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現代化是中國現代化問題中的核心，因其獨特的可描述性和類比性而成為現代化理論實證的常用范疇。但中國法制現代化究竟能否作為概括整個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范本\\(如同英美\\)，卻值得深入探討。要明白這個問題，首先要認識法律在傳統中國文化與社會體系中的地位。事實上，專制主義時代的中國是一個以宗法為基礎的禮法國家，法律是建立在禮教與道德體系上的附屬物。傳統社會中幾乎所有的社會關系都是靠禮儀道德來調節，法律只不過是一種隨時可變更的統治工具，所謂“法者，君之命也;人君思政以出令，而貴賤賢愚莫可得違也，則君位于上，而民氓治于下矣”。
正是因為法律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微不足道的地位，在經歷百年現代化努力的進程里日漸成為話語關注的焦點，最終成為變革的核心問題，這本身構成了中國現代化通過法制現代化來反映的命題?！霸谥袊话俣嗄甑纳鐣冞w中，法律轉型或許是最值得關注的。這不僅是由法律在現代社會中的重要性決定的，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我們摒棄那種在法律職業意識和社會常識中廣泛存在的視法律為可以隨社會情勢變化而隨意更易之物的淺見，轉而將法律視為一種持久的、普遍的、可以深入到社會每個空間的并且可以與其他社會現象互為解釋的文化，一種與人之心智相適配的自然之物，那么我們便可獲得對‘法律制度’之外的法律認識?！?/p>
換個角度來看，我們完全有合理的邏輯認定:法制現代化是近代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最具代表性的表現形式。
然而，將法制現代化與整個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對照來看，兩者之間還是有一個重要的區別。我們在概述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時，很容易將其起點放在“鴉片戰爭”之后的西學東漸風潮，這里面包含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乃至所謂的“同治中興”。但是，法制現代化的起點卻不能遵循這樣的劃分，因為直到19世紀末，中國官方與民間的話語里所提及的“法律”還在很大意義上是延續著“祖宗之法”的范疇。無論是《大清律例》，還是康有為、梁啟超口中的“變法圖強”，都不能用今天意義上的“法制”或現代法律體系來涵蓋。即便沈家本、伍廷芳、嚴復等人已從西律的譯介中透出法制啟蒙的意圖，即便康有為上書光緒帝“定立憲為國體，預定開國會之期，明詔布告天下”，將憲政作為一個政治目標而提出，但制約中國兩千多年的“諸法合體”、“德主刑輔”的禮法體系與以權利為主體的現代法律體系的天壤之別，還沒有實質性的突破。無論是自下而上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意愿與措施中，都沒有把法律用以限制君權并捍衛民權的價值提升到變革的終極目標中。只是以極模糊的概念和對西方法律制度的膚淺模仿，戰戰兢兢地對傳統法律體系提出質疑和挑戰。因而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開端應該是較“戊戌變法”更晚的清末立憲運動，這才是“中國法制近\\(現\\)代化進程拉開的沉重帷幕”。
清末的立憲運動是近代中國實現現代化的一次重要努力，盡管它發生在大清王朝風雨飄搖、內憂外患之時，但卻在中國的現代化史上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只是學界和社會對這段歷史過程本身的認識受到社會變遷、政權易手的大背景影響，關注點從立憲的具體進程轉到了革命派與頑固派的政治斗爭層面。再加上那個時代又是英雄輩出、群雄并起、國難當頭的崢嶸歲月，少有人在這么多精彩的畫卷中去關注技術層面的政治革新。
