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的折杖法由宋太祖建隆四年\\(963\\)宋太祖趙匡胤命令大臣制定折杖法作為對重刑實施的代用刑罰,將原來五代十國紛繁復雜的重刑刑種直接折抵成杖刑進行執行,即把原來的笞刑與杖刑折抵為臀杖進行執行;徒刑折抵為脊杖執行,執行完畢后予以釋放;流刑折抵為脊杖執行,脊杖執行完畢后于本地配役一年;加役流同樣折抵為脊杖刑,脊杖執行完畢后不再流放,就地配役三年.通過這種折抵執行從而使"流罪得免遠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減決數",體現了宋朝統治者在刑罰制度上的慎刑思想,客觀上緩和了社會矛盾,而且在徽宗時又對徒以下罪的折杖刑數重作調整,減少對輕刑犯的危害,這樣既能夠保持在全國范圍內刑種的統一也能夠確保刑罰執行輕重的統一,使得在原來五代十國的刑罰體系基礎上構建了宋代自己的刑罰體系.宋代通過折杖刑建立的刑罰體系,也有著自身的弊端,對于那些反抗統治的刑罰并沒有減刑,死刑同樣也沒有折抵刑罰,這樣就容易產生刑罰畸輕畸重的局面,對社會發展也產生了負面影響,所以在折杖刑建立以后,宋代的整個刑罰體系也圍繞這一制度進行構建,由于刑罰核心不是法律規范的行為,這樣會造成刑罰架構的逐漸不合理,產生了諸如刺配刑這樣的與刑罰發展不相適宜的制度,對整個宋代刑事制度都有極大的影響.

一、宋代的折杖刑及其產生的背景

1.折杖刑出現的社會文化因素.在法律制度及法律思想方面,宋代繼承了隋唐發展較為成熟的封建法律體系,將法家思想進一步與儒家思想相融合,通過刑罰的適用來達到對被統治階級的控制與威懾;同時,宋代也繼承了漢代以來形成的融禮于刑的基本刑罰體系的構造,將更為溫和的禮作為冰冷的刑的外表,在達到社會統治的同時又讓百姓內心認同刑罰的合理性.宋代中央集權的目的,就是通過法律和刑罰來實現的.社會經濟發展方面,宋代的商品經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科學技術水平大幅度提高,人們的文化素質也有所提升.經歷唐末的動亂以后,少數民族政權逐漸繁榮,具有少數民族風俗特色的法律規范在小政權王國林立的唐末建立起來,國家的法制由統一逐漸分化為不同的法律地域.因此在宋代建國的時候面臨一種尷尬的境地,統治者既要突出自己統治的進步性,在法律上至少要與唐代接軌,同時又要兼顧當時各地不同法律規范\\(這也與宋代建立時軍事力量偏弱有很大關系\\),這樣只能建立起一種調和各地的"政策"\\(唐代以前"法律"與"政策"的概念相對還是十分清晰的,皇帝的命令通常作為"政策",在效力上要低于制定法的"法律"的,而在中央集權程度越來越高的宋代",編敕"成為一種和法律地位相等甚至更高效力的法律,政策與法律的界限越來越小\\),折杖法就是當時最為有效的政策性法律.
2.折杖刑出現的政治因素.建國之初的中央集權政策下,統治者不僅將目光放在行政權力和軍事權力上,還對社會和地方的經濟權力進行了嚴格的控制,采取了一系列的集權措施,首先,改革相權和監察權,實現了皇權的高度集中和官員行政權的嚴格監控.在宋代以前,相權是最為重要的中央行政管理權,漢代時期宰相是中央政府的最高長官,代表中央政府行使一切最高行政權力,包括最高行政決策權、最高行政執行權和最高行政監察權在內,其中最高行政監察權的監察范圍不僅包括對朝廷大臣的監察,還包括對皇室的監察.而到了宋代相權已經沒有了最高的決策權,宰相僅僅是為皇帝草擬文書的官職,監察權不僅從相權中分離出來,不再監督皇室,反而被用來監督相權,這個過程體現了皇權的集中和相權的削減.
其次,改革軍事權,達到了軍權的皇帝控制.宋代建立于五代十國以后,開國皇帝趙匡胤本是后周大將,后來在大將的擁護下取代當時皇帝而取得皇位,因此建國后趙匡胤一直對武將心有余悸.同時,在五代十國時期,朝代更替頻繁,其主要原因無非有兩個,一個是宰相專權架空皇帝取而代之,另一個是武將專權擁兵謀反,進而取得皇位,這些變化也使得宋代的統治者在建國之初就十分擔憂宰相和武將會因上述原因取而代之.所以在一面削弱宰相權力的同時架空武將的實權,在軍事政策上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規定地方不可以擁有軍隊,帶領軍隊打仗的將領不得擔任行政職務,那些擁有戰功的功臣武將在"退役"以后只能在京城擔任具有一定級別的"名譽"官職,可以領俸祿但是不能再指揮軍隊,這樣就限制了軍人反叛的可能;同時對于在各個地方戍守帶兵的軍官也由中央統一調派,定期調換,以免軍隊與將領的關系和感情越來越深.在軍種方面,宋代存在著兩個主要的軍種,一個是廂軍一個是禁軍,廂軍就是主要從事戍邊和勞役的軍隊,這些軍隊年齡較大,體力較差,又因為實行了終身制,因此戰斗力較差;禁軍是從精壯的年輕人中選拔的身體強壯的士兵組成的隊伍,這部分軍隊數量少但是較為精良,早期是專門戍守京城的軍隊,后來發展成為主要的軍事力量,禁軍由皇帝直接調配.宋代的這些軍事改革客觀上加強了中央集權,但是也降低了軍隊的戰斗力,使得將士的戰斗積極性下降,兵將不熟悉使得軍隊的執行力也有所減弱,最終使得在軍事方面遠遠不敵周邊的少數民族,在與契丹和女真族對峙的過程中一直處于弱勢,這一情況也改變了宋代的刑罰策略.最后,改革稅收制度,剝奪了地方財政權,同時對地方大戶經濟進行嚴格的限制.在這一系列的政策之下,統治階級與百姓,中央與地方的矛盾逐漸被激化,在這種情況下,北宋朝廷逐漸將建隆四年推行的折杖法作為常態法適用,作為減刑的依據,依此來緩和社會矛盾.

