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和社會都得到了快速的發展，民主法治進一步健全，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建成，這些成就與黨的正確領導和政府的高效執行力是密不可分的，但隨著經濟社會的深入發展，在政府執行力方面出現的新問題也更加凸顯出來，行政執法不作為、亂作為，甚至不經集體討論、履行相關程序輕率做出行政決策，給國家和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了巨大甚至是不可挽回的損失，這些現象的存在不僅損害了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公信力，更深深地傷害了人民群眾的心。因此，如何更好地加強對權力運行過程和結果的監督與問責，保障行政權力正位、高效運轉，這一問題目前已成為了理論界與實務界共同面臨的一大難題。
一、我國行政問責現狀
2014 年 10 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于實施。各級政府依法全面履行職能，推進機構、職能、權限、程序、責任法定化，推行政府權力清單制度。健全依法決策機制，建立行政機關內部重大決策合法性審查機制，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權基準制度，全面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制。強化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完善糾錯問責機制。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堅持以公開為常態、不公開為例外原則，推進決策公開、執行公開、管理公開、服務公開、結果公開。這些規定充分體現了我黨和政府完善行政問責制度的決心和力度。
行政問責制是指問責主體依據一定的標準、原則，遵循一定的方式、時限和步驟，對沒有履行或錯誤履行相應職責和義務的行政人員進行責任追究，要求他們承擔相應否定性后果的一種制度規范。在我國，行政問責依據問責發起主體的不同，可以分為內部問責和外部問責，內部問責主要是指行政系統內部的問責，而外部問責主要有權力機關的問責、社會公眾的問責和新聞媒體的問責等，本文主要立足于權力機關的問責，即各級人大及人大常委會的問責。近幾年經常會看到有行政人員被問責，但就目前而言，行政問責主要集中在突發公共事件領域，在重大的突發公共事件中，數名失職官員遭問責，紛紛落馬，行政問責的理念深入人心，并在實踐中不斷地發展完善。完善的行政問責制度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維護政府的形象，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發揮法律的引導和威懾作用，增強行政執法人員的法律意識和責任意識，敦促行政執法人員更好地履行法定職責。目前，我國行政問責制度起步較晚，發展很不完善，尚處于起步和探索階段，行政問責還未從國家層面形成一套完善的制度，相應配套措施還不健全，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加深對行政問責制度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
二、權力機關問責力度不夠
當前權力機關的問責主要是指人大及其人大常委會的問責，根據憲法的規定，第 67 條第 6 項、第 7 項、第 8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職權包括：監督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撤銷國務院制定的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決定和命令；撤銷省、自治區、直轄市國家權力機關制定的同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地方性法規和決議。第 104 條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討論、決定本行政區域內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項；監督本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工作；撤銷本級人民政府的不適當的決定和命令；撤銷下一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不適當的決議”.這清楚地表明人大及其常委的監督具有最高的法定權威性，一切國家機關都必須自覺接受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監督。但是，事實上對我國行政機關的監督、問責還遠遠沒能達到法律設計者和專家學者所期望的應然狀態，法律實施的應然狀態與實然狀態之間的差距還很大，人大真正的監督、問責作用并沒有充分發揮出來，監督問責力度不夠。雖然我國憲法規定了人大對行政機關有一定的政治監督職能，如質詢、辭職、罷免、撤銷、成立針對特定問題的調查委員會等，但這些監督職能仍需進一步強化，人大常委會的監督往往表現出抽象性監督多，實質性監督少；彈性監督多，剛性監督少；一般性監督多，跟蹤監督少；事后監督多，事前事中監督少等特點。監督工作仍是人大常委會工作的薄弱環節，以至于權力機關不可能對政府實施完全的有效監督和控制，這已成為一個困擾實務界和理論界的重大難題，在實踐中很少發生政府行政官員因人大的問責而被辭職或者被罷免的情況，即使有一些地方行政首長被引咎辭職或被罷免的，往往也并非是權力機關行政問責的結果，而且大多數是發生在突發公共事件領域。從人大常委會的人員組成上看，我國長期以來一直非常注重人大常委會委員組成人員代表的廣泛性，而對他們是否具備立法的專業知識和相應經驗有所忽略，這在一定程度上使人大常委會委員變成了一種榮譽職務或身份象征，在客觀上影響了人大監督職能的充分發揮。