無論如何，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憲政運動終究在1906年揭開了帷幕。這是一個什么樣的年份呢?八年前，慈禧太后在絕大部分朝廷官員和士紳的擁戴下快速終結了光緒皇帝親自主導的“戊戌變法”。六年前，由于慈禧的無知與頑固直接招來了庚子國變，其后果是國家外交及國際形象的徹底崩盤，國內也怨聲載道，分崩離析。已經被時代浪潮卷到懸崖邊緣的大清上下，無不為這些發生在身邊的事件所觸動，不由自主地思考國體的命運和出路了。其實，早自庚子國變之后，清廷的上層統治者就已逐漸認識到國家政體包含法律體系的變革在所難免。1901年返回北京的慈禧太后發布罪己詔，同時宣布實行變法，除了革命黨以外，社會各階層的政治希望都放到了變法之上。
宣布變法之初，雖然慈禧三心二意，不無敷衍之意，但朝堂上下已經遍起立憲言論。當時改良派的代表張騫在1901年慈禧宣布變法后不久，就寫了《變法平議》一文，提出了設立“議政院”的建議。海外的康梁等人也著文呼應，康有為在1902年發表《辯革命書》，倡導君主立憲;梁啟超也于同年發表《論專制政體有百害于君主而無一利》，直接批評傳統的君主專制。也是這一年，兩廣總督陶模首次以地方大員身份奏請設立議院。
1904年，兩江總督周馥單獨奏請實行“立法、行法、執法”三權分立和地方自治的立憲政體。兩廣總督岑春煊奏請“欲圖自強，必先變法;欲變法，必先改革政體。為今之計，惟有舉行立憲，方可救亡”。外交使臣因處時代前沿，其立憲主張比地方大員還要積極。早在1901年6月，出使日本大臣李盛鐸倡議君主立憲，在變法條陳中寫道:“查各國變法，無不首重要憲綱，以為立國基礎。惟國體、政體有所謂君子、民主之分，但其變遷沿改，百折千回，必歸依于立憲而后底定?！?/p>
1904年3月24日駐各國使臣孫寶琦\\(駐法公使\\)、胡惟德\\(駐俄公使\\)、張德彝\\(駐英公使\\)、梁誠\\(駐美、墨西哥、秘魯大臣\\)等聯名電請宣布立憲，“仿英德日本之制定為立憲政體之國”。
在社會輿論與地方要員的推動影響下，連滿洲貴族為主體的朝廷重臣也形成了立憲共識。其中載澤、端方等人不僅力主立憲，而且以“五大臣”之一的身份出國考察憲政。載澤甚至提出:“憲法之行，利于國，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若非公忠謀國之臣，化私心，破成見，則必有多為之說以熒惑圣聽者?！彼€站在超越民族偏見的立場說:“方今列強逼迫，合中國全體之力尚不足以御之，豈有四害一家自分畛域之理?至于計較滿漢之差缺，競爭權力之多寡，則所見甚卑，不知大體者業?！?/p>
1905年，日本海軍在對馬海峽全殲俄國太平洋艦隊，其指揮官是以“一生低首拜陽明”自詡的東鄉平八郎。而更深的背景則是一個已經實現了立憲君主制的新日本帝國打垮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專制君主國俄羅斯帝國。正是這樣的局面使得最保守頑固的慈禧作出了也許是她一生中相對明智的決斷。
1905年7月，她在召見大臣時表示:“立憲一事，可使我滿洲朝基永久確固，而在外革命黨亦可因此渦滅，侯調查結果后，若果無妨礙，則必決意實行?！?905年底，慈禧太后派出載澤、端方等五大臣考察東西洋各國立憲狀況。半年之后返國的載澤等人一致認同立憲，他們的理由基于三點:“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漸輕”，“三曰內亂可彌”。慈禧終于在1906年9月頒布上諭，“預備立憲”。
在慈禧一干人眼里，中國的憲政模式不是效仿英國的“虛位君主制”，更不是美國的共和民主制，而是追尋日本的立憲君主制:君權在上，憲法在下。隨后，清廷又派大臣達壽于1908年考察日本憲政，確定了以日本《明治憲法》為藍本，再變本加厲地維護君權，終于1908年8月公布了《欽定憲法大綱》和《九年籌備清單》。其中十四條皇室大權與九年的漫長預備立憲期卻使得朝野真心立憲的積極分子被澆了一盆冷水。而嗣后的皇族內閣的出臺更昭示了清廷單方面主導的立憲運動簡直就是“進一步，退兩步”的行為。
但是憲政的熱情已經高漲起來，隨著慈禧的亡故，清廷單方面的意愿已不可能完全支配民意。立憲派利用新成立的咨議局發起了幾次大規模的請愿運動。特別是張騫以“至于三，至于四，至于無盡，誠不已，則請亦不已”的請愿決心從1909年到1910年多次努力，終于迫使清廷作出一定讓步，將預備立憲期從九年縮短為五年，并擬于1913年召開國會。而同時期革命黨人的幾次大規模武裝起義也向清廷側面增加了壓力，被迫加快了立憲進度。
