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現代性法律思想在明末清初的產生與表現

（一）明末清初士大夫對君主專權的批判和“分權”思想的產生
明朝法律思想發展首先表現在批判尊君和君主專制的思想，對于中國這個有著兩千年封建君主專制傳統的國家來說，能夠產生這種思想難能可貴。對君主專制的批判表現的最為激烈的就是中國的士大夫階層，在那個天崩地解的時代，他們以滿腔的怒火揭露了封建專制制度的危害，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君主專制存在的正當性：比如，黃宗羲認為：君主獨夫式的專制并不是上古仁君的統治方式，因為“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
現世的君主專制只是后世君主貪婪成性，為謀一己私利而造成的，他們“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因而“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他進一步指出“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
此外，黃宗羲還反對君主把百姓視為自己的囊中私物，認為正是君主對民眾百般的剝削才導致人民生活困苦，他憤慨地指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唐甄對君主專權的批判更甚于黃宗羲。首先，他從平等的觀念出發，否認君主的神性，所謂“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這就意味著君民之間至少在人格上應該是平等的，即“抑君”.
其次，他將封建帝王視作“賊”,并認為“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他的論證理由是：“殺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猶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謂之賊乎！”再次，唐甄將明末清初的世事動亂、人民凄慘的生活歸咎為帝王之過并毫不掩飾其對封建君主的憎惡。
唐甄在《潛書》中對君王質問說：“治天下者惟君，亂天下者惟君?！∪藖y天下，用小人者誰也？女子、寺人亂天下，寵女子、寺人者誰也？奸雄盜賊亂天下，致奸雄賊盜之亂者誰也？……毒藥殺人，不能殺不飲者?！妓幧?，不能生不飲者?！劝賰|萬之生民，握于一人之手，撫之則安居，置之則死亡，天乎君哉，地乎君哉！”進而，唐甄認為那些荼毒百姓的帝王“雖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殺一人之罪?！?br>黃、唐二人的反專制思想都是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傳統封建綱常思想的反抗，帶有近代啟蒙思想的深刻內涵。相比之下，王夫之對君主專制的認識就沒有黃、唐二人深刻激進：王夫之的總體思想還是尊君，忠君的。他認為君臣綱常是不應該被廢除的，否則就會“庶人可凌跳乎天子，而盜賊起”,因為這種綱常的存在是“原于天之仁，則不可無父子；原于天之義，則不可無君臣”.
但是，與一般的士大夫盲目愚忠所不同，王夫之也提出了限制君主專制的思想，即為了約制君主的至高大權不被濫用，應該設計一套由天子、宰相、諫官“環相為治”的獨特的制衡機制。
“宰相之用舍聽之天子，諫官之予奪聽之宰相，天子之得失則舉而聽之諫官；環相為治，而言乃為功。諫官者，以繩糾天子，而非以繩糾宰相者也?！边@種以皇帝為中心的制約機制的出現與明清之際朝中無相的事實有很大關系，因為包括王夫之在內的許多士大夫都認為正是明朝無相致君權無所約束最終招致國家的滅亡。
為了限制君主專權，總結有明一朝國中無相，宦官專權的亡國教訓。黃宗羲也提出了“分權”這一具有現代憲法意義的概念，具體措施包括：第一，恢復設置宰相，防止因君主集權的過度膨脹給國家帶來災難，黃宗羲論述說：“古者不傳子而傳賢，其視天子之位，去留尤夫宰相也。其后天子傳子，宰相不傳子；天子之子不皆賢，尚賴宰相傳賢足相補救，則天子亦不失傳賢之意。
宰相既罷，天子之子一不賢，更無與為賢者矣，不亦并傳子之意而失者乎！”“使宰相不罷，自得以古圣哲王之行摩切其主，其主亦有所畏而不敢不從也”,即通過設立宰相之位抑制了君主的恣意妄為。第二，賦予學校以議政之權力，預防國家政策決絕于一人而致失誤。因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而學校的功能不僅在于“所以養士也”,還可以“……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學校，而后設學校之意始備”.
