兀魯斯、土綿、鄂托克和愛馬克制度的基礎上建立的。盟、旗之上，有清政府駐防將軍、都統、總督、大臣的管轄。
2. 對于西藏地區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并且以法律形式確立了中央政府對西藏的國家主權。早在元代就對西藏地區進行了政教合一的統治，并由宣政院直接管轄。至十八世紀中葉，清政府命令七世達賴喇嘛掌管政權，建立達賴、班禪和噶廈制度，規定僧俗官員的品位、職權、名額，頒布《藏內善后章程》又稱《欽定西藏章程》等，著名的“金瓶轉世”制度就是由此創立的，使活佛的繼承人制度法律化，并且強化駐藏大臣的職權，駐藏大臣督辦藏內事務，應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平等，共同協商處理政事。
3. 對于新疆地區根據不同情況因地制宜進行管理。漢族聚居地區實行與內地相同的州、縣、保、甲制，維吾爾族聚居地區沿用原有的伯克制，但對伯克加強管理和約束，還有些地區實行扎薩克制。并在新疆設立“總統伊犁等處將軍”\\(簡稱伊犁將軍\\) 作為統治新疆的最高行政軍事長官。
清朝前期對維吾爾族原有的封建領主制———伯克制基本上沒有觸動，道光二十三年，清政府刊刻頒行了《回疆則例》，繼承了清朝在統一回疆初期立法中的“伯克”制度，只是廢除了伯克的世襲制，將其改為任免制，使新疆地區的伯克轉化為清朝的地方官員。扎薩克制實行于新疆天山北部游牧部族，主要是準噶爾人，其次是哈薩克人。扎薩克制基本上保留了游牧部族原有的社會組織形式，扎薩克是世襲的?！痘亟畡t例》貫穿著清王朝的因俗設官、因地制宜的民族立法原則，對于治理、穩定新疆回部起到了積極作用。
結束語
中國古代的法制追求“一統與自治相結合”的民族秩序，其思想基礎與以儒家為代表的華夏文明相一致，中國古代從周朝開始，逐漸形成一種“化外主義”的治邊觀，與此相應地也逐漸形成了自秦漢以后“羈縻而治”的治邊思想，并且一脈相傳，日臻完善。也正因如此，在中國古代任何一個少數民族建立政權，都要逐鹿中原爭得正統地位，儒家文化對于華夏各族影響深厚。儒家的邊疆觀始終是一種帶有優越感的“化外”邊疆觀。儒家堅持“天下大同”的家國觀，堅持“有教無類”，將教化與禮、仁相結合，構成禮教的基本要義; 儒家在政治上主張“和為貴”，禮教本身也包含著和平主義的特征。因此，歷代王朝堅持“守中治邊”、“安人寧國”，“因俗而治”，從而形成了中國古代“一統”與“自治”相結合的民族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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