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逃亡生活與法制思想的萌發
洪仁玕法制思想的萌發與形成，離不開兩個關鍵條件：一個是接觸宗教；另一個是目睹中國局部地區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繁榮景象。洪仁玕之所以能背棄孔孟之道，轉而信奉宗教，與洪秀全有著直接的關系。洪秀全是洪仁玕的族兄，在青年時代，他與洪仁玕一樣，多次參加科舉考試但都落選，受到打擊之后，他大病一場。一次偶然機會，洪秀全翻出久置蒙塵的《勸世良言》，由書中的內容聯想到自己大病時的幻覺，從而認定自己是奉上帝之命來凡間誅妖除魔的。從此，洪秀全不再做儒生了，他丟掉儒家經書，改信基督，家中孔子的牌位也被上帝的牌位取而代之。1843 年洪秀全在家鄉廣東花縣創立了“拜上帝教”,動員農民群眾顛覆當朝政權；并模仿《勸世良言》完成《原道醒世訓》、《原道救世訓》、《原道覺世訓》等系列著作，他把這些著作當做“拜上帝教”的教義，還制定了儀式與教規。
洪仁玕最先加入教會，經常與洪秀全一起討論宗教和時事，這是他接觸西方宗教的開始。后來為了認祖歸宗，以取得傳教的“合法身份”,洪仁玕跟隨洪秀全來到廣州尋求基督教真理，在那里洪仁玕結識了美國傳教士羅孝全。這是他生平第一次接觸西方傳教士，但由于時間短暫，他只了解到粗淺的宗教知識，他們終因信仰不純未能“受洗”.此時的洪仁玕緊跟洪秀全的步伐，亦步亦趨，并確立了創造新世界的共同理想。洪仁玕因洪秀全而與西方宗教結緣，這為他人生的轉變埋下了根基。
隨著拜上帝教勢力的不斷擴大，其與滿清地方政府之間的矛盾逐漸激化，1852 年，在洪秀全策動的谷嶺起義中，洪仁玕被擒獲，后來僥幸逃脫，開始了久居香港的逃亡生活。在香港，洪仁玕苦心學習基督教教義，并正式皈依為基督教徒。洪仁玕革新思想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傳教士的影響。
據洪仁玕自述，在香港和上海與之有過交往的傳教士多達二十余人，現有據可考的就有英國傳教士理雅各、艾約瑟、慕威廉、麥都思，美國傳教士花蘭芷、裨治文，以及瑞典傳教士韓山文等人，其中對他影響最大的是韓山文、羅孝全、麥都思及理雅各四人。羅孝全是洪仁玕最早于廣州認識的，他揭開了西方宗教在洪仁玕心目中的神秘面紗。洪仁玕剛逃到香港的頭兩年，大部分時間與瑞典傳教士韓山文在一起，他一邊向韓山文學習基督教教義，一邊教外國傳教士學習中文。在他與韓山文交往的過程中，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經過這兩年的學習，洪仁玕豐富了基督教知識，達到了一般教徒水平，但不久韓山文便去世。
麥都思是第一個翻譯太平天國文件的外國人，他來華較早，但主要在上海布道，洪仁玕曾逗留上海數月，得以與麥都思相交，但相處時間有限。不過，據傳教士艾約瑟說，洪仁玕在上海的時候，每天早餐前都與麥都思誦讀《新約圣經》一小時，這使洪仁玕對基督教義和圣經又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在眾多傳教士中，當屬英國傳教士理雅各與洪仁玕關系最為密切，主要原因不是他們結交時間最長久，而是因為他們滿足了彼此的心理需求。
一方面，洪仁玕以理雅各傳教助手的身份，接觸到更多本原的基督教知識，以使自己逼近宗教真理，同時借助于他在華的人脈關系，擴大自己在教會圈中的影響，從而建立自身的社會支持網絡。另一方面，理雅各還是一位漢學家，他對中國儒家文化很感興趣，曾翻譯過很多儒家經典，通過洪仁玕這位深諳中國儒家典籍的基督徒，他可以更直接地了解中國傳統文化淵源。洪仁玕在太平天國執政期間，曾將其治國方案《資政新篇》的手稿交給理雅各，此外，他還借職務之便邀請各國傳教士來太平天國做訪，這些足以證明他與傳教士之間的緊密聯系。