二、折杖刑對當時刑事制度的影響

1. 折杖法及其實施概況.折杖法在宋代的發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作為刑事制度,指導并統一全國的刑罰適用,廣泛適用于刑罰執行;第二個階段是制度補充階段,由于折杖刑的廣泛使用,刑罰畸重畸輕的現象越來越明顯,朝廷又采取了相應的補充政策來達到對這種現象的彌補,從而形成了宋代特殊的刑罰體系.
在第一個階段,折杖刑在宋初制定之時,為了改變五代十國期間法律的混亂和刑罰的苛責,在制定宋刑統的過程中在原來后周刑法和唐律基礎上加入了折杖法,即將原來的笞刑、流刑和加役流通過折抵杖刑的形式來達到對刑罰使用的簡化.然而,這種刑罰執行方式到了后期逐漸顯現出來了其不足之處,依照折杖法,笞杖刑一律折換成臀杖,杖后釋放;徒刑折換成脊杖,杖后釋放;流刑折換成脊杖,杖后就地配役一年.其中加役流則脊杖二十,就地配役三年.
這樣在客觀上減輕了刑罰的適用,使一些原本要處以重罰的犯罪行為減為杖刑這種較輕的刑罰來進行執行.但是依照宋刑統當中的規范,折杖法并不適用死刑和反逆以及強盜等重罪,這樣就出現一種本來判處徒刑的行為減為了杖刑,而比其行為稍微嚴重的行為卻可能判處死刑,這種死刑也無法減免,這樣不僅會造成司法的不公正,同時這種畸輕畸重的刑罰也逐漸失去了百姓對法律的信任,造成在司法實踐當中的阻力越來越大,腐敗越來越多,影響了整個刑罰體系的社會效果.在這種情況下,宋代統治者也采取了積極的措施進行了改革,設置了一些特殊的政策來達到對這種畸輕畸重的刑罰的補充.比如,在北宋后期,國家就將原來作為臨時性政策的刺配刑轉化成為常態刑予以適用,刺配刑主要適用于死刑,甚至包括叛逆、強盜等重罪,在執行上不執行死刑而在罪犯面部刺字后執行流刑或者徒刑,這樣在客觀上就緩和了宋代刑罰適用的輕重差異.然而,刺配刑畢竟屬于一種肉刑,在法律發展史上早在西漢時期就已經被廢止,宋代在文化高度發達的社會中出現這一制度可以說是法律發展史上的倒退,而這種倒退的根本影響因素就是當時特定的刑罰體系.
2.折杖刑對刑事制度的影響.在宋代法律發展上乃至在中國的法制發展上,折杖法有著雙重意義.一方面,折杖法作為在混亂時代之后的制度,它有效地解決了法制混亂、刑罰差異較大、刑罰偏重的現象,使得國家法制得到了有效統一,推動了社會進步;另外一方面,這種僅僅以刑罰為核心的"減刑",脫離了犯罪行為和犯罪后果本身,這樣就在實質上忽略了犯罪與刑罰的因果聯系,出現畸輕畸重的局面,從而影響刑罰的社會效果,之后雖然又進行了修補,但是這種修補又影響了整個刑罰體系的完備性.
折杖刑是宋代特有刑事制度,這一制度是在當時五代十國之后國家法制混亂、刑罰偏重的情況下制定,目的是為了規范刑罰體系,減輕刑罰適用.同時,宋初的高度中央集權政治也使得社會矛盾被激化,為了緩和社會矛盾,朝廷也將這一減刑政策作為"仁政"的一部分予以推行,從而使折杖法逐漸成為宋代刑罰體系的主要架構.
由于折杖法將徒刑、流刑和笞刑減為杖刑,減輕了大部分刑罰,同時又不對死刑和反逆、強盜等重刑進行減刑,使得國家刑罰出現畸輕畸重的局面,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宋代后期又出現了一系列的針對死刑和重刑的減刑政策.所以說,從整個宋代刑罰體系來看,折杖法影響了整個宋代刑罰的價值取向以及制度構成.

參考文獻:
[1]魏殿金.宋代"折杖法"考辨[J].南京大學法律評論,2003\\(1\\).
[2]《東陸學林》編委會.宋代折杖法考論[M].云南大學出版社,2009.
[3]呂志興.折杖法對宋代刑罰重刑化的影響[J].現代法學,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