當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后，清廷已經完全失去立憲的主動權，匆匆忙忙于當年11月拋出了《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簡稱《十九信條》\\)。這相比于此前的《欽定憲法大綱》有了本質性的區別，前者是以捍衛君權為根本目的的法律條款，而后者則是把皇帝真正置于憲法之下，并且通過資政院代行國會權力，將預備立憲期縮短為零。應該說，這是近代中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憲法文件?？墒?，當時的大清已是窮途末路，亡局已定。這個《十九信條》連試行的機會都沒有了。這倒應了托克維爾的一種提法:革命不是在最糟糕的時候發生，往往都是在一個制度開始自我修正的時候，就是鐵幕打開的時候，這往往是最脆弱的時候。
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立憲運動，保守與失敗的過程卻無法掩蓋其作為法制現代化開端的地位。當然，立憲運動是當日法制現代化的一條主線，但卻不是唯一的線索。在伴隨立憲運動轟轟烈烈展開的同時，以沈家本、伍廷芳為首的技術精英卻開天辟地地為中國引進、修訂了一系列現代法律框架?！洞笄逍滦搪伞?、《大清民律》、《大清商律草案》、《刑事訴訟律草案》、《民事訴訟律草案》等等都算得上是對傳統法律體系徹底的摧毀。立憲運動的根本意圖算是落空了，但它的歷史價值卻并沒有因此而打折扣。它相比于過去有著非常鮮明的幾個特點，這注定了歷史在這里是一個偉大的轉折點。
1．清末立憲運動與中國歷史上的歷次變法有著本質上的差別
從歷史的角度來觀察，中國的歷代變法都沒有觸及制度的根本管理模式和價值體系，只是體制內的政策調整。舊有法規的平衡杠桿從未被打破。當然，中國傳統的法律體系與其說是一個健全的法制系統，還不如說是一種傳統道德模式和儒家倫理支撐的家法系統，是一個對于除了君主之外只講義務不講權利的規范。歷史上轟轟烈烈的變法如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看似為整個管理體制的大調整，但卻沒有對改變權利與義務關系有任何突破，仍然是將一切權力置于絕對的君主專制框架之下。即便是與立憲運動時間上最接近的“戊戌變法”，也是在專制君主的推動下對舊制度中具體的規章與律令作出有限調整。所以康有為只能搬出孔子來托古改制，而中國傳統的禮法體制是沒有自我否定的功能與機制的。雖然康梁等人也在變法中引入了制度變革的觀念，但從變法者那里發出的詔書依然與歷次變法無本質差別。
康有為在覲見光緒皇帝時曾提到“所謂變法者，須自法律制度先后改變。今所言變者，是變事耳，非變法也?！逼鋵?，康有為等人也許已經認識到憲政中國與他所在的大清帝國的遙遠距離，但他當時所能做的只能是借重皇帝在體制內去做力所能及的改變。
這也是維新派的悲劇所在:體制天生的弊病依賴體制的維護者來治療，結果可想而知。但跳出成敗論價值的眼界來審視“戊戌變法”卻發現正是這場失敗的變法潛移默化地改變了舊制度內相當數量的實權人物的思維模式。所以三年后，當慈禧宣布改革時，就有不少官員士紳直接提出立憲建議。因而我們視“戊戌變法”為立憲運動的一次思想啟蒙也毫不為過。
但立憲運動與“戊戌變法”的性質是有根本差異的:前者是徹頭徹尾地創造一種新制度，后者是在挽救一種舊制度。從法律的角度來看，一個是立法程序與法律體系的全盤改變，一個是政治制度的合法調整?！胺ㄖ片F代化乃是一種內在與外在的互動，也是一種傳統與現代的互動”，而清末的立憲運動正是觸及了傳統與現代的互動，從傳統模式進入現代法制模式的有益嘗試。即便身居高位的清廷統治者也許并沒有真正意識到憲政國家意味著權力制衡，憲法的最高價值不是保護君權而是保護民權，但他們至少把這種制度變革當作拯救政權與重建國家權威的一種努力。這樣的局面在早幾年是無法想象的。也許正是內憂外患、走投無路的時務所迫，也許正是朝野上下開明之士的救亡熱情所動。在這個歷史的關頭，中國政治體系中最保守的勢力作出了一系列的妥協與讓步。中國的政治與法律運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透過現代化的舞臺，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幕。