在洪仁玕勾畫的法制社會中，他充分吸收了傳教士宣揚的基督教的平等觀念及人道主義精神，但傳教士對他的影響不只限于宗教方面。洪仁玕所交往的傳教士大多還從事著外國書籍的譯介工作，如《植物學》、《重學》、《大英國志》、《聯邦志略》、《地理全志》等都是他們翻譯過來的，洪仁玕通過他們廣泛接觸到西方先進的自然科學知識和文化，拓展了視野。韓山文生前還贈與他《世界地圖》、遠望鏡、指南針、寒暑表作為紀念。這些新奇的經歷激發了洪仁玕了解西方文化的熱忱及其對西方科學技術的崇拜之情，也成為他求助于西方民主與法制來完善自身思想體系的重要動因。
洪仁玕來到香港時，香港已被資本主義英國統治多年，如果說宗教是洪仁玕實踐改革宏圖的重要精神和理論支撐，那么他親眼目睹到的表面繁榮的香港社會則為他提供了具體改革措施的參照和素材。19 世紀中葉，殖民地香港建筑林立，商業繁榮，有英國資本家開辦的工廠、船政公司和銀行，還有禮拜堂、醫院、學館、四民院（提供給鰥寡孤獨者）等社會福利機構，更有火車、公路等現代化的交通方式。這些新鮮事物極大地刺激了洪仁玕的感官，增加了其關于發展資本主義的感性認識，并使他逐漸形成自己的政治經濟思想。此時，洪仁玕的治國理念已與洪秀全出現了天壤之別。
二、風雨飄搖的太平天國與《資政新篇》的出臺
洪仁玕在香港潛心研習宗教，并不只想做一個逃避現世的虔誠教徒，而是為了尋求治“國”（太平天國）的理論與方法。他始終沒有忘記自己身處逃亡的險境和尚未完成的革命事業。為了宣傳革命理念，他廣泛爭取外國友人的援助，以制造聲勢。1858 年 6 月洪仁玕離開香港，并歷經近十個月輾轉返回天京（今南京）。但此時，太平天國正面臨著外部清軍猛烈進攻和內部政權分裂的雙重夾擊，處于風雨飄搖中。太平天國表面宣稱男女平等和絕對的平均主義，但實際上卻沿襲了封建帝王式統治，實行森嚴的等級制度，所謂的“太平天國”只不過是一個蒙蔽百姓的烏托邦而已。洪仁洪仁玕為挽救太平天國的危局曾試圖實行資本主義法制改革，但終因大勢已去而未能付諸實踐，然而他的改革思想卻在其著作《資政新篇》中得到系統闡發。
洪仁玕 太平天國 《資政新篇》 法制思想摘 要關鍵詞□ 淄博職業學院 高 兵農民革命家洪仁玕的資本主義法制思想的到來，為太平天國注入了一股新鮮血液，洪秀全喜出望外，封其為干王、軍師，總理朝政，還另外選拔了一批青年才俊加以輔佐，試圖重振天國朝綱。強弩之末的太平政權及洪仁玕杯水車薪的孤身奮斗，已經注定了無可挽回的悲劇命運。然而，這樣的歷史征兆并沒有澆熄洪仁玕如火如荼的改革熱情，他針對太平天國落后的治理方式及內憂外患的現實情況，在最短時間內，出臺了《資政新篇》、《立法制諭》等著作，提出了全面的革新方案?！顿Y政新篇》是效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治國方略完成的，通篇充滿了西化改革的精神。全文共分四個部分“:用人察失類”“、風風類”“、法法類”和“刑刑類”,后三個部分是洪仁玕治國思想的核心，充分體現出其法制意識。
所謂“風風類”是指要學習西方文化，移風易俗，大力推廣宗教善意，他注重教化民眾，極力反對“不教而罰”,帶有把宗教教義法律化的傾向。所謂“法法類”是指要學習西方的法制精神，完善法律制度，這一方面事關人心向背，像倫理綱常、教養大典之類，都應予以立法，以明確行事標準。所謂“刑刑類”則是指要制定刑罰，嚴肅法紀，他盡量按照《圣經》的條文來確立刑法原則，要求善待輕犯，并對犯人一視同仁，沒有偏倚。這些改革主張不僅具有濃厚的法制色彩，還體現了平等和人道主義原則。