學校既立，則“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學?！币簿涂梢赃_到“使當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為非是，將見盜賊奸邪懾心于正氣霜雪之下，君安而國可保也?！边@種理想的境地。值得注意的是：明朝的分權思想雖然是在明清兩朝取消丞相這一官職的前提下而產生的，但是絕不僅僅限于對丞相這一官職的廢立與否的討論中，它更多的表達了明末清初先進士大夫階層對封建君主集權的否定，帶有一種與西方啟蒙運動中的分權思想相似的內涵。
（二）明末清初法律思想現代性的產生及其表現
1.黃宗羲的“天下之法”論證了現代意義上一部真正的法律存在的正當性，即立法為民。黃宗羲認為：明末清初的法律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即這種法律既不利于百姓的生產生活也不利于國家的長治久安，只是君主專權的工具，“所謂非法之法也”.
真正的法律因該是君主為天下公利所立之法，因為“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經營者，為天下也”,意即君王是為了天下百姓而治理國家的，因而其所指定的法律必須要能夠為百姓謀福祉除禍患，只有符合這一目指定的法律才是真正的為天下所共同尊奉的法律。他在《原法》中指出：“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
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無養也，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無衣也，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無教也，為之學校以與之；為之婚姻之禮以防其淫；為之卒乘之賦以防其亂；此三代以上之法也，未嘗為一己而立也“.但是現在，君王們所立的法律卻僅僅是為了一己一姓的私利所服務，即”后之人王，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為之法?！包S宗羲指出，這種以”一家之法“
的身份存在的法律喪失了作為”天下法“而存在的理論基礎和現實意義，因此不能被看作是真正的律法，意即這種法律成為了”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斑@種求諸于法律本身的價值而非法律的工具性價值來論證法律存在的正當性無疑是對中國傳統的法工具論的突破。
2.唐甄的法律理念。唐甄反對封建君主的獨夫式統治，但非常重視法律在治理國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首先，他提倡依照法律治理國家，法律應該與時俱進。唐甄在他的《潛書》中描述了法律存在的重要性，即”國中無法，雖眾不一，其主可虜；軍中無法，雖勇不齊，其將可禽“,”凡為國之道，善后有定制，亂制有定刑。明法不置丞相，其后孰敢言置之！“且”蓋法所不及，則不可禁，法之所及，則易禁也。也就是說，法律關乎著一個國家的存亡，因此君主不僅要重視法律制并制定一部通行全國的律法，還應該按照法律的規定治理國家，不可以僅依個人的好惡來隨便的役使百姓。
此外，法律還必須因時制宜，因為“圣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商周之衰也，不易禮而滅。蓋禮之既壞，如美木積久而有蠹朽，不可以為宮室。是故圣人之興也，隨時制法，因情制禮，豈有不宜者！”唐甄進一步指出，法律并非是萬世不易，它的制定必須符合百姓的需求，對于不符合百姓需求的法要懂得及時變更，即“君子行法，為從為更，何常之有！行之而民悅，則行之，從其所欲也；行之而民不悅，則不行，更其所不欲也?！逼浯?，唐甄還認為法律應該具有普遍適用性。這就要求法律適用時不僅要消滅權貴特權的存在，還應該先拿封建官吏和富豪權貴開刀，對他們先刑、重刑、嚴刑。即“夫刑自貴始，自寵始，自近始，刑乃威，威而民畏。刑于命獄，于鬻獄，于奸獄，刑乃清，清則民服?！币驗椤坝行┯H貴大臣手握權柄，執掌法政，只知‘營田園，計子孫’而‘心不在民';他們挾天子以令諸侯，狐假虎威，凌駕于法律之上，知法犯法，執法犯法，肆無忌憚，為所欲為，荼毒天下；他們結成朋黨，打擊執法守法的賢才，橫行無度?！?因此善于治理國家的君王必定會“刑先于貴，后于賤；重于貴，輕于賤；密于貴，疏于賤；決于貴，假于賤，則刑約而能威。反是，則貴必市賤，賤必附貴。是刑者，交相為利之物也，法安得行，民安得被其澤乎？”