2．立憲運動反映出的法律救國模式是世界上諸多走向現代化國家的必經之路
法律救國對于近代中國而言是一條曲折往復、刻骨銘心的道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后，主權日漸淪落，特別是租界存在和治外法權的喪失，成了大清帝國永久的傷痛?？梢哉f近代中國的法律救國就是從力爭收回治外法權的努力中展開的。在19世紀末，通過嚴復等人的思想啟蒙，中國社會上層知識分子已經逐漸形成了法律救國的思想。他們希望通過改變中國既定的法律體系，使之與國際接軌，進而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與平等對待。在立憲運動以前，刑部侍郎沈家本就已帶領專人修訂了《大清新刑律》等依照西法修訂的法律。自立憲運動開始以后法律救國的目標就已不僅僅是收回治外法權了。清廷上層已有不少人意識到法律制度的變革將帶給中國一個全新的政治生活模式。憲法不過是最為簡單易懂的法律條文，但它卻解決了政權的歸屬與權力的分配問題。
如果說載澤與慈禧是希望通過立憲來維存君統，那端方等人就是從西方憲政模式中看到了制衡君權的作用，他在《歐美政治要義》中認為，立憲國家的政治中樞已經不在君主，而在憲法。憲法的最終制訂權在于人民的代表機構國會，強調選擇世界普遍實行的“共議憲法”的形式。
端方等人的意識無疑是具有現代性的，可惜持這種觀點的當權者只是少數。但這至少說明法律救國的觀念已經逐漸深入人心，它展現出的漸進式現代化道路在清末的中國社會中不乏支持者。
縱觀世界，進入現代化的國家都有立法之革命經歷。英國的漸近型民主何以能確立，正是通過《權利法案》、《王位繼承法》等系列法令將君主的權力拿出與人民分享，更進而限制君主權力。其后的議會改革也是通過立法將貴族鄉紳與大資產階級的權力一步一步地分與普通勞動者。立法上的爭持取代戰場上的刀光劍影，雖然耗時頗長，但通過協商立法所確定的權利比什么都牢固。美國自有憲法起就將其視為不可逾越的權威，雖然有過多次修正，但憲法的框架卻牢牢將美國政府的權力限定在民主與共和的理想范圍之內。法國革命雖然波折較多，但《人權宣言》和《拿破侖法典》那種綱領性的時代精神將君主制的復辟王朝、七月王朝、第二帝國推向現代民主的潮流。
所以，不管是憲法還是普通的法律，一旦能在一個國家的政治權威中得以確立，那么這個國家便已經在走向現代國家的道路上邁出堅實的一步?？蛇@個真理在清末立憲運動中卻沒有完全兌現。中國社會與文化的復雜性也注定了法律救國的曲折性。
3．立憲運動反映了中國社會價值觀念的更新
可能有人會以為立憲運動的組織參與者多為滿清貴戚和社會上層，立憲運動的思想始終束縛于舊制度的框架。其實，這個問題應該反過來理解。在舊制度下，連最保守的一類人都已或多或少地開始接納較為先進的思想，這正反映了現代性的觀念已經逐步滲入了舊制度的每一個細胞。以慈禧、載澤、端方為首的統治者們能接受或部分接受憲政觀念實際上已經表明了中國社會觀念跨越了傳統文化中的三個障礙。
這便是“華夷之辨”、“義利之辨”、“體用之辨”?！叭A夷之辨”是中國主導的漢文化氛圍中一個根深蒂固的文化區分與種族區分心理。所謂“進于中國則中國之，進于夷狄則夷狄之”便是強調華夷界限的分明。對于已經以中國的主人自居的滿清而言，他們也曾是以一種偏執的優越感站在“華夷之防”的立場上來審視西方的，所以乾隆皇帝曾經傲慢地要求馬噶爾尼屈膝下跪。但是100年后，在一次次地與西方沖突中遭遇失敗后，滿清那點優越感終于逐漸褪去。特別是甲午敗于曾經的納貢之邦，庚子國變于西夷數個彈丸之國的合力遠征，這完全摧毀了“華夷之辨”的任何底氣。1905年的日俄戰爭再一次把文明與政治體制的優劣對比呈現于國人面前，他們終于意識到再拒絕先進的事物只能意味著毀滅。所以馮桂芬所言的“法茍不善，雖古先吾斥之;法茍善，雖蠻貉吾師之”正反映了這種心態的轉變。
“義利之辨”是沿承宋元理學所探討的核心價值觀問題。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顯然是主張義理為上。一句“君子不器”便成為中國士大夫階層上千年的道德倫理準則。雖然早在宋代就有陳亮等人倡導“王霸并重，義利雙行”，但直到晚清，畢竟是儒學正統占據了官方的意識形態。尤其經過乾嘉學派的考據輯佚，重義輕利的思想貫穿于社會價值體系的方方面面。