如果從立法、執法和監督三個方面來看，洪仁玕的法制思想也可以被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洪仁玕非常重視立法，他認為治國要先“立政”,而立政的關鍵在“立法”.要“立法善”,首先要完善各項法律和制度建設，才能做到有法可依。1850 年太平天國正式頒布了《太平條規》和《十款天條》兩個法律文獻，但其主要內容仍然是道德教條及對倫理教義的強制推行。再比如《天朝田畝制度》，它是太平天國治國的根本綱領，具有法律效力，但從其具體條文看，它仍然是在宣揚眾生平等的思想，其實質是借助法律形式將倫理追求實體化而已。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立法”不夠完善“,法”的內容也不具有可行性，所以它只能是空洞的“擺設”.此外，洪仁玕還提出，立法之人，必先要經過磨煉，能洞悉民風人情，知識淵博，通曉上下古今，熟悉各國國情。但不足之處在于，他所主張的“立法之人”仍附屬行政系統，并不是獨立的立法機構。在設立刑法方面，洪仁玕提出合理量刑、不得株連、善待囚犯等立法原則。
在民主制度建設方面，他雖然沒引入西方民主制度，但提出了能發揚民主的辦法，比如設置“新聞官”,以上通下達，使民眾知情并參與社會管理；放置“意見箱”,以便收集民意，作為施政參考。這些辦法具有一定的民主因素，較之封建專制而言，大有進步。其次，在執法方面，洪仁玕非常注重執法者本人的素質高低，他認為有了完善的法制體系后，必須選拔既有能力又有正義感的人來執行，否則，必然有損法律的威嚴。
所謂“先禁為官者”,要先整治執法隊伍，如果執法不嚴，法律就形同虛設，久而久之便會影響長治久安。執法者要以身作則，對法律要有敬畏意識。洪仁玕能提出這種執法理念，可見其富有遠見。第三，在法律監督方面，洪仁玕提出的“新聞官”和“意見箱”等發揚民主的辦法，客觀上也起到了法律監督的作用，雖然他沒有學習到西方民主制度的根本，更沒有涉及如何建立民主制度的問題，但是他能跳出封建集權專制的社會局限，看到民主和權力監督的重要性，是歷史上的巨大進步。
洪仁玕法制思想的萌發與形成，離不開兩個關鍵條件：一個是接觸宗教；另一個是目睹中國局部地區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繁榮景象。洪仁玕之所以能背棄孔孟之道，轉而信奉宗教，與洪秀全有著直接的關系。洪秀全是洪仁玕的族兄，在青年時代，他與洪仁玕一樣，多次參加科舉考試但都落選，受到打擊之后，他大病一場。一次偶然機會，洪秀全翻出久置蒙塵的《勸世良言》，由書中的內容聯想到自己大病時的幻覺，從而認定自己是奉上帝之命來凡間誅妖除魔的。從此，洪秀全不再做儒生了，他丟掉儒家經書，改信基督，家中孔子的牌位也被上帝的牌位取而代之。1843 年洪秀全在家鄉廣東花縣創立了“拜上帝教”,動員農民群眾顛覆當朝政權；并模仿《勸世良言》完成《原道醒世訓》、《原道救世訓》、《原道覺世訓》等系列著作，他把這些著作當做“拜上帝教”的教義，還制定了儀式與教規。
洪仁玕最先加入教會，經常與洪秀全一起討論宗教和時事，這是他接觸西方宗教的開始。后來為了認祖歸宗，以取得傳教的“合法身份”,洪仁玕跟隨洪秀全來到廣州尋求基督教真理，在那里洪仁玕結識了美國傳教士羅孝全。這是他生平第一次接觸西方傳教士，但由于時間短暫，他只了解到粗淺的宗教知識，他們終因信仰不純未能“受洗”.此時的洪仁玕緊跟洪秀全的步伐，亦步亦趨，并確立了創造新世界的共同理想。洪仁玕因洪秀全而與西方宗教結緣，這為他人生的轉變埋下了根基。
隨著拜上帝教勢力的不斷擴大，其與滿清地方政府之間的矛盾逐漸激化，1852 年，在洪秀全策動的谷嶺起義中，洪仁玕被擒獲，后來僥幸逃脫，開始了久居香港的逃亡生活。在香港，洪仁玕苦心學習基督教教義，并正式皈依為基督教徒。洪仁玕革新思想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傳教士的影響。