二、明末清初現代性法律思想產生的原因

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我們可知：明末清初的現代性法律思想的產生與當時的經濟的發展有著內在的根本的聯系。
明末清初之際我國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從土地的流轉關系來看，明末清初戰亂不斷，16世紀開始推行的永佃制將經營權和土地所有權相分離，土地的高度集中又使許多農民淪為佃戶，例如顧炎武在《日知錄集釋》卷l0中說，明末“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什九”,所有的這些都促使農民逐步脫離土地的束縛走進手工業工廠成為雇工。
從商業的發展看，大的商幫也逐步出現?；丈?、晉商、陜商三個最大商幫均形成于16世紀早期，廣東、福建兩個海外貿易商幫形成于16世紀中期，其余最晚不出17世紀前葉。從商人的地位來看，經濟的發展提高了商人的地位，傳統的“士農工商”就業結構中商人數量不斷增加。明后期棄農就商、棄儒就商、致仕就商記載屢見。
但是，由于我國長達二千年的傳統封建帝制根深蒂固，資本主義萌芽的力量尚不足以摧毀封建統治的上層建筑，即封建君主專制。因此，摩擦就不可避免的發生了：一方面，經濟的發展要求實現商品的自由流通。另一方面，明末清初的君主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對商人橫征暴斂，多加限制。馬克思在他的《資本論》中曾說“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但是腐朽的封建君主專制是無論如何都不會承認這種平等性的，這種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內在矛盾或許就是明末清初法律思想現代性產生的根本原因。
其次，明末清初的戰亂動搖了封建專制君主的統治基礎。
雖然明末眾多的農民起義為清王朝的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礎，但是清王朝以“蠻夷”的身份一統天下還是引起了士大夫階層的深深思考。他們還將明朝的滅亡與明太祖廢除丞相、改革官制、加強集權導致明末以錦衣衛、東、西廠為首的特務組織荼毒人民危害社稷的行為相聯系，黃宗羲曾把明太祖廢相看作是明代政治的首要弊端，說“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边@些有識之士認真思考君權與民本之間的關系，使得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在批判君主專制統治的基礎上超越了此前“尊君”的民本思想，主張維護‘天下公利’的法律代替維護君主個人私利的‘一家之法'.

三、對明末清初法律思想的評價

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在階級社會中，每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明末清初的法律思想也帶有明顯的時代特征：首先，這一時期產生的法律思想無疑是具有巨大的進步性的。它們反對君主專政提倡“天下公利”,反對“一家之法”提倡“天下之法”;它們還努力將皇帝拉下神壇，提倡平等。
其次，我們還必須承認這一時期的法律思想具有無法擺脫的階級局限性和時代局限性。黃宗羲也好，唐甄也罷，他們都只是反對極端的君主政治而不是想從根本上廢除封建君主。因而，他們的法律主張從根本上來講也只是為了更好地鞏固封建王朝的統治，維護既定的封建秩序。這與以“自由，平等，博愛”和“天賦人權”為理論基礎的西方十八世紀資產階級啟蒙思潮相比，具有不徹底性。
當然，考慮到中國二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統治和儒家綱常倫理思想的控制，結合這一時期出現的資本主義經濟萌芽來分析，我們依然認為明末清初的法律思想較之前人具有突破性的發展，這些帶有現代性的法律思想在今天看來依然熠熠生輝。

【參考文獻】
[1]吳光萬斌著?！短煜聻橹鳎狐S宗羲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黃宗羲?！睹饕拇L錄》。中華書局，2011年版。
[3]唐甄?！稘摃?。中華書局，1963年版[4]顧炎武著?！度罩浖尅?，（清）黃汝成集釋。（清）岳麓書社版，1994版。
[5]吳承明?！?6、17世紀中國的經濟現代化因素與社會思想變遷》。來源于網絡。
[6]《明末清初法律思想的現代性分析》蘇鳳格《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01期。
[7]毛澤東選集（卷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