這里面當然包括了中國傳統的禮法體系。所以，在傳統的《大清律例》中，只有臣民的義務，絕無臣民的權利。那么，當要以開篇即講權利的《憲法》作為國之根本大法時，必然對傳統的義利觀是一徹底的顛覆。其實，西方租界和殖民地的管理模式已經和滿清治下的中國社會形成鮮明對比，再加上官員和士紳階層中不少人通過書刊報紙甚至親身游歷留學來了解西方，人們對西方社會文化中的“功利主義”、“達爾文主義”都已逐漸了解與接受。特別是中國幾十年來在國際競爭中割地賠款的慘痛教訓更是深刻地改造了國人的義利觀。梁啟超就高呼:“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利而立者乎。對于禽獸而倡自貴知類之義，則利己而己，而人類之所能主宰全世界者賴是焉;對于他族而倡愛國保種主義，則利己而己，則國之所以能進步繁榮這賴是焉?！?/p>
富國強兵的呼聲早就蓋過了傳統的義利觀?！绑w用之辨”實際上是“華夷之辨”的延伸。晚清曾在初次應對西方文化挑戰時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點。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也是此意。但甲午戰敗后，國人對制度與文化的質疑日漸高漲。就是張之洞本人也發生了思想轉變，他在《江楚會奏變法三折》中雖然仍強調中學為體，但在采用西法的主張里又明顯超越了當年對西學的謹慎態度。
當1905年，慈禧的新政廢除科舉考試后，新式學校迅速發展起來，中國士人傳統的“學而優則仕”的發展模式發生了重大改變，諸多的士人進入工、商、法政、軍事學堂，而這些學堂的知識體系和文化背景完全是以西學為基礎的。所以，當《憲法》作為新鮮事物被移植引入時，國人不再是持懷疑、抵制的態度，而是翹首以盼。這與體用觀的轉變不無關系。
4．清末立憲運動是晚清最廣泛的一場社會運動
我們之所以稱清末的立憲為一場“運動”，而不是傳統的“變法”，正是因為其廣泛的社會動員與參與以及極富現代性的政治請愿模式的普及。立憲運動之初是由朝廷自上而下領導的一場規模有限的政治改革。但當朝廷上下都卷入立憲浪潮中時，民間力量的加入就改變了這場立憲運動的性質。它已不是一場政治變革，而是一場社會運動!“戊戌變法”之前的“公車上書”不過匯集了上千舉子。而當預備立憲的上諭發布之后，民間請愿開國會的浪潮一年高過一年，全國各省均踴躍參與。從1907年開始，一直持續到清朝滅亡，請愿的規模由幾十人擴大到幾十萬人。
特別是咨議局成立后，地方代表參與政治的熱情與欲望空前高漲，以張騫為首的立憲派連續發起三次全國范圍內的請愿運動，力爭早日召開國會。在第二次請愿中，請愿書已有三十萬人署名，這在當時交通、通訊都極為落后、識字率極低的中國確實已是一個了不得的數字了。正是因為立憲派的請愿和民間輿論的呼吁，清廷不得不一步一步退讓，預備立憲期從十二年減為九年、六年、三年，皇族內閣也在聲討浪潮中垮臺，最后的《十九信條》也是輿論的反映。除了參與人數多之外，參與的階層也涵蓋廣泛，這一點甚至超過了英國的《憲章運動》，民間參與的人包括士紳、商人、市民，官方參與者包括王公貴族、朝廷重臣、封疆大吏、駐外使節、軍官士兵。這幾乎涵蓋了清末社會的所有階層。就連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也從另一面推動和刺激了立憲運動。梁啟超曾指出，“革命主義進一步，則立憲主義必進一步”。
甚至今天我們都很難想象，在一百年前，整個社會所能發出的聲音都是在呼喚一紙法令。誰能說這不是一場充滿現代性的社會運動?立憲運動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從現代化研究的視角來看，成敗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是這次運動是承接了兩個交替時代的重要環節。我們不能說沒有這場運動中國社會就永遠走不進現代化，但卻可以說有了這場運動，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法制現代化才轟轟烈烈地拉開了序幕。進入民國之后，又有數次憲政運動上演，但沒有哪一場運動不與清末的立憲運動相關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