據洪仁玕自述，在香港和上海與之有過交往的傳教士多達二十余人，現有據可考的就有英國傳教士理雅各、艾約瑟、慕威廉、麥都思，美國傳教士花蘭芷、裨治文，以及瑞典傳教士韓山文等人，其中對他影響最大的是韓山文、羅孝全、麥都思及理雅各四人。羅孝全是洪仁玕最早于廣州認識的，他揭開了西方宗教在洪仁玕心目中的神秘面紗。洪仁玕剛逃到香港的頭兩年，大部分時間與瑞典傳教士韓山文在一起，他一邊向韓山文學習基督教教義，一邊教外國傳教士學習中文。在他與韓山文交往的過程中，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經過這兩年的學習，洪仁玕豐富了基督教知識，達到了一般教徒水平，但不久韓山文便去世。
麥都思是第一個翻譯太平天國文件的外國人，他來華較早，但主要在上海布道，洪仁玕曾逗留上海數月，得以與麥都思相交，但相處時間有限。不過，據傳教士艾約瑟說，洪仁玕在上海的時候，每天早餐前都與麥都思誦讀《新約圣經》一小時，這使洪仁玕對基督教義和圣經又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在眾多傳教士中，當屬英國傳教士理雅各與洪仁玕關系最為密切，主要原因不是他們結交時間最長久，而是因為他們滿足了彼此的心理需求。
一方面，洪仁玕以理雅各傳教助手的身份，接觸到更多本原的基督教知識，以使自己逼近宗教真理，同時借助于他在華的人脈關系，擴大自己在教會圈中的影響，從而建立自身的社會支持網絡。另一方面，理雅各還是一位漢學家，他對中國儒家文化很感興趣，曾翻譯過很多儒家經典，通過洪仁玕這位深諳中國儒家典籍的基督徒，他可以更直接地了解中國傳統文化淵源。洪仁玕在太平天國執政期間，曾將其治國方案《資政新篇》的手稿交給理雅各，此外，他還借職務之便邀請各國傳教士來太平天國做訪，這些足以證明他與傳教士之間的緊密聯系。
在洪仁玕勾畫的法制社會中，他充分吸收了傳教士宣揚的基督教的平等觀念及人道主義精神，但傳教士對他的影響不只限于宗教方面。洪仁玕所交往的傳教士大多還從事著外國書籍的譯介工作，如《植物學》、《重學》、《大英國志》、《聯邦志略》、《地理全志》等都是他們翻譯過來的，洪仁玕通過他們廣泛接觸到西方先進的自然科學知識和文化，拓展了視野。韓山文生前還贈與他《世界地圖》、遠望鏡、指南針、寒暑表作為紀念。這些新奇的經歷激發了洪仁玕了解西方文化的熱忱及其對西方科學技術的崇拜之情，也成為他求助于西方民主與法制來完善自身思想體系的重要動因。
洪仁玕來到香港時，香港已被資本主義英國統治多年，如果說宗教是洪仁玕實踐改革宏圖的重要精神和理論支撐，那么他親眼目睹到的表面繁榮的香港社會則為他提供了具體改革措施的參照和素材。19 世紀中葉，殖民地香港建筑林立，商業繁榮，有英國資本家開辦的工廠、船政公司和銀行，還有禮拜堂、醫院、學館、四民院（提供給鰥寡孤獨者）等社會福利機構，更有火車、公路等現代化的交通方式。這些新鮮事物極大地刺激了洪仁玕的感官，增加了其關于發展資本主義的感性認識，并使他逐漸形成自己的政治經濟思想。此時，洪仁玕的治國理念已與洪秀全出現了天壤之別。
二、風雨飄搖的太平天國與《資政新篇》的出臺
洪仁玕在香港潛心研習宗教，并不只想做一個逃避現世的虔誠教徒，而是為了尋求治“國”（太平天國）的理論與方法。他始終沒有忘記自己身處逃亡的險境和尚未完成的革命事業。為了宣傳革命理念，他廣泛爭取外國友人的援助，以制造聲勢。1858 年 6 月洪仁玕離開香港，并歷經近十個月輾轉返回天京（今南京）。但此時，太平天國正面臨著外部清軍猛烈進攻和內部政權分裂的雙重夾擊，處于風雨飄搖中。太平天國表面宣稱男女平等和絕對的平均主義，但實際上卻沿襲了封建帝王式統治，實行森嚴的等級制度，所謂的“太平天國”只不過是一個蒙蔽百姓的烏托邦而已。洪仁洪仁玕為挽救太平天國的危局曾試圖實行資本主義法制改革，但終因大勢已去而未能付諸實踐，然而他的改革思想卻在其著作《資政新篇》中得到系統闡發。