目前從各級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看，大多數人員年齡偏高，并且多數是兼職的。一般，除了常委會的主任、副主任以及專門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外，其余的常委會委員基本上是兼職身份，有的甚至身兼數職，專職委員的比例普遍較低。其中的大部分委員在原所在單位擔任領導職務，社會活動也比較多，沒有多少精力用于人大工作，即使召開常委會會議，也有一些委員因忙于其他事務而不能參加。他們往往囿于自身繁重的工作或快要退休、精力不足等，甚至把人大的工作當成副業，無法更多地去專注于人大常委會的工作。同時，兼職委員在行使法律賦予的監督權時，由于對本單位的依賴性過強，存在一定的利害關系，因此在履行監督問責職責時往往無法中立，甚至會過多地考慮自身或本單位的利益，缺乏敢于監督的勇氣和力度，這大大降低了人大常委會的監督效果和力度。從目前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的專業和學歷上看，法律專業人士比較匱乏，學歷偏低，人員素質參差不齊，法律法規掌握和學習不夠，不熟悉人大工作職責和業務流程，參政議政水平不高，履職意識淡薄，工作起來無從下手，審議發言時要么抓不住問題的癥結，提不出有建設性、創新性的意見和建議，發言質量不高，要么干脆一言不發。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實現人民當家做主的根本途徑。人大代表對政府工作實施監督是法律賦予的權力，人大代表對政府工作提出建議、批評和意見，是人民當家做主、管理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事務的重要形式，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內容。做好人大代表建議的辦理工作，既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也是政府密切聯系群眾、接受人民監督、加強和改進政府工作的重要途徑，因此，從中國民主政治的長遠發展的角度而言，應當進一步強化權力機關的問責，權力機關的問責理應成為行政問責的主體形式，同時對政府部門實施有效的監督和問責，也是人大機關義不容辭的責任，因此，應當真正發揮權力機關在行政問責中的主體地位。
三、強化權力機關問責的對策
（一）完善現行法律規定
依據現行法律的有關規定，人大對行政機關有一定的政治監督職能，如質詢、辭職、罷免、撤銷、成立針對特定問題的調查委員會等，但對于這些職權如何具體去行使，并無具體的程序性操作的規定，監督依據缺乏系統性和約束力，導致在實踐中很難得以真正開展和落實，而且實踐中也很少發生因人大的問責而使各級政府官員辭退或被罷免的，有鑒于此，應當完善現行立法的程序性規定，為權力機關開展行政問責提供完備的法律支撐。
（二）建立人大行政問責委員會
成立人大行政問責委員會作為專門問責機構，統一專職負責聯合各專門委員會，形成完備的技術支持，以擔負起日常問責工作，從而建立起長效問責機制，對政府的各項工作實施專業化和經?；谋O督和評估，從而避免權力機關監督抽象性監督多，實質性監督少；彈性監督多，剛性監督少；一般性監督多，跟蹤監督少；事后監督多，事前事中監督少等弊端，為問責提供有力依據，保證人大監督問責權的落實到位，以便更好地提高權力監督效果和力度。
（三）合理配置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
針對上文提到的人大常委組成人員不科學的問題，筆者認為應當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采取合理方案配置人大常委會人員組成，合理確定專職委員和兼職委員的比例，同時兼顧委員的學歷和專業，適當提高委員的學歷水平和法律專業比例，目前看來，各級人大常委會的專職化程度還不高，在條件成熟時，可以實施人大常委專職化，人大常委的專職化是指在擔任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期間不再在非權力機關的其他任何部門或單位擔任任何職務或從事具體工作。常委會組成人員在任職期間，不再擔任其他社會組織的職務，并且運用政府財政建立專職常委的辦公經費賬戶，使他們既有時間也有條件專門從事常委會的工作，集中精力履行好常委會組成人員的職責，推行人大常委專職化，有利于保證委員地位的中立性、客觀性、公正性，有利于專業化監督職能的發揮，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強化人大常委會的監督力量，實行委員專職化，是提升人大常委會監督問責力度的組織保障。
參考文獻：
[1]趙立田。地方人大常委會委員應當專職化[EB/OL]（。2005-02-01）[2015-03-02].
[2]田俠。行政問責機制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黨校，2009.
[3]劉美玲。當下我國突發公共事件中行政問責研究[D].杭州：浙江師范大學，2012.
[4]聶月巖。新時期中國行政問責制研究[D].北京：首都師范大學，2011.