洪仁玕 太平天國 《資政新篇》 法制思想摘 要關鍵詞□ 淄博職業學院 高 兵農民革命家洪仁玕的資本主義法制思想的到來，為太平天國注入了一股新鮮血液，洪秀全喜出望外，封其為干王、軍師，總理朝政，還另外選拔了一批青年才俊加以輔佐，試圖重振天國朝綱。強弩之末的太平政權及洪仁玕杯水車薪的孤身奮斗，已經注定了無可挽回的悲劇命運。然而，這樣的歷史征兆并沒有澆熄洪仁玕如火如荼的改革熱情，他針對太平天國落后的治理方式及內憂外患的現實情況，在最短時間內，出臺了《資政新篇》、《立法制諭》等著作，提出了全面的革新方案?！顿Y政新篇》是效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治國方略完成的，通篇充滿了西化改革的精神。全文共分四個部分“:用人察失類”“、風風類”“、法法類”和“刑刑類”,后三個部分是洪仁玕治國思想的核心，充分體現出其法制意識。
所謂“風風類”是指要學習西方文化，移風易俗，大力推廣宗教善意，他注重教化民眾，極力反對“不教而罰”,帶有把宗教教義法律化的傾向。所謂“法法類”是指要學習西方的法制精神，完善法律制度，這一方面事關人心向背，像倫理綱常、教養大典之類，都應予以立法，以明確行事標準。所謂“刑刑類”則是指要制定刑罰，嚴肅法紀，他盡量按照《圣經》的條文來確立刑法原則，要求善待輕犯，并對犯人一視同仁，沒有偏倚。這些改革主張不僅具有濃厚的法制色彩，還體現了平等和人道主義原則。
如果從立法、執法和監督三個方面來看，洪仁玕的法制思想也可以被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洪仁玕非常重視立法，他認為治國要先“立政”,而立政的關鍵在“立法”.要“立法善”,首先要完善各項法律和制度建設，才能做到有法可依。1850 年太平天國正式頒布了《太平條規》和《十款天條》兩個法律文獻，但其主要內容仍然是道德教條及對倫理教義的強制推行。再比如《天朝田畝制度》，它是太平天國治國的根本綱領，具有法律效力，但從其具體條文看，它仍然是在宣揚眾生平等的思想，其實質是借助法律形式將倫理追求實體化而已。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立法”不夠完善“,法”的內容也不具有可行性，所以它只能是空洞的“擺設”.此外，洪仁玕還提出，立法之人，必先要經過磨煉，能洞悉民風人情，知識淵博，通曉上下古今，熟悉各國國情。但不足之處在于，他所主張的“立法之人”仍附屬行政系統，并不是獨立的立法機構。在設立刑法方面，洪仁玕提出合理量刑、不得株連、善待囚犯等立法原則。
在民主制度建設方面，他雖然沒引入西方民主制度，但提出了能發揚民主的辦法，比如設置“新聞官”,以上通下達，使民眾知情并參與社會管理；放置“意見箱”,以便收集民意，作為施政參考。這些辦法具有一定的民主因素，較之封建專制而言，大有進步。其次，在執法方面，洪仁玕非常注重執法者本人的素質高低，他認為有了完善的法制體系后，必須選拔既有能力又有正義感的人來執行，否則，必然有損法律的威嚴。
所謂“先禁為官者”,要先整治執法隊伍，如果執法不嚴，法律就形同虛設，久而久之便會影響長治久安。執法者要以身作則，對法律要有敬畏意識。洪仁玕能提出這種執法理念，可見其富有遠見。第三，在法律監督方面，洪仁玕提出的“新聞官”和“意見箱”等發揚民主的辦法，客觀上也起到了法律監督的作用，雖然他沒有學習到西方民主制度的根本，更沒有涉及如何建立民主制度的問題，但是他能跳出封建集權專制的社會局限，看到民主和權力監督的重要性，是歷史上的巨大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